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总第35期（2011年 11月16日出刊）目 录
卷首语（欢迎转载）
“北京选举”与“最坏者当政”
本刊声明一
关于支持提名陈光诚先生为201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公告！
本刊声明二
严厉谴责北京当局对艾未未先生的变相人权迫害！！
本刊首发
秦永敏：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系列连载（二）：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特点和趋势
张辉：现代公民的权力和责任
綦彦臣：增长作为新宗教——经济法西斯的政治哲学含义
刘逸明：温家宝错把《纪念碑》当《自由颂》
欧阳小戎：荒谬的“维稳”及其出路
公告天下
公盟关于陈光诚事件的声明：尊重法治和人权是唯一出路
四川维权人士：关于李宇被殴打被关押的声明
东师古邻村村民《告父老乡亲书》
焦点关注
郭永丰：1522万罚金是抢劫也是民主的试金石
殷德义：关于捐款给艾未未的倡议
艾未未借款：邮递员快哭了 点了一早上的钱
艾未未：这不是童话而是神话
借款结束逾860万 未未唱《草泥马》答谢
艾未未将保证金汇入税务局指定帐户
特别关注
秦永敏:陈光诚生日祝贺团动态追踪
助陈光诚邻居被囚 闯东师古越战越勇
快讯: 陈光诚生日特警持枪拦劫44名探访者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关注陈光诚情况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关注陈光诚情况
美国国会跨党派委员会负责人呼吁中国释放人权律师陈光诚
美国国会为陈光诚举行听证议员准备亲自探望
吕耿松：卡扎菲的死日与陈光诚的生日
司马南诋毁艾未未陈光诚 姑娘生气“砸场”
执政党观察
温家宝：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
温总理放狠话 开发商莫再扛了
陈子明：18大代表产生程序谈得上党内民主吗？
汪洋：处理好维稳与维权关系
人民日报：靠大量“说教”唤醒的政治信任或是脆弱的
人民网：深奥的政治说教取代不了温馨的人性启蒙
选举观察
选举观察
许志永：选票的意义有多大？
赵常青：我所见证的北京选举
北京退选的独立参选人张映伟的经验教训
王利平：选举是避免社会动荡的政治技术
谢燕益：选举正在和革命赛跑！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福建顺昌独立候选人张德锦被无端撤销正式候选人资格
投票日选民多未见过候选人 多项安排被指违选举法
人权观察
著名媒体人士陈杰人被人民日报开除
南方网：打假斗士死因成谜，于公于私都需一个交待
维权人士王译劳教获释时日记信件被要求烧毁
秦永敏:刘萍探望陈光诚在沂南县双堠镇派出所的遭遇
呼吁中共党内民主，倡议党员自荐参选党代表——“中国公民选举网”遭封杀
石城县官员惊世之言：打死了赔500万
四川维权人士陈卫面临被起诉
美国会报告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大恶化
老丑孔庆东
北大教授孔庆东用排比粗口骂记者激怒网友
新华社发文评孔庆东辱骂记者：岂能把粗鲁当个性
评论批评孔庆东记者公害论系文革遗毒
精彩时评
焦国标：高压之下的精神贵族
官方公布的“北京精神”何以遭网友调侃?
“坐视老婆被强暴”归根结底是制度之耻
郑和朋：巨贪女市长“爱国爱党”却不爱民
丁咚：政治现代化是中国当务之急
文竹：我们正在集体堕落…
新华门前的文革标语该换了
于建嵘：稳定压倒了什么？
中国一年三公消费=390年美国大选费用
宪章论坛
张博树：内阁制还是总统制？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1949年后中共革命走向民主反面
张博树：谈谈未来中国的政体设计
刘军宁专访：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杜君立：柏林墙定律
好书连载
好书连载
张祖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第十三章：开发政治资源》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连载十四）
张博树：谈谈未来中国的政体设计
吴邦国在今年“两会”上再次强调中国不搞“三权鼎立”、“多党轮流执政”、“两院制”和“联邦制”，不过是为了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权，实在讲不出什么道理。
如果说“西化”意味着接受宪政民主、权力制衡的普遍原则，那么我们可以痛快地承认中国的民主化就是“西化”，因为在欧美国家的宪政经验中包含着现代人类文明的普世内容；而如果说“西化”就是“照搬美国那一套”，则不是无知，就是在有意歪曲，因为没有哪个严肃考虑中国未来的人会简单、幼稚至此。
政体设计就是提出一套国家政治建构的完整方案。这件事对于中国宪政改革来说，非常重要。很多朋友赞成这样的观点：中国现行的共产党党国体制没有前途，非改不可，因为它解决不了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在党国（党专制）制度下，公民权利只停留在纸上，司法不独立，“两会”只是党机器的橡皮图章。
这些意见当然都对，问题是我们拿什么东西来替换这个不合理的制度？这就需要有一套精心设计的、既符合宪政民主的普世原则、又适合中国这个国家治理需要的政体方案。中国宪政改革和民主转型，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两件事，一是目标的确定，二是路径的选择，目标就是要建设什么样的宪政体制，路径选择则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的路线图。现在我们主要谈“目标确定”这个话题。
吴邦国在今年“两会”上再次强调中国不搞“三权鼎立”、“多党轮流执政”、“两院制”和“联邦制”，不过是为了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权，实在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三权鼎立”只是一个原则，说的是立法、行政、司法这三大公权力应该分别设置，相互制约，以免权力被滥用。但三权如何相互制约，各国的具体设计多有不同，必须考虑本国特点和治理的实际需要。
比如，在立法机构设立上，有的国家实行两院制，有的实行一院制；在行政机构设立上，有的实行总统制，有的实行内阁制，还有的实行半总统制；在司法机构设置上，有的国家有宪法法院，有的则没有；在国家纵向权力设置上，有的采取联邦制，有的采取单一制，等等，并无一定之规。体制内的一些御用学者、无良文人常常批评自由知识分子“全盘西化”，“照搬美国那一套”，这是最无聊的诽谤。
如果说“西化”意味着接受宪政民主、权力制衡的普遍原则，那么我们可以痛快地承认中国的民主化就是“西化”，因为在欧美国家的宪政经验中包含着现代人类文明的普世内容；而如果说“西化”就是“照搬美国那一套”，则不是无知，就是在有意歪曲，因为没有哪个严肃考虑中国未来的人会简单、幼稚至此。笔者原来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这么一批先生天天在唠叨这个调子，他们可能只是为混碗饭吃、捞个职称，但此类滥调误导视听、误国误民，罪莫大焉！
所以，为未来中国勾画宪政政体蓝图，兹事体大，意义深远，且极富建设性！
我们需要“未雨绸缪”
可能有朋友说，中国固然要建设一个宪政制度，但这是未来的事，目前还没到为此操心的时候。此言欠妥。
