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先生接受采访：回顾中国民主党创立与王炳章博士的影响

邱兰整理

 

与王炳章的初识与组党契机

朱虞夫：我和王炳章先生打交道是1998年2月他到中国来，然后他就提出来要求我们国内的人组党，这一点我可以讲，因为整个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和他是分不开的，就我个人来说，就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因为当时2月份他到了杭州，当时他就提出来要组党，可是在场的几个朋友听了都很害怕，像触了电一样，这个太危险了，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在我们之前的任何一个组党的，全部都判死刑了，没有一个活下来的，作为反革命集团首犯，没有一个在判刑的，就直接在看守所里拉出去枪毙掉了。所以大家是非常紧张，非常害怕。

我那时非常赞成他这样搞的。我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共产党它一直在欺骗国际社会，而且这个国际社会的白左派，那些左倾思潮非常厉害的领导人都相信了共产党说的那些谎言。它在欺骗整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戳穿它。那个时候也确实，很少有人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这些事情就交给那些小警察，下面那个打压打压就够了。所以当时有人不是讲，中国人不需要民主了，中国人的民主已经够了。那么当时我就是决心，就是试一下，以身试法。你不去做，你怎么能证明它在打压我们呢？就让它抓，让它打压。我们知道很危险，可是我们愿意，就是用自己的行为来告诉这个世界，共产党依旧不能相信，它没有改变，它永远都不会改变。

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和波折

朱虞夫：我们民主党6月25号去注册了。当时就是王炳章及很多海外的民主圈的朋友，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也非常振奋。6月25号注册回来以后，第二天26号王有才就被抓起来了，抓起来8个小时以后回到家里，然后就把他封在家里不准他出门了。有一个小警察就坐在他门口不走了，阻止他出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民主党，它已经控制不了，因为原来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朋友，几乎全部都逃掉了。尤其是抓人嘛，谁不怕抓人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站出来，把这个民主党拿到手上搞起来。那么王有才呢，他是不赞成我那样搞的。王有才搞的是精英政治，就是他说参加民主党的，应该有门槛。

要发展民主党的党员，需要到外地去，每个省市都去宣传，都去成立中国民主党，尽量地扩大影响。所以后来我判刑的时候，说海外势力的介入，海外势力就指的是王炳章，清清楚楚。王有才被抓起来以后，王炳章先生几乎每天都给我打电话，你们注册这个事情怎么样？我说现在就是民政部，这家是民政厅，接受了我们的注册的申请书，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等等的名单都给他们了。我说他们再研究研究，王炳章先生就说了不能等啊，我们25号去注册。因为就是那个时间正是克林顿访问中国，在西安下的飞机，正好这个时间。我们给共产党出了一个难题，如果他要抓，就是在全世界的媒体前面暴露了，这个新闻效应啊是很大的，而且很可能这次和克林顿是闹得很不愉快的。江泽民那时对美国还是有点有所畏惧的，好不容易克林顿来了，所以我们就去了。

王炳章先生说，趁着这个时间，你不要再等待，尽量把他做大做强，他说：“虞夫啊，你到马路上去，这个看到一个就发展一个，像滚雪球一样，你形成势了，他们一下子就不能消除，不能把你们消灭掉。如果你们这几个人他能回过手来把你们弄掉，就没这个戏了，做不下去，没这回事了。”他说的很对。所以我在他的启发之下，在没有人手的情况下，我自己拿了传单到马路上去散发，然后我又去找到我当年就是民主墙时候的老朋友，因为杭州的民主墙1978年，1979年初，是我和我几个朋友一起搞起来。当时加入的很多朋友大家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就去把这些他们都拉进来。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公开的、理性的、合理的。当时我告诉你，没什么秘密，你共产党要知道我们什么都告诉你，我们都向你注册了，还要怎么样。

