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案．海外證詞｜程翔為鄒幸彤及支聯會作見證

程翔

2026 年 3 月 21 日

（編按：支聯會案審訊被告之一鄒幸彤早前申請海外專家任證人被拒。她在約一年前以「在記憶與改寫記憶的抗爭……我們未完的故事」為主題，邀請海內外參與過六四運動、六四集會及支聯會活動的人士書寫證詞，有多人響應。《追光者》獲授權轉載證詞全文。

 

法官大人：

 

我名叫程翔，我響應被告人鄒幸彤小姐的呼籲，實名為「六四事件」及支聯會作證，由於我目前身在海外，無法親自上庭，故委托鄒小姐的辯護律師，為我宣讀證詞，希望法庭能給與考慮。

我不懂法律，所以我的證詞未必符合法律文書的嚴謹要求，也不可避免地會滲入我對事件的主觀判斷和個人情感。但我畢生從事新聞工作，我以專業新聞工作者秉持的原則，即：對事實負責、對歷史負責、對自己的良知負責的精神，作以下的證詞。

 

甲 關於「六四事件」

一，我對「六四事件」背景的見證

1. 我從1981年到1987年期間擔任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這段時期正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蓬勃發展的時期，但同時也是中共黨內反對改革的力量急劇積聚的時期。我身在北京，目睹了改革和保守兩股勢力的激烈博弈，例如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的合肥「中國科技大學學潮事件」、1986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被罷免事件等等，1987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等等，使我覺得「六四事件」是保守力量反撲的結果。我的這些觀察已經寫成《天安門的反思》一書並在1990年發表（註1）。所以，當我看到中共把「六四事件」歸因於外國勢力煽動的結果，我覺得這個說法本身就是錯誤的。很可惜，這種錯誤的認知一直延續至今，甚至用來打壓在香港的支聯會，這種說法是經不起歷史考驗的。
2. 我見證了從1985年開始，北京、上海等地很多學者和大學生舉辦「沙龍」和研討會，對如何深化經濟改革並進而推動政治改革提出很多意見及建議，對黨內出現反改革逆流十分擔憂。所以當胡耀邦這位具有鮮明改革意識的總書記因「中國科技大學」學潮而被黨內保守派通過「生活會」（而不是黨內正規程序）罷免後，已經感覺到一場撲滅改革的歪風即將來臨。所以當4月15日胡耀邦猝死後，學生們自發舉辦悼念活動，希望重振改革開放的旗幟。所以，這場運動的本質是學生們自發發動的愛國民主運動，跟所謂「境外勢力」沒有半點關系。學生的自發性和北京市民的支持（精神上和物資上）是這場愛國民主運動得以發動和持續一個半月的主要原因和動力。

二，我對「六四事件」發展過程的見證

「六四事件」發生時，我的職務是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兼總主筆。從1989年4月3日直至6月3日整整兩個月，我都身處北京，見證了事件的爆發過程（註2）。在這期間我目睹以下事實：

1. 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由於他是黨內改革派領軍人物，他一直是黨內保守派的攻擊對象，理由是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這些攻擊導致他在一個所謂「黨內生活會」上被罷免總書記職務。由於「生活會」不符合黨內領導人更替的法定程序，換言之他是被非法罷免的，人們咸視之為一場由保守派發動的「政變」。所以他的猝死，觸發全社會對他的同情和對黨內保守派的不滿，終於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天安門愛國民主運動」。這場運動初起時一直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學生的訴求也是十分溫和，只是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與政府對話，要求制止「官倒」（一種中共式的貪污腐化行為）。
2.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把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並暗示會予以鎮壓。自此學生覺得備受冤枉，於是提出更為激烈的口號和要求。社論發表後，黨內外普遍感覺到一場鎮壓即將展開。他們紛紛發表聲明及呼籲要求中共最高當局懸崖勒馬，避免災難。4.26 社論是保守派第一次激化矛盾。
3.   五月四日時任總書記趙紫陽在接見「亞洲開放銀行」各國代表，發表了「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解決問題」的談話，對學生運動表示理解和同情。學生聞訊後表示接受趙紫陽的立場並離開天安門廣場。但當晚教委傳達總理李鵬的說話，「趙紫陽的意見不代表中央」。剛剛回到校園的學生們聽聞李鵬的傳達後，又迅速走出校門恢復在天安門廣場的集結。教委傳達李鵬的意見，是保守派第二次激化矛盾。
4. 五月二十日中共召開緊急會議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看到黨內激烈的鬥爭將導致一場嚴峻的殺戮，黨內外人士都十分擔憂。他們使用各種公開的途徑盡量為事件降溫，例如呼籲全國人民大會召開緊急會議解決危機、解放軍退休將領公開散發傳單，反對使用武力等。群眾甚至不惜臥在道路上阻止解放軍入城。很多人向準備入城的解放軍派發西瓜、清涼飲品，並向他們訴說北京並無動亂，不要入城傷害平民百姓等。戒嚴令是保守派第三次激化矛盾，使這場愛國民主運動最終以悲劇收場
5. 北京發生的悲劇深深地牽引着香港的同胞。五月二十一日我服務的《文匯報》發表《痛心疾首》的開天窗社論，以此表達香港市民對即將到來的屠殺的憤怒和抗議。香港百萬市民冒着大雨在跑馬地集會抗議北京的屠殺。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紛紛具名譴責中共。由於形勢危險，《文匯報》李子誦社長多番催促我回港，我無奈在6月3日離開北京，未能親身目睹血腥的殺戮。至於六月四日清晨的殺戮，是我回到香港之後從電視上看到的。