中国的民主转型目前的确仍处于十分艰难的时刻，当权者中的保守势力仍在顽固坚持党专制那一套，且有变本加厉之势。但这恰恰证明这个制度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负责任的中国良心人士（无分体制内外）都需考虑“在这之后”的问题。无论中国的政治转型是经和平、渐进的方式达成，还是经历一场突发变革的暴风雨，新体制的建构任务都将摆在这个民族面前，只是早晚而已。一句话，我们需要“未雨绸缪”。
还可能有朋友说，即便真到这个时候，制宪过程也将是各派政治力量博弈的场合，新的政体方案的确定很可能是胜者意志或政治妥协的结果，学者的努力未必有什么用，何必空忙活一场？此言同样不妥。
纵观世界各国宪政历程，制宪表现为胜者意志或政治妥协结果者，确实大有实例，但各有其背景、成因，而且，这种制宪结果往往并非该国制宪的最佳选择。民国时代的“五五宪草”，体现了老蒋的揽权要求；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超级总统制”，折射出“府院之争”对俄罗斯制宪的深刻影响。
它们都说明，有权力意志渗入的制宪过程往往不是一个科学的制宪过程。同样道理甚至可以用于“议会制宪”：一些进入实质转型的国家往往由新的大选产生的议会进行制宪，但议会制宪有一个大问题，即制宪结果反映议会中强势政党的意志，结果同样未必科学，未必真的适合这个国家的需要。1974年希腊转型时由新民主党主导制定的新宪法就被证明是一部“独裁宪法”，12年后的1986年，这部宪法不得不做出修订。
总之，笔者认为制宪应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必须以国家的长远建设为出发点，而非为一党一派的当下利益所囿限。在这个意义上，由具有专业知识的非权力利益相关人从事制宪和制宪的准备工作，应该是更合理的安排。这既是后话（因为对中国大陆而言，举行制宪会议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但也是当下就应该认清者，准备者，这同样是“未雨绸缪”的应有之义。
据我所知，过去十数年已经有一些民间学者从事过此类工作，比如1994年翁松燃、严家祺、张伟国诸君就曾起草过《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建议性草案）》；1999年诸葛慕群在香港出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力倡在未来中国实行内阁制；近年来国内学者范亚峰主张在未来中国实行半总统制，等等。笔者经过数年研究，认为总统制框架内的行政双首长制、立法机构三院制、司法机构五院制、国家纵向权力结构之双轨共和制的制度安排，更适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落实民权和完善国家治理的需要。在后续文章中，我将向读者介绍这个带有综合特征的宪政体制构想。
张博树先生有关如何建设中国宪政体系的系列短文BBC中文网将会陆续刊出
刘军宁专访：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杨传银：您怎样看待有些人提出的党内民主？
刘军宁：你能举出这样的例子吗？党内民主有极大的欺骗性，党内民主给人的感觉是中国政治改革还有一条党内民主的路，其实已经没有这条路了。如果说党内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话，中共从延安时期以来就一直实行党内民主了。民主集中制由来已久，还搞什么党内民主？如果民主不是民主集中制，那请告诉我党内民主中的民主是什么？我们在媒体上常看到中央决定某某人担任牟某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副书记。“中央”是谁？什么叫做“决定”？各地市有没有党员，能不能选举自己的书记副书记？而且党员干部还要被双规，自杀的自杀，他杀的他杀。这种意义上，他们比普通公民的人身权利更受限制。连双规都大行其道，如何谈得上惠及党员的党内民主？
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
郑子蒙：您作为大陆研究自由主义的先行者，能够简单评述一下近十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吗？包括它的学术思潮、派别以及对政界、民众的影响和意义。
刘军宁：我在中国最早提出自由主义大概在1992年，至今差不多20年过去了。当时自由主义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一个名词、概念和思想，今天自由主义已经比较普遍了。我看到很多网友给自己贴标签的时候，把自己归入自由主义者，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自由主义已经得到了牢固的确立，谁要再想把自由主义从中国赶出去，恐怕没有人能够做到了。也许再来一场反右运动、合作化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许重启所有这些政治运动才有可能把自由主义从中国人心中驱除。
郑子蒙：确实是这样，自由主义在民间已经根深蒂固了。
刘军宁：我觉得主要是在民间，并不是在官方教材里，也不是在考试题里，更不是在官方的文件或资料里。自由主义已经在人的心中牢固地确立了。而且这种确立是一种弥漫式的，不是在教育体制中，而是在人的心中是一种弥漫式的扩散。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是在民间最有影响的思潮，很难有其他思潮能够取代自由主义，或者说比自由主义更强大。我们说自由主义是上升也罢，衰落也好，我看不到其他思潮能比自由主义更深入人心。不信你们可以举例说明。
郑子蒙：尽管官方也有一些排斥，但都无法消弥自由主义的影响。
刘军宁：现在没有哪个思潮比自由主义更强大、更有影响。
杨传银：基本上没有，但是“毛派”最近在民间有一定的市场。
刘军宁：可能很多人不同意自由主义在中国是最有影响的，但是很难有人能够找到比自由主义影响更大的，毛派比自由主义影响更大吗？你们到网上看青年人的微博用户的标签，有几个人给自己贴毛主义，有几个人给自己贴民族主义，？最受欢迎的那些意见领袖、舆论领袖，他们是自由主义的观点还是毛的观点？毛的观点在网上受到的更多的是称赞还是批评？这个太容易检验了。民族主义者的标签在微博上已经很难找到了。
郑子蒙：那么，近年来在学术界，自由主义内部有没有进行整合，形成一些比较系统化的派别？
刘军宁：我觉得自由主义在中国更多的是一种思潮而不是一种学术，自由主义在大学，在学术建制里没有多少地位，它的地位远远低于马克思主义，远远低于“毛邓三”……
杨传银：“民族主义”似乎也有比较大的市场，现在中国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多，执政者是否有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转化内部矛盾？
刘军宁：中国从1989年之后，官方一直就在力推民族主义的情绪，但是经过了接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民族主义不是兴旺了，反而是衰落了，甚至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还不如前些年“炸馆事件”时候那样的民族主义高潮，而且我们找不到成体系的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我们会看到很多民族主义情绪，但是找不到几个人可以提出像自由主义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那样一整套的思想体系。
