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不可骂习近平的“假客观”网红操作

海外中国军事网红“说真话的徐某人”近日公开录音档，披露中共开出高价，试图收买他的具体细节。DW客座评论员黄锦钟分析指，徐案的价值在于揭示中共对网红统战的典型模式，也清楚划设“批共不批习”的红线。由于这类统战手法的成本低、风险小且可量化绩效，利于向上“交差”，因而受到中共基层统战人员爱用。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共统战工作向来隐蔽，很难一窥全貌，只能透过零星个案，尝试拼凑。假设这次徐某人释出的录音档为真，未经过任何伪造，外界可藉此更准确掌握中共收买网红的策略手段和运作模式。

就徐案来看，中共的操作手法包括“制造指挥联系断点、伪装客观超然立场、软硬兼施加大威逼、可以批共不可批习”等特点。

徐案背后的中共网红统战模式

首先，透过“中间人”接触，意图制造物色吸收、利诱拉拢的必要“断点”，不仅可以分散任务失败时指挥链曝光的风险，也可将内部咎责及外界批评，转嫁给中间人承担；同时淡化官方直接“下指导棋”的强制性色彩，降低目标对象的戒心。

在徐案中扮演“掮客”角色的是自称具有官方情报工作背景的网红“落日海盗”。就一般情战行动惯常使用的手法来看，也不排除“落日海盗”是中共精心安排的“掩护”身分，表面看来与普通网红无异，实际上可能是一组职业统战人员在幕后操作。

其次，考量长期收买亲中网红的边际效益递减，恐怕无法有效突破“同温层”，所以刻意挑选政治立场相左的反共网红作为吸收对象，并依照网红的“频道属性、制作风格、专业知识”等，个别指派外宣任务，进而极大化统战工作效果。

从本案来看，徐某人的频道以经营军事议题为主，且向来以“说真话”的敢言形象著称，对中共而言，是操作台海安全问题的绝佳人选；加上徐客观中立、不偏颇的叙事风格，对华人知识社群具说服力，因此从他口中说出“台湾军事不足”的影响力大。

第三，采取“金钱万能”的土法炼钢作法，针对具有舆论影响力及发展潜力的网红，开出难以拒绝的诱人价码来吸收；另一方面，则对网红的人身安全与行动自由，加大恫吓。以徐案为例，中间人表明北京已掌握徐某人海外行踪，且语带威胁称可对其实施“长臂管辖”，甚至暗示恐牵连父母，种种作为都在制造恐惧、迫徐就范。

第四，明确划设“不能骂习近平”的言论红线，但除此以外，可以接受对共产党适度批评，企图展现对网络创作自主的尊重及包容，同时也表达诚意，藉此提高网红参与中共外宣计画的合作诱因。换句话说，网红只要在北京订下的基本規范内“照本演出”，既有的自由发挥空间，看似不会遭到太大干扰。

吊诡的是，从“可批共不可批习”的潜规则切入探讨，进一步反映出当前中国“上至官场、下至民间”都必须独尊习近平的讽刺现象。过去中共标榜的“党领导一切”早就不复存在，而当“习大于党”已是既成事实，“尊习”成为唯一不可抵触的红线。

徐案是对台统战工作的重要拼图

徐案主角虽然是海外中国网红，但放在中共加强渗透各类自媒体、不断扩大对台统战面向的“遏独促统”策略脉络下，徐案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其他台湾网红遭吸收案例有高度关联，并且紧贴台湾时政、两岸关系及台海安全等重大情势变化。

根据徐某人自述，中间人是在2024年9月表明吸收；无独有偶，不具名的台湾国安人士于相同时间点透露，中共邀请包括台湾在内的各国网红赴新疆旅游，宣传新疆“和乐融融、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试图洗刷西方对北京长年迫害新疆人权的批评。同年12月，台湾知名反共网红八炯也推出纪录片，揭露中共收买台籍网红的统战手法。

而解放军曾分别于2024年5月及10月，对台从事“联合利剑-2024A”、“联合利剑-2024B”两场大规模围台军演。若进一步结合前述中共收买网红案例来看，似乎与这两场军演相互呼应，藉由“分进合击、一硬一软”操作模式，扩大军演的威慑叙事。

一方面，试图透过徐某人的军事频道，用“伪中立、假客观”的不愠不火分析视角，分阶段炒作台湾军力不足问题，目标是升高台湾内部的失败主义情绪，进而强化军演对台湾社会的实质威吓。另一方面，藉由台湾网红制播的赴中旅游影片，致力营造“中国生活美好”的正向氛围，以此突显民进党施政无方、弱化赖清德政府的民意基础，并同步放大台海情势“兵凶战危”的对比效果，使台湾人民对共党统治心生嚮往。

持平而论，徐某人频道的主要受众应是以海外华人社群为主，军事安全也并非台湾社群使用者最关注的议题类别，自然不是台湾网红的重点经营领域；讲白了，即便徐某人被中共收买，他对台湾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可能有限。这反映出中共当前对台工作所面臨的现实困境，必须将炒作解放军威胁的重责大任“外包”给海外网红。而在缺乏共鸣及“同为台湾人”的情感连结下，无疑将削弱北京对台统战成效。

对台网红统战的绩效至上逻辑

由于收买网红的成本低、操作门槛不高，风险也相对可控，近年逐渐成为中共基层统战部门爱用的渗透手段。更重要的是，与网红合作的绩效可被具体量化，如观看数、点阅率、转发数等，都是可以快速产出，甚至自行捏造的统战成果。因此，对中共第一线人员来说，网红带来的统战实效或许并不重要，能否顺利“交差”才是重点。

所以，纵使近来中共吸收网红的案例一一被公开，但是顾及“绩效优先”的现实考量，加上台湾自媒体产业仍发展蓬勃，民众对YouTube或Facebook的使用率都超过七成，黏著度高；因此，不用奢望中共会就此收敛统战攻势，党政军各自所辖的不同统战部门，将持续加大收买台湾网红，不断加码合作条件，积极抢食这块统战绩效大饼。

后续中共的操作手法势必更贴近台湾社媒使用习惯，并利用当前台湾朝野政治对立加剧、《国安法》修法恐陷延宕的渗透窗口，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潜移默化方式，寻求在观光旅行、美食体验、生活知识等台湾社会偏好的社群影片类型中，更不著痕迹地“置入”统战主张；同时加强经营“短影音”，透过输出高频率、情绪化的片段式信息，刻意制造感官过载，不断松懈台湾民众对于“认知作战”的防备。

对此，台湾社会确实有必要持续强化媒体识读，不过相关能力建构措施及防范作为，不应无限上纲为对个别网红或特定使用者的“猎巫式”指控。当中共统战问题被过度简化为“谁被收买”的针对性讨论时，不仅可能侵蚀言论自由，也容易限缩民主社会的理性讨论空间。而让台湾内部深陷恐惧与对立的舆论混乱，取代相互理解和理性思辨的社会运作常轨，恐怕正是中共不放弃收买网红的最大用意。

黄锦钟为台湾国际事务与地缘政治分析师，曾于华盛顿知名智库CSIS担任访问学者，专注于亚太区域政经情势和美中台关系研究。他也是Facebook专页“国际有关系 Global Insights NOW”的内容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