小結：我認為「六四事件」是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積累了政治、經濟、社會等大量矛盾，處處衞擊着原有體制後，黨內保守派擔心改革的深化會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從而對改革派以及支持改革的學生和民眾的訴求進行殘酷鎮壓的事件。我這個看法已經在拙作《天安門的反思》詳細記述，這里不贅。

三， 我對「六四」事件性質的理解

1. 「六四事件」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屠殺。由於中共封鎖訊息，「六四」慘案究竟殺害了多少市民，外界無法確切了解，但單從「天安門母親」群體收集到的、單是北京一地的死難學生（還不包括工人和市民）就已經達到200多人，這些罹難者的名稱、年齡及身份都已經刻在座落在美國加州「自由雕塑公園」裡的「六四事件紀念雕塑」上。即使我們接受200多死者這個大大縮小了的死亡數字，這都是一場血腥的屠殺，稱之為「天安門屠城事件」絕不為過。這是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一次嚴重的罪孽。
2. 「六四」學生運動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當學生目睹當時黨內主催改革的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遭到黨內保守派的攻擊和排擠時，都對國家的前途憂心忡忡。我見證了從1985年開始，北京、上海等地很多學者和大學生舉辦「沙龍」和研討會，對如何深化經濟改革並進而推動政治改革提出很多意見及建議，對黨內出現反改革逆流十分擔憂。所以當胡耀邦這位具有鮮明改革意識的總書記因「中國科技大學」學潮而被黨內保守派通過「生活會」（而不是黨內正規程序）罷免後，已經感覺到一場撲滅改革的歪風即將來臨。所以當4月15日胡耀邦猝死後，學生們自發舉辦悼念活動，希望重振改革開放的旗幟。所以，這場運動的本質是學生們自發發動的愛國民主運動，跟所謂「境外勢力」沒有半點關係。學生的自發性和北京市民的支持（精神上和物資上）是這場愛國民主運動得以發動和持續一個半月的主要原因和動力。
3. 「六四」的偉大意義。這場愛國民主運動雖然在中國被鎮壓下去，但以「坦克人」為標誌的中國人民抗拒暴政的精神卻意外地、間接地導致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集團的崩潰。2019年柏林圍墻倒塌20周年的時候（也是「六四」20周年），德國政府舉行盛大紀念活動，我採訪了這次活動，了解到原來中國的「六四」事件竟然是壓垮蘇東集團這只龐大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關於兩者的聯繫，我在香港記者協會紀念「六四」30周年的刊物有詳細的記載（註3），這裡不贅。我在這裡突出這點是想說明，天安門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是一場正面積極的運動，即使它被撲滅後，其餘波也能夠導致蘇東解體，結束共產主義對蘇聯東歐人民的奴役，為世界帶來積極正面的效果（結束冷戰）。所以如果中共當時能夠順應民意堅持改革，則必然會給中國及世界帶來很大的進步。

小結：法庭不應該單方面以權力一方的論述、意見、結論為依歸，應該謹慎審視各種證據，更應該聆聽人民的聲音，特別是被鎮壓一方的觀點和意見。

四，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反應

香港人對天安門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遭到中共殘酷鎮壓表現出極大的憤慨。這可以從以下幾件事看出來：