郑子蒙：只是有一些“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这类书。
刘军宁：这种书只是宣泄一种情绪，并没有具体的主张，没有指出说中国如果不搞市场经济搞什么，中国不跟西方接轨、交往，跟谁交往。他们没有提出替代自由主义的整体方案，没有可操作性。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讲它跟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东西，它只是有时候非常强烈的一种情绪而已，不是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比如说什么叫民族主义的国防政策，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民族主义应该如何对待食品安全，如何对待计划生育……都没有，我们看不到系统性，只是一种情绪而已。
郑子蒙：自由主义的具体价值，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的意义何在？是否可作为大陆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扩展？
刘军宁：我觉得肯定不能作为现体制的合法性的扩展，但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一定会成为中国未来政体合法性的来源和检验标准。未来中国政体的建立，一定要合乎自由主义的理念，要不然的话，这样的体制在中国的合法性一定会受到严重的质疑。
郑子蒙：有哪些具体价值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刘军宁：跟政治相关的，第一，任何统治必须获得公民的自愿的同意。第二，任何政体必须保障个人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保障每个人的生命权利，保障每个人的财产权，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
郑子蒙：还有像多元、宽容的价值。
刘军宁：对，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价值。
郑子蒙：官方有没有可能把这些价值列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
刘军宁：如果列进去，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我想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因为目前的体制不是建立在被统治者的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宪法》里也明确规定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是建立在不同意和强制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说如果要改成自由主义的统治理念的话，它必须有彻底的改变，要不然的话没有可能。
郑子蒙：刘老师文章中曾提到“从自由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扩展历程来看，在中国传统中演化出自由的传统并为普世价值及其制度载体在中国的落实提供超验的正当性是完全可能的。”
刘军宁：首先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追求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没有任何区别。哈耶克讲过，市场经济是一个自发的、扩展的秩序，中国人追求自发的、扩展的经济秩序并不是学西方的，这个是中国人自身就有的。只要让中国人搞市场经济，中国人的市场经济一定是自我扩展的。我想起一个经典对联叫做“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只要让人自由交易的话，一定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扩展的秩序，这是中国人不需要学哈耶克就知道的。每个生意人都想扩大自己的生意，要做得“通四海”“达三江”。中国人讲这句话决不是从哈耶克这儿抄来的，也不是要在中国进行全盘西化，这是来自人的本性的认识。
我曾经讲过，监狱是人类向往自由最好的物证。监狱通过剥夺人的自由来惩罚人，如果自由不可贵，剥夺自由就不构成惩罚。无论是普通刑事犯还是政治犯，剥夺人的自由就对人构成惩罚，所以监狱在中国和人类任何地方由来已久，这和东西方差异没有任何关系。暴君是人类向往自由的人证，人类不向往自由干嘛会出现暴君呢？暴君用暴力剥夺人的自由，所以只要中国历史上有监狱、有暴君，就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向往自由的。至于能实现多少自由，每个文明、每个国家各有差异，中国在实现自由方面一直至今依然很落后。
第二种意义是说中国未来的宪政能不能建立在中国传统的资源之上，我的看法是中国的传统可以作为中国未来的宪政的支柱之一，但不是全部，更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指望从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家一派开出宪政的道义资源或者思想资源，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封闭的精神、一种反自由的精神，因为自由是要求每个人心里是开放的。你为什么限定要把一家一派作为宪政学术的基础呢，这本身就是排斥性的、封闭性的，是违反自由和宪政精神的。我们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宪政的国家的精神是建立在一个单一的文化传统之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说这个国家宪政搞得特别好，它的思想来源只有一个，而且只固守在这一个上面，找不出这样的例子来。
杨传银：宪政存在的基础是多元的思想和力量。
刘军宁：宪政是人类文明的集体成果的一个结晶，不是一家一派的产物，甚至从最远古来说，它不是西方的产物。基督教思想是中东、近东的产物，只是后来西方人吸收了中东、近东的基督教的思想，犹太教的思想，后来美国人又吸收了来自于中国、雅典、英国、法国、荷兰的各种思想汇聚成美国的宪政精神。中国人何德何能，凭什么要把中国百家之中的一家一派作为中国宪政的唯一的支柱，？这种思路本身是反宪政的。
我认为儒家有宪政资源，但是我不认为仅仅靠儒家可以为中国宪政提供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支柱，我认为这种思路本身是错误的，根本也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必要做到。
郑子蒙：您的《天堂茶话》系列就是采取孔子和老子对话的形式。
刘军宁：这个系列是从2006年开始写的。我是企图把中国文化放到人类文化的共同的背景下去考量，而且要看看他们几千年以来有多少相通的地方。我不试图把任何一家一派，老子的也罢，孔子的也罢，墨家的也罢，佛教的也罢，作为一个唯一的资源，而是作为人类自由的共同遗产。我先把中国的传统放到人类自由的大传统里面去，然后再从人类自由大传统当中，通过对话来寻找中国未来宪政的思想和道义资源。这就是我的初衷。我觉得通过对文本不拘泥于字面的解释，我们的确看到很多相通的地方。
