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京到南京，從南京到全國，最後到香港：論中國近現代史中的國家暴力（二之二）

張燦輝

2025 年 12 月 25 日

第五部分：歷史記憶與政治遺產

一、官方敘事的建構

南京大屠殺已經成為中國國家記憶的核心組成部分，有紀念館、有國家公祭日、有大量的官方和民間紀念活動。這種紀念，雖然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但至少承認了受害者的苦難，為歷史反思提供了空間。

天京大屠殺則長期被忽視，既沒有國家紀念，也缺乏公共討論。這種忽視的原因，前文已有分析——它是「中國人殺中國人」，難以納入民族主義敘事。

1949年後政治運動的記憶，處於更為尷尬的位置。官方對這些事件有所承認——反右被認為是「擴大化」了，大躍進導致了「嚴重困難」，文革是「十年浩劫」。但這種承認是有限度的、有選擇的：

• 責任的轉移：反右的責任被歸於「極少數人」，大饑荒被歸因於「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文革被歸咎於「四人幫」。毛澤東本人的責任被刻意淡化——他只是「晚年犯了錯誤」，「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
• 數字的模糊：大饑荒的死亡人數從未有過官方統計；文革的死亡人數同樣語焉不詳。這種數字的缺失，使得這些災難的規模難以被公眾充分認識。
• 記憶的限制：相關的回憶錄、口述歷史、學術研究，在中國大陸受到嚴格限制。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只能在境外出版。

二、民間記憶的艱難

儘管官方記憶受到限制，民間記憶仍在以各種方式延續。倖存者的口述、民間的紀念活動、網絡上的討論、境外出版的著作，都在努力保存這段歷史。

然而，民間記憶面臨著巨大的困難。首先是時間的流逝——親歷者逐漸老去、離世，直接記憶正在消失。其次是政治的壓力——任何被認為「否定」黨的歷史的言論，都可能招致懲罰。再次是社會的冷漠——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許多人更願意「向前看」，不願意回顧那段痛苦的歷史。

這種記憶的困境，與南京大屠殺的紀念形成鮮明對比。同樣是大規模的暴力，同樣是無辜的受害者，為甚麼一個可以被紀念，另一個卻必須被遺忘？答案只能是：因為施暴者的身份不同。紀念日本人的暴行是「愛國」，紀念自己政權的暴行則是「否定黨的領導」。

三、比較的意義

將1949年後的政治運動與天京、南京的屠殺進行比較，並非要在它們之間建立簡單的道德等價。每一場暴力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語境，都有其獨特的特徵。但這種比較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到：

• 暴力的規模：1949年後政治運動造成的死亡，遠遠超過兩次屠殺的總和。如果我們為南京的三十萬死難者哀悼，我們是否也應該為大饑荒的三千萬死難者哀悼？
• 暴力的性質：1949年後的暴力，是和平時期政權對自己人民的暴力，是有組織、有系統、長期持續的暴力。這種暴力的性質，某種意義上比戰爭中的屠殺更為惡劣。
• 記憶的選擇性：我們紀念外敵的暴行，卻遺忘自己政權的暴行。這種選擇性記憶，反映了權力對歷史敘事的控制，也反映了民族主義對歷史真相的遮蔽。

第六部分：倫理反思與當代啟示

一、國家暴力的本質

從天京到南京，從反右到文革，我們看到了國家暴力的不同形態。但無論形態如何變化，國家暴力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徵：

• 權力的傲慢：無論是曾國藩的「衛道」、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還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權力者總是以某種崇高的名義為暴力辯護。這種名義可能是傳統、民族、革命，但本質上都是權力的傲慢——相信自己有權決定他人的生死。
• 人的工具化：在國家暴力中，個人被化約為某種抽象範疇的代表——「賊」、「支那人」、「階級敵人」。個人的具體性、獨特性、不可替代性被抹殺，人被視為可以任意處置的工具或障礙。
• 制度的支撐：大規模的暴力總是需要制度的支撐——軍事組織、行政機構、意識形態機器。沒有這些制度，個人的惡意無法造成如此巨大的災難。

二、記憶的責任

面對歷史上的國家暴力，我們有記憶的責任。這種責任包括：

• 承認受害者：無論施暴者是誰，受害者的苦難都值得被承認。天京的死難者、南京的死難者、反右的受害者、大饑荒的餓殍、文革的冤魂，都應該被記住。
• 追問真相：我們需要追問：到底發生了甚麼？有多少人死亡？誰應該負責？這些問題不僅是歷史學的問題，更是道德和政治的問題。
• 抵抗遺忘：當權力試圖抹殺記憶時，保存記憶本身就是一種抵抗。每一個倖存者的證言，每一份被搶救的文獻，都是對遺忘的抵抗。