1. 數以百萬計的市民冒雨集會，抗議中共鎮壓；演藝界發起「民主歌聲獻中華」募集活動，協助受害者家屬；
2. 香港的親共左派組織集體站出來抗議，這裡面計有《文匯報》史無前例地發表《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新華社秘書長何銘思宣布脫離中共、新華社許家屯被迫流亡海外、左派社團紛紛發表譴責中共廣告、年前左派人士醞釀「另起爐灶」，籌組「新銳左派」（可惜計劃胎死腹中）等等。
3. 香港當年的政界精英，無不出來批判中共的鎮壓，例如前特首梁振英、現任「國安指定法官」郭偉健等，都發表嚴厲的批判言論。

香港市民的義憤，完全是自發的、基於樸素的人道主義關懷，既無推翻中共的目的（絕非中共所污蔑的「顏色革命」），更無所謂「外國勢力」能發動左右的。700萬市民的義憤，為日後支聯會的成立提供堅實的群眾基礎。

 

乙 關於「支聯會」

從支聯會建立的第一天開始，我就參加它每年舉辦的「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晚會」（除了2005-2007這三年我自己身陷中共文字獄外）悼念「六四」死難者。支聯會的30字口號「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響徹維園雲霄，凝聚了香港人對中國的期望和關懷。除了“維園燭光晚會”外，我還參加由支聯會籌辦的各類有關「六四」研討會（長跑及風箏等戶外活動則沒有參加），推動大、中學生及社會各界人士關注中國的問題。作為支聯會活動的積極參與者，我願意作以下的見證：

一，支聯會的性質

1. 支聯會從一開始就是香港左中右各界人士的自動自覺組合，而不是外國勢力所策劃、組建、及操控的。在最早期的組織裡甚至有資深左派人士擔任常委職務。在6月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清楚表明他是鎮壓的決策者後，中共遂下令各左派群體退出支聯會。支聯會歷年的經費，也是完全靠香港市民每年的「燭光晚會」捐獻所得。市民的捐獻，涓滴歸公，因為支聯會的運作基本上是靠義工來承擔，只聘用極少數的全職職員。我們幫助支聯會擔任研討會主講嘉賓的也是分文不取。
2. 談到支聯會經費來源，中共慣常的說法是它拿了外國勢力的錢，但迄今拿不出甚麽具體的證據。這就使我想起，中共這種說辭已經幾乎成為它們的「口頭禪」，動不動就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拿來指控他們不喜歡的團體。我想以一宗誹謗案為例說明他們的指控都是 baseless的。2015年親中共作家關秀瓊（筆名余非）出版一本名為《「佔中」透視》的書（由三聯出版社出版），毫無根據地污蔑「獨立評論人協會」（以下簡稱「獨評」）收取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的錢，而後者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分支。「獨評」對此失實報道要求道歉並下架該書。對方表示擁有證據，對「獨評」的要求不於理會。「獨評」唯有訴諸法律。庭審時，被告所謂的「證據」均是來自左派報章的傳言而沒有一絲一毫的證據，結果被法庭裁定敗訴（註4），罰款25萬。這個例子說明左派長期習慣動不動就指控別人收取外國勢力的錢，對支聯會的類似控告也是毫無根據的。
3. 為了還支聯會一個公道，筆者強烈呼籲曾經積極參加過支聯會工作並擔任要職的左派人士如程介南、鄭耀棠、譚耀宗等各位出來為支聯會作見證，以您們的良心說出支聯會的成立是否受外國勢力所左右。

二，支聯會的貢獻

我作為支聯會活動的積極參與者，目睹支聯會為香港和中國作出重大的貢獻。篇幅關係我無法展開來談，這里只扼要地指出它貢獻所在：

1. 支聯會幫助香港人治療集體傷痛

「六四事件」是香港人的集體傷痛，經歷這些傷痛後，支聯會的「維園燭光晚會」為香港人提供一個機會紓緩這種傷痛。它使我們更關心自己、香港、中國的前途，從而提振精神去迎接種種政治上的挑戰。30年來的堅持，「維園燭光」已經成為我們的共同歷史記憶（common collective historical memory）。

2. 支聯會給大陸「六四」受害者的家屬帶來安慰和溫暖

支聯會每年的「維園燭光」為身處大陸的“六四”遇難者的家屬帶來安慰和溫暖。每年的維園燭光晚會上，都有難屬參與發言，他們都感謝香港人沒有忘記這場悲劇，這種精神鼓勵著他們繼續去爭取一個合理的政治解決方案。

3. 支聯會持續不懈的努力刷亮了香港「自由之都」的招牌，使國際社會對香港充滿信心。

在1997年之前，國際社會都有一個共識：「回歸」之後後，香港能否繼續保留原有的自由和法治，中共是否真正履行《中英聯合聲明》，落實「一國兩制」，一個重要的指標是看「維園燭光」能否繼續點燃。「回歸」後的20多年，「維園燭光」依然燦爛，使國際社會對香港充滿信心。支聯會在這方面的努力，實際上刷亮了香港「自由之都」的招牌。支聯會在時，它的這個貢獻不容易為人察覺，今天支聯會不在，「維園燭光」熄滅，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馬上崩潰。這反而襯托出過去支聯會的價值。