杨传银：不少人强调“左派”之所以这么有市场，就是有实际的活动，自由派大多数局限于理论上的探讨。
刘军宁：我觉得在中国左派有一定的市场，左派的根基要比自由派雄厚。中共1949年以来统治了这么长时间，那么多人从小流着赤色的血液，喝着文革的奶长大的，没有一次文革的回潮是不可能的。那么多人在毛泽东的阴影下，跪在毛泽东的像前长大的，怎么可能让这股人突然消失呢？他们一定会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存在。而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完全退场了。所以，大家都是自己长成的，所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逐步长大的过程，毛派属于不断回潮，然后波浪越来越小的一个过程。
郑子蒙：现在毛派又有很多年轻人。
刘军宁：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在中国，毕竟每个人的理解力、每个人的生长环境、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毛派任何时候都会有。尤其是在此时压制自由主义，推崇毛主义的政治氛围下，就更正常了。
杨传银：您怎样看现在的左右派派别的划分？
刘军宁：现实生活中，所谓左右两点都是漂移的。比如我们说民主社会主义，最早两个极端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然后到第三国际，到民主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中间是不断朝右走的。左右二分法有着严重的折中主义倾向，认为只有在两端中间才是正确的。我反对用左右来评价人，因为左右两端是不确定的。两个不确定的点之间怎么会有一个正确的东西，而且这两个又都是错误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左叫很左，什么样的右叫很右，甚至毛泽东讲的左右完全是共产党的思维，毛泽东说“反左”“反右”，因为左右都是错的。谁正确？毛泽东认为只有他自己正确。
杨传银：他的左右实际是把他自己放在中间了。
刘军宁：对，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辩证思维实际上是一种折衷思维，表面上很有道理，实际上毫无道理。两个错误的东西，你认为极左是坏的，极右也是坏的，为什么极左和极右的中点就是最好的？没有这个道理。现在流行的政右经左思维也是毛泽东式的思维。如果在政治上是主张自由的，为什么在经济上不主张充分自由呢？我不是根据左右，而是根据其对自由的态度作为区分不同人群的尺度。为什么政治上要自由，经济上不要自由？如果自由是个好东西，它一定是在政治、经济背后的自由，为什么经济上自由可取，政治上自由不可取呢？或者为什么说政治上的自由可取，经济上的自由不可取呢？一些人把坚持真正自由主义立场的人说成是极端派，说某某是极右。毛泽东还说陈独秀还是极右呢。希特勒是极左还是极右？当然是极左。希特勒、墨索里尼是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表面上有左的集体主义和右的集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集体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都是反市场、反经济自由、反政治自由的集体主义，有什么区别？
杨传银：这个概念的区分本身也模糊，区分标准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刘军宁：每个人要想给自己一个定位，这个定位是要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推敲的，只有扎根在信仰层面上才能找到自己的准确的定位。如果仅仅作为一个权宜之计或者一个妥协，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定位。中国的自由主义还不是长在信仰的根基上，更多的是长在直觉和利益的计算上。而自由主义真正长在信仰的根基上它才能牢固茂盛。所以要把自己扎在信仰上。而说太偏颇了不好，走极端不好，能不能客观一点，能不能辩证一点，这种评判方式是经不住推敲的。你的信念必须来自于你的信仰，这个信仰跟左右的权宜之计没有关系。
郑子蒙：您就是把自己定位为对自由的信仰？
刘军宁：对，我是说我不以左右来划分，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左右，但是我知道人对自由的态度，我是根据人对自由的态度来划分人的。 言论自由与政治体制改革
郑子蒙：在公共政策层面，政府前一段承诺“三公消费公开”，但却始终不能完全兑现的根源何在？
刘军宁：这个事情很简单，因为没有外力的监督就不能检验，如果一个东西不能检验，就不能证明是真实和有效的。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下谈这些是不可能有效做到的，如果说不能和推动言论自由结合起来的话，它就是一个假的承诺。比如党内民主也是这样，没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怎么会有党内民主呢？没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怎么会有村民自治选举呢，所以你必须让一些民间团体自愿地结成独立监督机构并专业地跟踪检查、评论政府的“三公”支出。
郑子蒙：开放言论自由是否可以作为政治改革的突破点呢？
刘军宁：在中国突破言论自由是很难的，在没有突破体制之前是不可能在言论自由上突破的。这两个不是同步的关系。1987年就有人提出来言论自由是撬动中国的支点，1987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言论自由了吗？如果有了固然能撬动，但是这个支点永远不会有，所以说言论自由不会脱离其他的连带条件而独立存在，它一定和体制的变革是同步的，假如这个体制是建立在言论不自由的基础之上，只有这个体制变革了，言论自由才能到位。台湾也是这样，开放了党禁、报禁，第二天体制就发生变化了，不可能说开放了党禁、报禁，体制还长期不发生变化，这是不可能的。
杨传银：现在有了网络之后，尤其是有了微博之后，言论空间还是在扩展。
刘军宁：但是这并不代表你的言论自由得到了承认，这个扩展是由于审查的难度、由于民间要说话的内在动力太强大了，它管不了，并不是它不想管，这个要区分开来。
郑子蒙：官方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在哪个层级上有所突破？
刘军宁：只要还叫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突破点，我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1989年的时候就划上了句号，不仅政治体制改革划上了句号，中国的改革也划上了句号。如果再变革，必须冲破体制，不能让这个蝉永远封死在蝉蜕里。中国早年的改革空间，从1979年以后很快就被利用完了，下一步任何改革都要求突破这个体制。
郑子蒙：现在学界还有一些人提出顶层设计。
刘军宁：大家可以说着玩玩嘛。在我看来，即便赵紫阳时代再现，顶层设计的路也走不通了，更何况现在。我是在1987年放弃了顶层设计的路径，我发现即便在赵紫阳时代，顶层设计也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尽管当时他可以给很多人提供饭碗，给很多人提供梦想。
杨传银：那个时候为什么走不通？
刘军宁：因为顶层设计是要求放弃这个体制，谁会接受一种自我了结的设计呢？
