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开始降临香港，《基本法》承诺的香港资本主义根基已经开始动摇。事缘11月8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召开2024年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对与会29位香港工商界代表作出训示，要求他们「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以实际行动诠释爱国爱港」。他要求香港工商界企业家不要当「评论家」、不要做「旁观者」，要当「实干家」、要做「行动派」，以实际行动强优势而求变革，积极探索新产业新业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这番说话，笔者视之为中共向香港工商界发出的动员令，动员他们按照中共的意图来挽救特区经济。
夏宝龙提「六个需要」皆政治议题非纯经济
中共动员香港工商界做甚么呢？夏宝龙提出「六个需要」：
1. 需要大家坚持以港为家、倚港兴业，巩固住、提升好香港传统优势；
2. 需要大家开拓创新，积极探索新产业、新业态，为香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3. 需要大家坚定支援特区政府，众志成城，共同推进落实长远发展规划，为香港拓展发展新空间；
4. 需要大家坚守企业社会责任，为增进民生福祉多作贡献；
5. 需要大家坚定爱国护港，面向海外讲好香港故事，维护好香港国际形象；
6. 需要大家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贡献国家的同时推动香港更好发展。
细心分析这「六个需要」，严格来说，都是政治性议题而不是纯经济性议题：以香港为家，就是要他们不要资金外移；开拓创新，就是要他们改变过去以地产为主的企业营运方向；支持特区政府，就是出资出力帮助特区进行建设；善尽社会责任，就是要他们承担一些额外的社会服务开支，或协助减低贫富悬殊程度；爱国护港，就是要他们帮忙对外宣传香港形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就是要他们到内地投资，支持中国发展。换言之，中共要香港的工商界承担一些对他们来说是不熟悉的政治任务，也不是资本家分内会做的事。
有别于过去访港时与工商界代表座谈数小时左右，夏宝龙此次与香港工商界人士的座谈安排全天进行，分为上午与下午两节，足见中共企图说服香港工商界接受这些他们并不熟悉的政治任务。
为了落实夏宝龙的要求，11月25日，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特区政府司局长和香港工商界代表考察团访问大湾区五大城市（广州、佛山、东莞、惠州、深圳），并举行粤港深化经贸投资合作交流会，考察大陆「片区开发模式」。
11月29日，港府组织近40家企业的代表实地考察新界北部都会区，了解整体规划和现场建设情况，至下午，85家企业与特区政府签署《支持及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意向书》。另外35家企业签署参与北部都会区开发项目协议32份，金额逾千亿港元，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和民生服务、创新科技、银企合作等领域。
从11月8日夏宝龙动员令开始，到11月29日各家纷纷表态（签署85份意向书和35份协议），一个月内，雷厉风行，颇有中共开始改造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感觉，更有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搞建设」的样子。
夏宝龙会工商界 标志香港步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为甚么说这次活动标志著香港慢慢步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呢？
第一，这次活动的特点是：中央命令、两办（港澳办、中联办）督导、特首落实、富豪表态。以这种手段来催迫投资，香港未之见也。
第二，经济目的政治解决。这项活动主要目的是要向香港富豪拿钱，向各人摊派投资任务。但是如何驱使富豪们不能不拿钱呢？唯有挥舞政治大棒：夏宝龙说：「以实际行动诠释爱国爱港」，李家超说：「计不计掂条数就看您爱国爱港的程度」。这种催迫投资的方式，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强迫自愿」的做法十分相似，但在香港未之见也。
第三，富豪们除了被迫投资在他们认头的项目外，还要担负一些非投资性（也不是他们历来的经营范围）的服务如民生和社会福祉事业。这等于要资本家「强迫自愿」作出无偿的捐献。以前香港不少资本家，都或多或少会做出一些无偿的社会公益的事，但由中央来督促他们这样做，则香港未之见也。
第四，富豪除了出钱之外，还要承担一系列政治任务，例如对内要支持特区政府、对外要宣传香港（所谓「说好香港故事」）。这种强迫富豪认同政府的方式，香港未之见也。
第五，富豪们「被动员」后，要人人表态，大家都要签署「意向书」，虽然所谓「意向书」只有一行字，就是「支持及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也要他们分四组逐一上台在摄影机前打开「意向书」向外表态支持（图一）。这种人人表态参与投资的方式，香港未之见也。
富豪们「被动员」表态签「意向书」 似中共50年代强迫资本家「公私合营」
这五个「香港未之见也」，就是说明大家熟悉的香港原有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已经开始过渡到一个更近似大陆的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强迫富豪集体展示自己签署了「意向书」的照片，更使我想起中共在上世纪50年代强迫资本家「公私合营」的旧事，当年大家都是被迫拿著自己「自愿」要求实行公私合营的「申请书」，向政府报到，「自动」地奉献自己的财产，见图二。
这宗新闻，令我想起在香港回归前夕，一位富豪（本港三大地产商之一）问我，中共收回香港后，对香港经济会有甚么动作？我根据中共在1949年前后接管内地北平（今日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五大城市的经验，判断一些有可能会采取的措施，包括：一，驯服当地的工商界头面人物，令他们在政治上不敢对中共的政策有异议；而对不听话的企业会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或吞并或限制迫其或就范或灭亡。二，对当地的国计民生有关键影响的行业必定会逐步掌控（通过派人、参股等手段）。在香港的情况下，这些行业是房地产、金融、海空航运、交通通讯、水电煤等公用事业）。我还提醒他们，您们房地产业的要慎密注意。三，对整个香港会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点是中共的惯性思维和动作,必然会在日后体现出来。我当时强调，鉴于「一国两制」的政策限制，中共不会在回归后马上采取这些措施，但是一旦条件成熟，或者政治上有此需要，中共必然会这样做，因为这是中共的DNA 决定的。这位富豪听后默默无语，面有不悦之色。翌日，他嘱秘书给我来电，劝我不要妄作判断，否则会影响我的 credibility（信用）。我这个「预言」终于在27年后出现苗头，可说是应验了。
- 程翔（中国问题专家）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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