三、當代的警示

回顧這段歷史，對當代有甚麼啟示？

首先，我們應該警惕任何將人「非人化」的話語。當某些群體被描繪為「敵人」、「害蟲」、「威脅」時，暴力的種子就已經埋下。

其次，我們應該警惕權力的集中和不受制約。無論是天京的屠殺還是文革的浩劫，都發生在權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制衡的情況下。

再次，我們應該珍視個人的尊嚴和權利。當個人被化約為抽象範疇的代表，當個人的權利可以被以任何名義剝奪時，大規模的暴力就成為可能。

最後，我們應該堅持記憶和反思的權利。一個不能正視自身歷史的社會，是一個道德上不成熟的社會，也是一個容易重蹈覆轍的社會。

四、直面歷史的勇氣

從天京到南京，從南京到全國，中國近現代史充滿了大規模暴力的陰影。這些暴力有的來自外敵，有的來自同胞；有的發生於戰爭，有的發生於和平；有的已被紀念，有的仍被遺忘。

直面這段歷史，需要勇氣。它意味著承認：中國人不僅是暴力的受害者，也曾是暴力的施加者；它意味著承認：以「革命」、「進步」、「人民」的名義，可能犯下比外敵更大的罪行；它意味著追問：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文化、我們自己，是否仍然潛藏著暴力的因素？

這種直面不是為了自我鞭撻，而是為了真正的反思和超越。只有當我們能夠平等地哀悼所有的受害者——無論施暴者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是軍閥還是革命者——我們才能說，我們真正理解了暴力的本質。只有當我們能夠追究所有施暴者的責任——無論他們披著甚麼樣的外衣——我們才能說，我們真正珍視人的尊嚴。

南京這座城市，見證了一八六四年和一九三七年的兩次浩劫。但整個中國，見證了更多的、更持久的、更系統的暴力。銘記這些暴力，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讓我們——作為個人、作為社會、作為民族——能夠走出暴力的循環，走向一個更加尊重生命、更加珍視尊嚴的未來。

這是歷史給我們的教訓，也是我們對後代的責任。

尾聲：從大陸到香港——國家暴力的當代延伸

一、二〇二〇：歷史的迴響

2020年6月30日深夜，北京繞過香港立法機關，直接頒布《港區國安法》。這部法律的通過，標誌著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質終結，也標誌著中共國家暴力的邏輯正式延伸至這座曾經自由的城市。四年後，2024年3月，香港本地立法通過《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一步收緊對言論、結社、新聞自由的管控。至此，一套完整的政治壓迫體系在香港建立起來。

對於熟悉中國當代史的人而言，這一切似曾相識。國安法的條文——「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外國勢力」、「恐怖活動」、「分裂國家」——與反右和文革時期的罪名何其相似。「煽動」、「顛覆」、「反革命」，不同的詞彙，同樣的邏輯：將政治異見定性為刑事犯罪，將和平的抗議等同於對國家的攻擊。

二、白色恐怖的降臨

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清洗。民主派政治人物被大規模逮捕、起訴、監禁；《蘋果日報》被迫停刊，創辦人黎智英2025年12月15日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和煽動罪罪成；民間團體——從教師工會到學生會，從民陣到支聯會——被迫解散；大學學生會被打壓，學者被噤聲；連悼念六四的燭光晚會也成為禁忌。

這種系統性的政治迫害，與反右運動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 「引蛇出洞」的邏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中，數以百萬計的香港人走上街頭表達訴求。他們以為這是在行使《基本法》所保障的權利，卻不知道這正在為日後的清算提供名單。正如1957年響應「鳴放」號召的知識分子，香港人的公開表態成為了日後被追究的證據。
• 「階級敵人」的建構：國安法時代的香港，「黃絲」、「黑暴」、「攬炒派」取代了「右派」、「反革命」，成為新的政治賤民標籤。一旦被貼上這些標籤，個人的具體行為、具體動機都變得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你的「政治立場」。
• 株連與恐懼：反右時代，右派的家屬遭受株連，在升學、就業、婚姻上受到歧視。今日香港，參與社運者的家人承受著巨大壓力，許多人被迫與親友「劃清界限」。恐懼滲透到家庭、學校、職場，人人自危，噤若寒蟬。

三、文革式的社會改造

如果說反右運動的邏輯在於消滅異見，那麼文化大革命的邏輯則在於改造社會、重塑人心。國安法後的香港，正在經歷一場類似的「社會改造」：

• 教育的政治化：通識科被取消，代之以「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強調「國家安全」和「愛國主義」。教師被要求宣誓效忠，教科書被審查，六四、六七暴動等敏感議題從課程中消失。這與文革時期對教育的改造如出一轍——教育不再是培養獨立思考的公民，而是製造政治上順從的臣民。
• 語言的污染：「光復香港」成為煽動分裂的口號，「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變得可疑，連「加油」二字也可能觸犯法律。這種對語言的管控，與文革時期的「革命話語」異曲同工——當權力控制了語言，它就控制了思想的邊界。
• 歷史的改寫：六四紀念館被關閉，「國殤之柱」被拆除，二〇一九年運動被官方定性為「港版顏色革命」。歷史記憶正在被系統性地抹殺，正如文革試圖消滅「封資修」的一切痕跡。當一個社會失去了真實的歷史記憶，它就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
• 告密文化的復活：國安法設立了舉報熱線，鼓勵市民舉報「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學生舉報老師，員工舉報同事，鄰居舉報鄰居——這種告密文化，正是文革時期社會控制的核心機制。它摧毀的不僅是政治異見，更是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