郑子蒙：这么说您对现行体制已经完全失望了？
刘军宁：谈不到失望。没有希望哪儿来的失望呢？
杨传银：台湾当年民主运动比较多。
刘军宁：国民党因为内战，停止了宪政的运作，停止了行使公民的自由权利。国民党本来就没有要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国民党的梦想，蒋介石的梦想和毛泽东的梦想是不一样的。台湾本来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本来就有一套残缺不全的、有待完善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大陆连这些都没到位。所以要大陆学台湾、学新加坡，那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因为新加坡、台湾是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了西方的代议民主主义的框架，只是由于政治强人存在很难一下到位。大陆怎么可能学新加坡呢？如果学新加坡，先学新加坡的资本主义，先学新加坡从英国移植来的那套法治。
杨传银：中国现在还是戴着意识形态的帽子。
刘军宁：它实际上骨子里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一个是作为信仰，一个是作为牟利的手段。作为信仰早就不存在了，但是作为牟利的手段被更加强化了。而且我们看看，这个信仰本身也是为谋利手段服务的。所以信仰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只是攫取利益、保护利益、打江山的一个口号而已。说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有的是权贵资本，有的是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
郑子蒙：现在突破这种困局是不是要靠“民间倒逼”？
刘军宁：我觉得“民间倒逼”是一个必然的路。而且这个倒逼还不是刻意的，不是有系统、有组织的。每个人说话，包括你们共识网上的许多文章都是在倒逼。中国变革的动力必将来自于社会，而不是来自于顶层。
郑子蒙：这些倒逼还是较为碎片化，没有形成系统。
刘军宁：这个也很难，因为目前不具备这种外在的制度条件。但是民间的力量是不可遏制地慢慢壮大，越想遏制它的时候它就越强大，并要为遏制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民间的强大。
杨传银：从1978年到现在，三十多年的改革，您觉得从政治到经济上的整个改革，哪些方面是进步的，哪些方面走了回头路？
刘军宁：中国的改革，官方的定义是现行体制下的自我完善。我觉得中国改革巨大的成就就是有限的市场化和有限的私有财产权。任何对这两个领域的停止和倒退都是改革的倒退，所以在中国这两个领域长期停止了，而且有所倒退，包括我们看到的，朱镕基叫得很响，但是朱镕基恰恰是央企的巩固者、壮大者、股市圈钱的实施者，中央集权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思想资源仍然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毛泽东的。
杨传银：您怎样看待有些人提出的党内民主？
刘军宁：你能举出这样的例子吗？党内民主有极大的欺骗性，党内民主给人的感觉是中国政治改革还有一条党内民主的路，其实已经没有这条路了。如果说党内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的话，中共从延安时期以来就一直实行党内民主了。民主集中制由来已久，还搞什么党内民主？如果民主不是民主集中制，那请告诉我党内民主中的民主是什么？我们在媒体上常看到中央决定某某人担任牟某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副书记。“中央”是谁？什么叫做“决定”？各地市有没有党员，能不能选举自己的书记副书记？而且党员干部还要被双规，自杀的自杀，他杀的他杀。这种意义上，他们比普通公民的人身权利更受限制。连双规都大行其道，如何谈得上惠及党员的党内民主？
杨传银：在谈论中国的改革的时候，有一种观点说，中国开放的意义比改革的意义更大。
刘军宁：这是我1987年的时候就说过的，在光明日报头版的社论上。题目叫“开放与公开”。
杨传银：我觉得这点很有意义，现在一开放之后，尤其全球化之后，跟国际上交往，很多国际规则，不遵守是很难行得通的。
刘军宁：其意义还不在这个地方，意义在于开放提供了一种参照系，你知道别人是怎么处理类似的问题的，你知道别人的生活方式，你知道别人的价值观。如果是封闭的改革，你依然不知道。所以只有开放，你才有横向的比较，才有横向的竞争，这是开放的意义所在。
杨传银：中国在一二十年内有没有可能发生一次较大的变革？
刘军宁：自身不能延续的政体必然有寿终的时候。它终究会衰落的，要给自己画上句号的。很多人说你在中国看不到任何一种取代性的力量，变革何以可能，什么可以取代它？的确，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可以取代一个这么强大的东西，但是问题是这个强大的东西是有生命的，不需要任何人取代它，它自己会给自己画上句号的。中国哪个王朝不是曾经很强大？到最后还不是自己死掉了。苏共是不是很强大，苏共是被人推翻的吗？是它自己寿终正寝的。
所以，能不能取代它是一回事情，民间是否在壮大是另外一回事情。民间的壮大需要一个过程。民间的壮大依赖于民间的整合与新共识的形成。虽然我们不知道研发iPhone6工程师的名字，我们可以肯定苹果公司一定在组织工程师研发。虽然我们不知道谁在致力于民间整合，但是可以肯定，一定会有多方人士在不懈努力。共识网本身就是一种整合的平台。你要仔细看这个整合，到处都是；而乍一看，则一个也看不见。
公民社会与网络媒体
郑子蒙：那怎么样使我们所说的这些理念在政治实践层面更为有效可行？比如80年代提到过的公民教育。
刘军宁：公民教育应该是持续的，因为它是一个观念的传播和观念形成的过程。公民教育对中国，无论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哪怕是宪政建成之后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郑子蒙：现在官方是不来做这些东西的。
刘军宁：应该欢迎官方不提供公民教育。我觉得不应该让官方来做。任何公民教育都应该是民间进行的，公民教育应该由公民自己来做。如果官方来做国民教育，那就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所以说公民教育一定要由公民来做。同样的道理，社会保障一定要由社会来做，让国家来做社会保障是荒唐的，那叫国家保障，保障的是官员自己。
郑子蒙：现在正是比较缺乏这样一股力量来从事公民自己的教育。
刘军宁：因为中国的自由土壤很薄，争取自由的努力结出的成果非常少。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在为自由而努力、而流血、而奋斗，但是所得到的自由却少的可怜。
杨传银：您怎么看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刘军宁：我觉得公民社会的发展靠民间努力发展得很迅猛，如果不是阻力很大的话，它发展得会更快；但是即便有很多阻力，中国的市民社会仍然在稳步地发展。
