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 阻止你变好的力量，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从百年前梁胡之争，到今日中国文明转型的再思考

原创 赵晓  X晓观天下  2025年12月9日

拙作《“文明的冲突”、中美关系与中国的文明转型》推出后，引发了不少朋友的深度讨论。

其中，学者周为民兄的留言尤其让我动容：

“你将此问题重新提出，大有意义！中国还未能正确地回答问题，你是再次提出了正确解！”

这几句话帮助我意识到：

我们今天谈中美关系、谈文明竞争，谈美国战略报告，说到底仍在回答一个百年前都没有回答好的问题——中国最大的敌人，到底是谁？

恰恰是这个问题，中国至今仍缺乏清醒的回答。

一、百年前的梁胡之争：一个至今未被真正理解的问题

1930 年，梁漱溟写信质问胡适：

“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帝国主义，其次是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这有什么道理？”

梁代表的是当时的主流认识：

国家受辱，是因为外敌太强。

而胡适的回答震惊了整个知识界：

“什么都归结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

“亡中国者，必中国人自己也。”

胡适并非否认外部侵略，而是指出：

• • 外敌能否欺侮你，首先取决于你是否足够弱；
• • 弱不是天命，而是你自己的制度、文化、国民性出了问题；
• • 真正击垮中国的，不是别人，而是中国内部长期累积的阻力。

换句话说：

胡适第一次清晰地把“内部敌人”置于“外部敌人”之上。

九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是否比当年更明白这个道理？

恐怕未必！

我们依旧习惯把“敌人”想象成外部势力：美国、日本、“西方”；

依旧把国家困局归咎于外部环境；

依旧用“外因解释一切”的方式来安慰自己。

所以，我在微信中如此回应为民兄：

中国仍在问题之中！

因为，直到今天，中国人仍未回答清楚：

真正挡着中国变好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二、为什么今天必须重新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文明三峡”的关键转折点。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已在国家安全战略（NSS）层面，将文明安全=国家安全，进而将中美关系定性为一场文明竞争。

美国并将全力修复、提升自己的文明作为胜利的关键。

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真正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战胜美国”，而在于能否完成自身的文明跃迁：

从传统文明 → 工业动员文明 → 现代文明。

要跨越这“三峡”，正如我在多篇文章中所一再强调的，中国必须释放三股关键力量：

方向：价值与信仰是否清晰？（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文明？）

秩序：制度能否真正现代化？（我们怎样成为好的文明？）

能量：社会活力能否被释放出来？（这个文明有没有持续的创造力？）

而真正阻止中国变好的，正是卡住这三股力量的那些结构性阻力。

这也让我们看清中国真正的敌人、最大的敌人究竟是谁？

那就是中国内部：

阻止中国变好的力量，才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是的，这些力量主要在中国内部，而不是外部世界。

三、百年前胡适看到的是“愚昧”

百年后我们看到的，是“愚昧 × 利益 × 态度”的系统阻滞。

今天重读胡适，我们发现其闪光之处：对“愚昧”的揭示仍然刺痛人心；

但也看到局限：只看到了问题的第一层，并没有系统地看清问题。

胡适后来强调制度，更在某种意义上低估了文化与心灵的深层作用——他把本不应对立的“制度”与“文化”，形成了某种不应该有的对立，沦为了中国“白左”的大师。

而在今日中国，阻止国家变好的，已不只是单纯的愚昧，而是一个由愚昧 × 既得利益 × 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共同织成的、系统性的阻滞结构。

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力量。

（一）第一类阻力：

让国家“丧失方向”的力量——信仰危机、价值真空、叙事替代与文明迷失。

一个国家要跨越文明三峡，必须先回答一个“what”的问题：

“我们要成为怎样的文明？”

但今天的中国，在至少三个方面被结构性困住：

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信仰、法治、透明、责任、自由、公信力——被弱化甚至被怀疑；

以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替代文明层面的对话，使社会无法形成真正的共识；

对世界的看法，从开放转向封闭，从自省转向怨恨，从学习转向敌视。

结果就是：

一个无法从罪性层面悔改进而明确文明方向的国家，只能在战术上勤奋，在战略上迷失。

那些不断模糊方向、制造仇恨、阻止社会思考“我们要成为什么”的人和结构，就是第一类阻力——阻止中国找到文明方向的力量!