王炳章先生：民运奠基人的贡献与牺牲

朱虞夫：所以王炳章先生是我们中国民主党的孕育者，他是海外民主运动的奠基人，这个他是功不可没的。我非常怀念他。当初有很多人围攻他、不理解他，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我前几天都在说，现在证明了王炳章是一个真正的搞民运的人，他是真正搞通了共产党的人，对共产党来说具有危害。所以他们要千方百计把他弄回去，其他人怎么不弄，其他人都不能无所谓的，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唯一能够起作用的，能够做大事的，能够干成事情的，就是王炳章先生。所以这一个民运的重大损失，也是一个重大教训。

所以我们现在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声援，因为我在监狱里待了很多年，我知道他的这种共产党的这种劳改的政策。原来他无期徒刑的，坐十年牢就可以把你放掉。有的人坐了12年，有的人14年，一般超过14年的很少了。如果判处死刑的话，按照规定14年就可以放回去了。原来是这样的，有的16年，有的18年，另外这个是他们任意决定的，没什么规定，他们可以加刑。这就是监狱司法系统的腐败，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出来。他们说可以给你减刑，也可以不减刑，这取决于你的表现。这个表现是双向的，如果你表现得不好，懒散、做得不好，只要你送钱、行贿，你照样可以出狱。所以这就是那些警察交易的手段。后来，这个刑犯的刑期又延长了，因为有人判了无期徒刑，转眼就回家了，10年就回家了，这是不是太便宜了一点？判死缓的14年就回来了，难道不太过分了吗？这个呼声很大，特别是当时那些所谓的共产党的干部，受贿以后进去了，一般到了这个期限，肯定是能出来的，他们有关系，还可以送钱。

习近平上台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无期徒刑做了多少年呢？做了18年，从法理上来说，表现好的可以放出去。如果你表现不好，是24年。王炳章先生现在坐牢已经22年了，如果按照共产党自己的做法，表现不好的人坐牢24年也是可以的，但这对于政治犯来说就特别严酷了。王炳章先生的牢，比任何人的牢都难熬。因为我自己有亲身的体会。为什么说难熬呢？任何人在监狱里都有一个盼头，有一个目标。你知道自己有多少年，做一天少一天，时间是最后能证明一切的。只要身体好，心中充满信心，时间一定会过去。但是如果共产党要给你减刑、要假释的话，你必须要认罪伏法。我是刑期做满的，不欠他们任何东西，根本不需要认罪伏法。如果想从监狱出来，必须签认罪伏法书。像王炳章这样的人，英雄好汉，他不可能去写那个认罪伏法书，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就无望的。如果一个人的心理稍微脆弱，可能会崩溃，甚至精神崩溃，坐22年牢的政治犯，唯一能坚持的就是王炳章。

邱兰问：您认为在海外举行的这些营救活动是否能够有效影响国际社会对王炳章先生案件的关注？

朱虞夫：是的,我感觉到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团结一致的, 就是要保持这样一个海外民运对共产党的压力集团，就是促进共产党变化的这么一个团队。比如说从我自己的亲身体会, 我第一次坐牢坐得非常苦非常苦,因为我没有名气, 海外没人知道,没人为我声援支持, 一直到了后来我妹妹2013年出来了, 她们直接就是到领事馆到美国去抗议了, 我牢里面的日子就好过了, 因为像普通的政治犯在牢里面被打压,领事馆也在想，人家门口都没什么动静, 他们门口整天这个动静搞得这么大, 他们脸上也是灰溜溜的, 他们上面的监控探头也在拍下面的这种东西, 有的时候他说这个事情你们能够国内处理掉就算了, 国内要处理它一件一件要下去, 那么以后又是你们这个监狱, 外面又在喊,给他们找麻烦, 所以能够改变你牢在里面的这种日子。所以你说海外的支持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王炳章先生来说，可以说你们最近的活动，已经对他监狱内的生活有了改善和改变。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一点，因为我自己就是感受过这样的情况。

同时朱虞夫先生也谈到与海内外民运合作募捐，捐赠人将与受难人家属直接接触，并表示作为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愿意提供捐赠收据或感谢状。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