杨传银：最近几次公民运动（广东番禹、厦门反PX事件、大连反PX事件等）都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发展得更少一些，公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刘军宁：我更愿意说成是市民社会，它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市场发达的地方市民社会才多，市场不发达的地方，市民社会才少，所以市民社会本身是市场的产物。最大的市民社会组织是公司，是私人的公司。但是这个在很多人那儿不承认这一点，他们更愿意承认非盈利的组织。但是没有公司就不会有非盈利的组织，没有盈利的公司是不会有非盈利的公司，有的话都是国家养的。所以市民社会，公司非常重要，而公司的重要性恰恰被忽略了。甚至很多人把公司作为一个市民社会的对立物来理解的。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根深蒂固的轻商甚至恨商的传统，另一方面，中国人很爱钱，但是却不愿意让好东西跟市、利沾边，所以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郑子蒙：最近一个时期，网络民意和网络公民社会发展非常迅猛，您文章也提出网络民意可以催生代议民主。
刘军宁：只是催生，它是有助于在中国未来走向代议民主的，而且网络的确给每个普通人提供了一种民意表达的可能性。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你要想表达民意必须上广播、上电视，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中国13亿人，能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有几个呢？又能让全国读者都看到的又有几个呢？但是在今天每个人都有可能，只要你写得足够好，每个微博都是一份媒体。
郑子蒙：现在情况就是虚拟空间发展很迅猛，怎么实现虚拟空间和线下的东西的对接？
刘军宁：我想这需要一个过程，虚拟过程就是在网络上的表现，他的看法在真实中形成才会有网络上的表现。
我觉得共识网这样一个平台对中国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民间的共识的形成提供一种传达的管道，对于社会的平稳的转型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桥梁，没有这样的共识，大家的冲突会更多，也许会产生非理性的行为更多。在这个平台上什么观点本身不是很重要，但是这个平台本身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共识网的存在表明，或者共识网之类的平台的存在表明，民间开始参与了这个平台的建设，参与了这个议程的决定。因为在中国，本来在《人民日报》的共识、中央文件的共识就是全社会的共识，政治局的决定就是中国的议程，但是像共识网这样的平台的存在表明这一点正在被突破，所以我觉得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如果是平台化，肯定是个人演个人的角色，各级角色肯定是不一样的，即使相同的角色，站的位置还不一样，所以我们很难要求每个人都持一样看法。
社会稳定与民间独立参选潮
杨传银：最近几年，由于征地强拆等原因的暴力事件也多了，现在政府对社会稳定强调得比较多，您怎么看待现在的稳定问题和维稳的措施？
刘军宁：稳定成问题就意味着合法性受到了挑战，合法性受到了质疑或者说合法性正在迅速流失。所谓合法性，我也把它叫做正当性，是指统治者统治的权利，就是统治国家的资格。一个政府治理国家，一个政党统治国家的资格，我们把它叫做正当性或者合法性。维稳的压力越大，说明这个资格受到的挑战越大，说明要维持统治的成本越高。现在中国高企的维稳费用，说明对内的防范正在超过对外敌的防范；而对内防范的成本还在迅速地增长；这还没有计入调动国防资源来对内的成本。国防意味着敌人在外面，维稳意味着敌人在里面。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中国是有意义的。当来自内部的威胁超过了来自外部威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是每个中国人无论在台上的还是台下的都要想的。
杨传银：今年以来，中国民间发起了新一波的独立参选，您怎么看独立参选的现实作用？
刘军宁：我觉得强拆也罢，参选也罢，这都是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本来在中国强拆是理所当然的事；公民不独立参选，接受官方指定的候选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越来越变成一个可疑的事，这就是中国的进步，而且会有更多确定的事情变成可疑的事情，质疑的声音会越来越大。
杨传银：您觉得这一波参选潮跟80年代有什么区别？
刘军宁：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80年代参选，大家还是体制内的游戏，而且只限于有一定工作经历的大学生中间，今天的参选者基本是社会上的一个完整自立的公民。
杨传银：现在这些参选的人在网络上的声音看起来比在线下做得多一点。
刘军宁：因为只有网络上他们能够有声音。
杨传银：这确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他们要参选的话肯定也是在选区，小范围的，现在更多的是通过网络放大参选的影响。
刘军宁：我想这是一个催化剂，即便当选上了，也没有一个人会指望改变现行结构，但是这种参选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希望能够看到中国有人出来选主席、选总统，这个事情本身就有意义，甚至大于选上的意义。如果大家都选了，哪怕你只获得了参选的资格，这个本身就很重要；当你说你要参选的时候不会有人来追杀你了，这本身就更是一个进步，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出来。
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杨传银：对上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左派和自由派两派的意见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左派可能越来越偏向于鼓吹“中国模式”如何成功，自由派可能批评会更多一些。
刘军宁：海外对中国模式评价很高，包括美国的“中国通”。当他们到中国的微博上看一看，看到中国的维稳经费的细目之后还会这么想吗？他到每一个强拆现场体验一下，或者他的房子被强拆之后，他还会这么想吗？不能只是看到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
杨传银：现在海外对中国模式质疑的越来越多。
刘军宁：支持中国模式的人，不妨继续支持，而且要挺住，千万不要支持一半就支持不住了。别你还在很支持的时候，中国模式已经倒了，就像当年支持苏联模式一样。很多西方知识分子曾经都认为苏联模式将是未来，美国的模式将衰落，苏联在方方面面都将超过美国，在有些方面已经超过美国了。
郑子蒙：美国本身就是多元社会，存在这样的声音也很正常。
刘军宁：对，但是在中国可能这是听到的美国唯一的声音。
郑子蒙：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好处，全球范围内信息公开、多元。
杨传银：您怎么看待现在的“重庆模式”？
刘军宁：我觉得重庆模式是现行体制的统治方式的小的翻版，就是有一个人按照中共建立中国这个模式在重庆建立自己的王国。
杨传银：在中国作为地方治理来说，重庆、广东、浙江、江苏等等都有自己的探索，您觉得哪一地区的治理更好？
刘军宁：我觉得我更愿意看到一种自愿自发的秩序。任何强人主导的自由的秩序也罢，反自由的秩序也罢，都是不可取的。你不能强迫人去自由或者去不自由，尤其是强迫人去不自由，你最好让人自己选择。
