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8日
行憲紀念日作為反思而非儀式
在行憲紀念日討論《中華民國憲法》，若僅止於象徵性致敬，無助於理解其在台灣運作所面臨的深層困境。憲法並非超越歷史的抽象規範，而是特定政治條件、權力結構與制度妥協的產物。唯有正視其政治生成背景，才能理解其內在張力、制度缺陷，以及為何在台灣民主化後，必須仰賴高度發展的司法憲政主義才能維持運作。
《五五憲草》的形成：威權政治下的制度設計
《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度原型，肇始於1936年的《五五憲草》。該憲草並非誕生於成熟的民主社會，而是在威權體制、黨國結構與軍事動員邏輯主導下完成，其起草與審議過程高度政治化。
首先，起草主持者的功能，重在確保孫中山思想——特別是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被制度化、正統化並嵌入憲法條文，使憲法同時承載高度象徵性與不可質疑性。憲法因此不僅是權力配置的規範文件，也成為政治正統的載體。
其次，受過完整西方法學訓練的專業法學者，雖深諳自由憲政與權力制衡原理，卻運用精緻的法律技術，設計出高度集權的總統制。總統廣泛掌握軍事、緊急命令與人事權力，卻缺乏實質的國會責任機制。此一設計，使威權統治得以披上現代憲政的外觀，完成制度上的正當化。
再次，黨國體制的核心政治力量，透過審查與政治壓力，確保憲政架構符合黨的長期利益。在此結構下，國民大會等憲政機關，實際上成為黨意的制度化工具，而非真正的主權代表。
1946年制憲：權力博弈而非民主共識
1946年的制憲過程，並非理性協商下的民主共識，而是一場多方勢力的權力競逐。國民黨試圖沿用《五五憲草》，遭到共產黨與民主同盟的抵制，各方皆以民主、人權或自治為論述語言，但實際上多服務於各自的權力計算。
國民黨在急需美國政治與軍事支持的情況下，必須對外展演民主憲政的形象，卻同時預備以非常體制架空憲法。共產黨則主張政府席次分配與地方自治，核心目的在於削弱中央權力、確保其控制區域的安全。以張君勱為代表的第三勢力，則試圖透過內閣制與聯合政府，防止任何一方獨占權力，為小黨保留政治生存空間。
最終形成的憲法文本，是在高度不信任下的權宜性妥協，而非穩固的民主制度設計。
憲法的凍結與移植：台灣憲政的結構性張力
《中華民國憲法》於1947年施行後，即因動員戡亂體制而被實質凍結，未能在正常憲政條件下累積民主實踐。此一歷史斷裂，使該憲法在後來被移植至台灣時，與台灣的社會經驗、政治文化與民主發展缺乏連續性。
在比較法視角下，憲法的生命力並不來自文本本身，而來自持續運作、修正與判例累積。美國憲法之所以能長期穩定運作，正是因其在兩百多年中不斷透過修正與司法詮釋完成制度演化。
相較之下，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面臨的，是文本高度僵化、修憲門檻極高，且政治現實使根本性修憲幾近不可能的結構困境。
修憲受阻下的大法官造法：制度上的必然結果
在1990年代短暫的修憲黃金期後，隨著中國因素對台灣內政與國際空間的結構性制約加深，透過正式修憲回應制度困境的可能性急遽下降。憲法本文逐漸喪失自我調整能力，卻仍然規範高度民主化的社會。
在此條件下，司法院大法官透過憲法解釋進行的「規範補充」與「憲法意義具體化」，不僅不是例外，而是憲政運作的制度常態。早在釋字第185號，大法官即已明確宣示，其解釋對全國各機關及人民具有拘束力，構成憲法秩序的一部分。
否認大法官造法的正當性，等同要求一部無法修正的歷史文本，單獨承擔現代民主治理的全部規範需求，這在制度上並不現實。
立法權界線與憲政民主的防衛
立法院的權力來源於憲法，其立法裁量自應受憲法拘束。若立法機關透過設定不合理或不可能達成的程序門檻，實質癱瘓憲法法庭的運作，即已侵害司法權的核心功能，破壞權力分立原則。
此類作為，並非「監督司法」，而是使國家體制朝向國會至上發展，導致多數政治力量得以不受有效制衡地重新集中權力，構成對憲政民主的結構性威脅。
大法官造法與執政黨的憲政溝通責任
總結而言，《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的運作，是在高度不利的歷史與政治條件下勉力維繫的結果。在修憲幾近不可行的現實中，大法官造法並非對民主的背離，而是憲政民主得以延續的必要制度機制。
正因如此，當前的關鍵課題，不僅在於制度運作本身，更在於政治部門如何向社會清楚說明這一憲政現實。執政黨若僅停留在個別法條或程序攻防，放任爭議被簡化為政黨對立，將難以建立社會對司法憲政主義的理解與支持。
相反地，執政黨應主動承擔憲政溝通與民主教育的責任，清楚向民眾說明：大法官解釋具有憲法位階，其造法功能源自憲法授權；在修憲受阻的結構條件下，大法官造法不是選項，而是憲政存續的必要條件；而任何試圖以立法技術癱瘓憲法法庭的行為，其後果都不僅是政黨勝負，而是整體民主體制是否仍具備自我防衛能力。
在無法即時制憲或根本修憲的政治現實下，捍衛大法官造法的正當性，實際上就是捍衛台灣憲政民主的最低防線。
※作者就讀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研究
文章来源：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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