4. 支聯會的堅持使香港成為中國的良心

在1989-2019年的這30年間，我們憑著這股「維園精神」，在不知不覺間把香港打造成為「中國的良心」。不但「六四」的歷史真相在香港得到保存，「六四」的冤情在這裡也能得到申訴。久而久之，已經逐步形成這樣一個美譽：在大陸凡是有冤無路訴的，都會跑到香港去申訴。在大陸，凡是不能講的話，都只能到香港說。政治異見人士固然如是，即使是體制內的人，當其言論不符合當前政治需要時，它們也只能在香港發表，例如「六四」屠夫之一的李鵬，其回憶錄《關鍵時刻》（俗稱「六四」日記）就只能在香港出版，而素以箝制言論自由、有「左王」之稱的鄧力群，其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也同樣無法在內地出版。曾幾何時，香港人曾經為神州大地創造和守護一片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空間，這是我們全體市民對中國的最大的貢獻。這是我們曾經有過的光輝。這當然也是支聯會不懈努力的成果。

小結：「支聯會」從來就是香港人自己的組織，絕非所謂「外國代理」，它曾經對香港、對中國作出重要的貢獻。對支聯會的定性，不能只看政權的好惡，更要看市民的態度。

三，支聯會的理念和行動

任何人在判斷是非對錯時，不應該有雙重標準，這是最起碼的原則，法官處理國安法案件時更應如是。

1. 同一理念不應有雙重標準

同一個政治理念，是對是錯，應該由這個理念本身的邏輯來決定其是否對或錯，而不應該由權力來界定其對或錯。如果由當權者提出時就「對」，由人民提出時就「錯」，這就是雙重標準。支聯會之所以被認為危害國家安全，是因為它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為甚麽這是危害國家安全呢？在1949年之前，這些理想、觀念都是中共大力提倡的，正因為它提倡這些觀念，獲得人民支持，才能夠奪權政權。中國作家陳敏（筆名“笑蜀”）曾經把中共在1949年前呼籲當年的中央政府類似「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眾多言論編集成書（註5），代表了當年人民的聲音和意願，中共因而能夠奪取國家政權，可見這些言論當時都是有利於國家發展的。如今支聯會提出同樣的口號和理念，卻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顯然是雙重標準。

2. 同一行動不應有雙重標準

中共及港共政權指控支聯會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政權。坦白講，如果支聯會有這些活動，就不會被部分香港人批評為 「行禮如儀」了。這些指控完全沒有根據。

支聯會的行動僅僅限於「維園燭光晚會」、「民主長跑」、「民主風箏」、各類研討會等。如果這些活動屬於「危害國家安全」，那麽中共在1949年以前的行動，又屬於甚麽呢？假如我們按照兩條國安法的罪名來審視中共的行為，那麽誰是在危害國家安全呢？

請看下表： 

• 按：上表關於中共行為每一項都有非常紮實的證據，篇幅關係無法在此呈現出來。

從上表可以看到，中共當年的所作所為，要比支聯會嚴重何止萬倍。「成王敗寇」論是中共唯一可以脫罪的辯解。在今天中共掌權下，我們當然無法把中共繩之以法，但必須看到，相對於中共而言，支聯會的活動就根本與「罪」沾不上邊。筆者強烈反對以「成王敗寇」的理論來決定這些行為是非曲直。

法官大人：除非我們用雙重標準來看待支聯會的活動，否則一個正常思維的人無論如何也得不出支聯會有罪的指控。

我的作供完畢。

 

程翔

 

附註

1.  程翔：《天安門的反思》，勵志出版社，1990

2.  「六四」發生前，我奉報館命前往北京采訪台灣財政部長郭婉容到北京參加「亞洲開發銀行」（Asia Development Bank）第22屆年會，這是中華民國首次有部長級官員踏足大陸，報館非常重視，因而派我親赴北京采訪

3. 見拙作：〈天安門的屠殺促進蘇東集團解體〉，載香港記者協會出版，《我是記者 —- 「六四印記」”：60名新聞工作者著述》，2019

4.  法院裁決見 HCA 1438/2015, [2021] HKCFI 743

5.  笑蜀編撰：《歷史的先聲 —- 半個多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1999

文章来源：追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