杨传银：按照您的标准，中国有没有类似于您认同的地方治理模式？
刘军宁：没有，看不到。因为中国体制是一样的，不可能出现两个东西，只有程度的差异，不可能有性质的差异。这两天广州在搞共建，驱赶所有的小贩，包括强拆事件；上海这两天我们看到了有很多法律案件的极端粗暴的处理。我们看不到“白乌鸦”，即使有不同的人，也不能被认可，如果中国还是共产党领导的话，共产党不可能认可两个完全相反的地方大员。
杨传银：这两年尤其在北京，民间的讨论尤其学界对于公共政策或者对于转型的讨论越来越多了。
刘军宁：可能民间的讨论多，学界的讨论倒不多，好像中国的学界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了，学界已经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9·11十周年与中东民主化浪潮
郑子蒙：十年后的今天怎样重新审视9·11事件以及当时对世界体系的影响？
刘军宁：当初亨廷顿在《第三波》里讲民主化的文化障碍的时候的确把儒家和伊斯兰教给捆绑到一起去了，他认为儒家和伊斯兰教会对西方文明构成一个联合的挑战。伊斯兰教里的确有很多原教旨主义，是非常狂热的，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而且一旦对问题做出错误的诊断之后就会采取非常非理性的方法，包括对美国、对英国、对印度的恐怖袭击。
从今年以来中东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文明的冲突似乎不存在。中东的变革并不是美国主导的，我们基本上看不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如果有人非要说这是中央情报局干的，中东非民主政权为什么不自己建情报局把美国政权折腾垮呢？如果很容易就被一个外来的力量折腾垮，说明这个政权本身就是很脆弱的。现在中东的这些国家纷纷地发生变化，长期存在的威权政权的倒台，趋向于一种民主化，这又说明哪怕有根深蒂固的文化的支持，独裁在当今世界也是很难持久的。所以从中东，我看到的是，任何威权政权无论有多强大的文化支撑，都难以持久。
所以回到刚才讲的问题，不要问穆巴拉克有多强大，谁能取代它，到一定的时候他自己会支撑不住的，他会躺到笼子里面去的。同样，不要问卡扎菲多强大，他的卫队多强大，他手上有多少军队，他有多少石油美元。
郑子蒙：伊斯兰世界政治文化世俗化，是不是也会融入到普世价值体系？
刘军宁：伊斯兰的威权政权的垮台是相对容易的，但是伊斯兰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可能是比较漫长的，这中间还会经历回潮。我们看看即使在西方，一个国家从不成熟的民主国家走向成熟的民主国家也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即便专制统治者纷纷垮台，我也不能指望在中东迅速出现一群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因为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这里，有一点被忽视的是，这些中东的威权统治、专制统治者和专制政体或多或少是冷战的产物，现在一旦冷战消失之后，下面就是冷战遗产的消失，冷战遗产消失之后，世界会或多或少地走到一个更加平稳、更少冲突的社会，而不是更多。我们看到的哪怕是本·拉登、穆巴拉克，也都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包括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如卡扎菲以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名义建立的军人独裁政权都是冷战的产物。他们从冷战中的一方找到了思想资源。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这个思想资源和政治支持不存在了。你看看独裁者的军队用的武器就知道了，都是AK47、米格飞机。
郑子蒙：伊斯兰过渡时期，宗教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刘军宁：我想这个宗教会始终扮演着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关键问题是，宗教如何从一个极端主义走向一个温和的教义，能够跟世俗生活共处的一种价值体系。如果还是维持在非常极端的原教旨的成分上，这个民主也是很难维持的。
杨传银：现在越来越开放，包括市场的开放、全球化以及互联网，世界上对民主和自由的意识越来越普遍了。
郑子蒙：现在中东与北非地区的变革，是不是可以称为民主化的第四波？
刘军宁：对于民主化的浪潮，只有在事后才能定案。我们不知道它的后果究竟怎么样，能不能建立相对稳定的民主体制。我们现在可以断言中东的专制统治经历了一波巨大的危机，它是不是能够倒向民主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郑子蒙：这股变革势力，对其他地区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刘军宁：中东在变革之后，世界上只剩下东亚了。如果中东的威权统治纷纷垮台之后，只剩下东亚和沙特、科威特这些海湾地区王权国家了。
杜君立：柏林墙定律
自从1989年以来，每年的11月9日，全世界都在纪念柏林墙的倒塌，除过中国在搞消防宣传。2009年11月9日适逢20周年，柏林墙倒塌纪念活动的主题形式是一个巨大的多米诺骨牌装置——延绵5公里的多米诺柏林墙，这让人不禁联想起1989年哗啦啦似大厦倾的共产主义专制集团。
在共产主义将要到来的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冒著被东德军队射杀的危险逃入西柏林，约占当时东德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61年6月15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还说：“没有人企图建立一座墙”；但两个月之后，即8月12日，乌布利希就宣布了建柏林墙的决定，“为了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这样做。”
1961年8月13日凌晨，就在铁丝网建成的柏林墙即将封闭的最后一瞬间，一个参与围墙行动的东德士兵突然跃过铁丝网，投奔西德一方。这一瞬间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摄影记者彼德·列宾定格，这张流传极广的照片成为20世纪人类政治历史的重要见证之一。这名士兵的名字叫康拉德·舒曼，在“舒曼的一跃”之后，他迁往巴伐利亚小镇钧茨伯格，30年间他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他说，当他知道柏林墙倒塌之后才真正感觉到解脱和自由。这个幸运而又不幸的舒曼最终仍被痛苦淹没。