四、流亡與離散

面對白色恐怖，數以十萬計的香港人選擇離開。這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外流，也是一場被迫的流亡。

這種流亡，與歷史上的政治流亡有著本質的相似。反右時代，知識分子無處可逃，只能在勞改營中消磨生命；文革時期，即使逃到農村也難逃批鬥。今日香港人尚有離開的自由——這或許是「一國兩制」殘存的最後一點空間——但對於那些選擇留下或無法離開的人而言，處境並無不同。

流亡者帶走的，不僅是他們自己，更是香港的記憶、香港的文化、香港的精神。當一座城市的自由靈魂被迫流散四方，這座城市即使在地理上依然存在，在精神上也已經死亡。這或許是一種比肉體屠殺更為徹底的毀滅——它消滅的不是生命，而是一個社會的靈魂。

五、暴力的連續性

從天京到南京，從反右到文革，從文革到香港，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國家暴力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不在於具體的手段——刀劍、槍彈、批鬥、國安法——而在於其內在的邏輯：

• 絕對權力的邏輯：無論是清廷、日本軍國主義、毛澤東政權，還是今日的中共，都不承認權力應該受到制約。當權力不受制約，它就必然走向暴力。
• 敵我對立的邏輯：「長毛賊」、「支那人」、「階級敵人」、「黑暴」——不同的標籤，同樣的功能：將一部分人排除在「我們」之外，使對他們的暴力成為正當。
• 思想控制的邏輯：從曾國藩的「衛道」到毛澤東的「思想改造」，再到今日的「愛國主義教育」，權力不僅要控制人的行為，更要控制人的思想。這是最深層的暴力——它要消滅的不是異見者，而是異見本身的可能性。

六、記憶的責任，抵抗的倫理

今日的香港人，正在經歷前輩們經歷過的一切。反右受害者的孤立無援、文革受害者的人格摧殘、大饑荒中農民的無處可逃——這些曾經遙遠的歷史，如今白色恐怖成為香港人的日常現實。

面對這種處境，我們能做甚麼？

• 保存記憶：當權力試圖抹殺歷史，記憶就是抵抗。記住2019年的街頭，記住那些被捕的人名，記住《蘋果日報》最後一期的頭版，記住「國殤之柱」被拆除前的模樣。這些記憶，是未來重建的基石。
• 講述真相：在流亡中，在自由的土地上，講述香港正在發生的一切。讓世界知道，「一國兩制」是如何被摧毀的；讓歷史記錄，中共是如何對待一座曾經自由的城市的。
• 延續香港：香港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種精神、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在離散中延續這種精神，讓香港在世界各地重生——這或許是對暴政最好的回應。
• 拒絕遺忘：最重要的是，拒絕遺忘。拒絕遺忘天京的死難者、南京的死難者、反右的受害者、大饑荒的餓殍、文革的冤魂，以及今日香港的政治犯。他們的苦難是連續的，我們的記憶也應該是連續的。

結語：歷史的審判

歷史終將作出審判。曾國藩的「中興名臣」形象已經動搖，日本軍國主義已被釘上恥辱柱，毛澤東的「偉大領袖」神話正在崩解。今日那些以「國家安全」之名迫害香港人的人，終有一天也會面對歷史的審判。

但歷史的審判需要記憶的支撐。如果我們遺忘了，如果我們沉默了，如果我們接受了權力對歷史的改寫，那麼暴政就真的勝利了。它不僅征服了當下，更征服了過去和未來。

這就是為甚麼記憶如此重要。這就是為甚麼，從天京到南京，從南京到全國，從全國到香港，我們必須銘記這一切。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正義；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讓悲劇不再重演。

南京見證了1864年和1937年的浩劫；香港正在見證2020年代的浩劫。但只要還有人記得，只要還有人講述，只要還有人拒絕屈服，暴政就永遠無法宣稱完全的勝利。

這是歷史給我們的教訓。這是我們對死者的責任。這是我們對後代的承諾。

在黑暗中保存記憶，在流亡中延續希望，在絕望中堅持抵抗——這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的宿命，也是我們對歷史的回應。

願我們不負此責。

註：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 (Frank Dikötter) 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對1949年後的政治運動有詳盡的歷史研究。是這課題最重要的參考資料。

（全文完）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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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追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