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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历史学教授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是1989年六四镇压的亲历者,她把这段历史称为人生最具戏剧性的经历
—— 当然是一场悲剧。
共产党政府总是要人们勿忘国耻,‘六四’才是中国最大的国耻日。
协助撤离加拿大人
1989年,黛安娜.拉里是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的汉学专家。六月四日凌晨,军队乘坦克进入北京,对抗议学生和市民展开镇压的那一晚,她恰好在济南做一项研究。
所有见到她的人都问,你去了天安门广场吗?她当然去了,并且对现场的工人们的出现感到欣慰。
但镇压发生了,天安门广场开枪了
— 她回忆说,每个人都在哭,不停地哭,非常悲伤。
加拿大大使馆打电话给她,要她立即回北京,一是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再有希望她回去协助撤离在北京的加拿大人。
她于四号晚间回到了北京。火车站没有计程车,她雇了一辆三轮车前往在建国门外的公寓。路上很黑,马路上甚至立交桥上都停着坦克,站在坦克附近的军人枪口对准各个方向。
他们只好骑上人行道,而三轮车司机不住地问她:你说,这是不是法西斯主义?
她和加拿大使馆人员都聚集在大使馆内,她睡在办公室,中国雇员们在紧张讨论,有多少人死亡。大使馆武官告诉他们,依然能听到枪声。
外国政府对中国即将发生什么同样毫无概念,大家都觉得恐怖、担心。加拿大政府决定撤离所有在中国的侨民。
第二天,使馆的加拿大军人开着一辆面包车出门去接载住在北京的加拿大人。
因为能讲流利的国语,黛安娜.拉里勇敢地承担起领队的责任。
她告诉加广记者,出发前,他们把车子用加拿大国旗包裹起来,人人都认得枫叶
。
街上诡异地寂静,宽敞的街道上没有车辆,沿途看到很多烧毁的车辆,偶尔还传来枪声。
记得在一处地方,他们被解放军拦住了,禁止他们入内。
她记得,战士看上去很友好,但却向她提问:我们这是在哪里?
她立即明白,这些士兵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告诉了对方位置。
加拿大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查尔斯.波顿(Charles Burton)曾告诉CBC记者,(黛安娜.拉里)无所畏惧,决心把所有加拿大人都安全地带离中国。
他称赞拉里热情洋溢,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信念和理想,而且非常善良。她是位有些古怪的阿姨,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喜欢和她在一起。
那一天,她和加拿大军人从大学宿舍、宾馆等地接到了大约 20 名加拿大人,这些人非常震惊,都不会说中文,其中一些人来到北京只有几天
。
我一直对当局敢于这样做有种冷冷的愤怒。我爱北京,我不敢相信,他们竟然真这么做了。
她和其中一部分加拿大人在6月7日乘飞机前往日本。起飞前一刻,大家还是很紧张,警察上机,一个个重新查看大家的护照,她猜测是不允许中国人离开。
她回到加拿大多伦多拥抱两个女儿的照片登上了报纸封面,颇有劫后余生的释然。
之后,每一年六四,她都会发文,或现场前往悼念活动。
六四是中国的国耻日
黛安娜.拉里表示,直到现在,自己依然相信,共产党当时一定有其他办法解决(天安门学生抗议)带来的危机,而不用暴力镇压。
作为历史学家,她认为,人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事件的意义。
中国历史上,一些日子是一直会被记住的。我们回头看,五四运动
改变了中国,尽管它规模其实不大,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彻底改变了。
六四会成为中国人一直铭记的日子,共产党在字面上或是经济上可能赢得了1989,但经济不是一个可靠的指标,因为经济会发展向上,但也会停止下降。六四事件没有赢得人心,失去了执政合法性。中国政府总要求民众记住国耻,六四才是中国的国耻日。
她认为,六四令中国流失了很多有才能的人,这个损失无法用具体的数字衡量。此外,六四之后,人们都开始专注于个人和挣钱,是激进资本主义
,再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意识形态理想了。
她还表示,三十年后,中国出现了习近平。他对中国的设计、中国当下的变化,令她联想到了文革,而这也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的体现。
在中国的日子
黛安娜.拉里一生都在研究中国,出版的十余部专著全部是中国议题。
她在六四镇压之后五年重返北京,而北京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之后,拉里多次往返加中,主要是调查她感兴趣的中国历史上内部迁徙的问题,比如闯关东,也关注中国女性问题,她的最新著作《中国祖母们》(2022年)探讨性别、家庭、和老龄化问题。
她依然会想起1964年初次去中国的情景。她介绍说,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前苏联共产党闹翻了,英国共产党拒绝再向中国派遣英语教师。
所以,中国通过英国著名亲中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物色愿意前往中国教授中文的年轻人 —— 还要拥有模范口音
(标准英式口音)。
她的朋友和李约瑟一家是世交,她于是和四、五个年轻人到了北京。
她在当时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授课,每天五个小时。她印象最深的是自己的学生,她喜欢他们,还遇到过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教师。
有一次,受到煤炭部的邀请,她前往观看了名角出演的京剧《霸王别姬》,印象深刻。
1966年初,她因为结婚而回到了英国。不久,文革爆发,其他几位年轻人也被迫离开了中国。
黛安娜.拉里回忆说,在北京,她和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夫人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成为了好友。文革前,杨宪益已经警告她,更大的事件正在到来,要做好准备。
果然,文革时期,杨宪益夫妇双双入狱。而他们的儿子杨烨经历更加坎坷,饱受折磨,精神出现异常。1979年初,杨烨在英国自杀,年仅36岁。
六四之后,拉里第一次重回北京,拜访了老朋友杨宪益夫妇。杨宪益在六四镇压之后,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而他的夫人戴乃迭当时重病在身。
文章来源: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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