（二）第二类阻力：

让国家“无法形成现代秩序”的力量——制度僵化、权力惯性、拒绝改革。

要从“动员型文明”进入“法治型文明”，必须回答一个“how”的问题：

“我们如何成为好的文明？”

制度不改革，文明就不能升级。

而今天阻止制度更新的力量，表现在：

不愿透明，不愿接受问责；

不愿真正走向法治，而是停留在“人治 + 特权”；

不愿以能力本位来评价人与机构，而是继续以关系与忠诚为主；

不愿意权力被制度性地限制；

不愿承认社会的共治角色；

不愿引入成熟的现代治理结构与规则。

这些力量把中国锁在“高动员、高集权、高不确定”的第二峡，而无法进入“法治、宪政、现代治理”的第三峡。

这类力量，就是第二种敌人：

阻止中国形成健康秩序的力量!

（三）第三类阻力：

让国家“没有能量”的力量——压制创新、限制社会、扼杀主动性。

一个国家的强弱，当然与军力相关，但更根本地取决于社会能量：

有没有大量敢想敢做、敢于承担的人？

有没有无数自发的创造？

而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现实：

不信任社会，而是把社会当成“风险源”；

不释放市场，而是习惯用行政命令替代规则竞争；

把创新当成“不可控变量”，而不是未来动力；

把人才当“可以调配的资源”，而不是有尊严、有主体性的公民；

把批评当威胁，而不是修正错误的机会；

把社会活力视为“维稳对象”，而不是现代文明的最大财富。

结果是：

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却常常显得缺乏创造力、缺乏公共精神、缺乏自组织能力。

这就是第三类敌人：

扼杀国家能量的人和机制！

四、把某国当成“头号敌人”，是愚昧的回潮

找出挡着中国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今天，你我都能看到一种流行的“敌人叙事”：

有人动辄把某国视为“心头大患”；

有人一提到世界就只剩下“斗、打、抗”；

有人认为某国是中国崛起的唯一障碍；

有人把文明竞争理解成文明仇恨；

有人把国际秩序想象成纯粹的阴谋与丛林。

但真正懂一点历史的人都明白：

一个国家的衰落，几乎从来不是被别人打败，而是被自己拖垮。

德国如此，苏联如此，秦帝国亦如此。

如果一个国家内部既不肯面对贫穷与愚昧，也不肯面对制度和利益结构的问题，只会在怨恨中越走越窄。

因此，可以这样说：

把某国当作最大的敌人，是愚昧的回潮；

找出真正挡着中国变好的人和结构，才是真正知识分子的使命。

五、结语

中国今天最需要的，是胡适的勇气与文明的自省。

为民兄说我“重新提出了正确的问题”，我诚惶诚恐，却也因此受到鼓励和启发。

因为：

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想象出来的敌人，而是更多被说出来的真相；

不需要更多的对抗喧嚣，而需要更多的文明反思；

不需要不断寻找“谁害了我们”，而需要勇敢地承认“是谁阻止我们变好”。

百年前，胡适的声音穿越时空：

“亡中国者，必中国人自己。”

然而，胡适难免受时代与专业所限，说破并未看破。

而今天，我们必须在这一句后面，再加上一句：

挡着中国跨越文明三峡的那三股力量——

迷失方向的力量；

拒绝秩序更新的力量；

扼杀社会能量的力量——

才是中国及中国人民真正、最大的敌人。

阻止中国变好的力量，就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这个敌人包括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常常就是罪性、愚昧、自义的一部分。

愿中国有勇气面对真正的敌人，愿我们能直面自身；

也愿我们这一代人，哪怕只是做一点微小的事；

也要成为推动中国文明转化的人，而不是阻挡文明前行的民族罪人。

文章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