在一个奴役年代，柏林墙只能阻断来往，却阻不了人心的向往，于是翻墙奔向自由成为东德人前赴后继的悲剧，有1200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似铜墙铁壁的旧制度，早已被各人自由的意志击成千疮百孔。面对这个法西斯政府建立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人们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自制潜水艇、热气球等方式翻越柏林围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1963年6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德市政厅的柏林墙前发表著名的演说：“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1989年11月9日，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将这个象征着共产主义极权专制的柏林墙推倒。柏林墙的倒塌被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称为“历史的终结”；福山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坚持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拆除了柏林墙。对民主德国来说，“名义上是民主，实质上是专制；名义上是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名义上是为人民服务，实质上是为自己服务；名义上是‘反法西斯防卫墙’。实质上是反民主自由隔离墙”。
正如奥巴马所说：柏林墙的倒塌是对暴政的谴责。随着柏林墙的轰然倒塌，人们突然揭开了东德专制统治下种种不堪入目的内幕。东德秘密警察系统严密监视和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建立了庞大的系统的监视告密制度。人们互相监视，互相揭发，所谓有问题的人的一言一行就这样被监控起来。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人们发现了妻子告密丈夫，儿子告密父母，同事互相告密，广受尊敬的艺术家文学家原来长期向秘密警察告密。东德的专制政府用德国人一贯的认真精细严密作风来实施这一控制人民的警察系统。他们记录下那些受怀疑的人们的言论、日记、电话交谈、个人爱好、家庭关系等等一切细节。他们甚至首创了保存人们的气味的技术，秘密地不为人知地用专门材料收集各人的气味，密封保存。这样的气味可以有效保存二十多年。到必要的时候，就可以用现成的气味让警犬捕捉任何他们想找的人。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系统又一次让人们惊得目瞪口呆。
在所有的共产主义专制语境中，只有“人民”或“群众”，而没有“公民”和独立的“人”。作家克里思·马修斯在《硬球》中评价前东德时说过一句话：“那是一种美化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影响了当代波兰历史的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曾说：“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为什么没有人挺身而出捍卫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什么民众面对暴政束手无策？一个从纳粹集中营劫后余生的德国神父如是说：“当他们来抓工会组织者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工会的人。当他们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反对，我想我反正不是天主教徒。后来，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现在，它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如果说雷峰塔是女人的诅咒，那么柏林墙就是人类的诅咒。22年前，专制的共产主义阵营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土崩瓦解，正像一场巨大的政治多米诺骨牌接连倒塌，全世界自由的人和向往自由的人都为之欣喜。只是在中国，坦克和军人成为这场正义大潮之中的中流砥柱，使红色中国成为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砖制大厦硕果仅存的独木。22年前，东德以奥运金牌大国闻名；22年后，统一的德国成为富裕文明的人类理想国。22年前，东欧的共产主义集团作鸟兽散，从此淡出中国官方的媚体；22年来，他们陆续融入欧洲大家庭，成为人类最民主的一个族群，而他们的经济水平同样使中国难以望其项背，东欧各国人均GDP是中国的数倍。
在2008年《经济学人》杂志推出的世界各国民主程度排名中，捷克排名19；中国排在第136，好在还不是孙山，后面有缅甸利比亚和朝鲜；在卡扎菲处死、昂山素季自由之后，中国只能与地狱般的朝鲜沆瀣一气相濡以沫了。22年后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坚持中国特色柏林墙路线的国家。中国的柏林墙随着民众日益增长的怒火，还在以维稳主义的暴力方式不断地加固加高。
在柏林墙时代，红色中国被封闭在一个更大更高更森严的“柏林墙”内。1964年，瑞士记者斯塔奇在《大墙之内的国土》中说，中国除了那道著名的长城之外，还有层层叠叠的无数道无形的墙，将中国紧密地包裹起来，与外界彻底地隔离开来，那些无形的墙委婉地说就是所谓的“竹帘”，但这种“竹帘”比铁幕更严密。从签证、旅行社到陪同你的翻译、会见你的官员与群众代表，所有这些手段与人，实际上的作用都不是让你看到什么，而且是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到什么，或者说，设法只让你看到他们希望你看到的东西。任何西方人只要一进入中国，就进入了一种真空，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是为你导演好的。
毫无疑问，户籍隔离制度是中国最古老的柏林墙。户籍制度由秦始皇首创，毛万岁发扬光大，把中国人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一伟大创举，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被中国官方奉为圭皋。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两种不同的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等各方面所受到的公民待遇判若云泥。不仅人权待遇差之千里，甚至在同样的事故中，两种人的生命价值也“同命不同价”。在每一个开学季节，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被按户口分为城市人和非城市人。前者可免费进入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后者则连其最简陋的学校亦被拆毁。对很多非北京户口的孩子来说，就是考出更高的分数已无法进入北京大学。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在这种柏林墙之下，北京人的精子比安徽人的精子所获得的公共教育资源要高出50多倍。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隔离在权力底层的中国农民已经彻底丧失了社会上升的正义管道。
对国家主义的既得利益群体来说，体制内外隔离制度是当下中国最伟大的柏林墙，并因此衍生出富于中国特色的“维稳主义”。体制的特点就是垄断暴利低效无能傲慢冷酷，与艰难生存的体制外民间截然相反。封闭化世袭化的体制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力和财富，食利自肥，对体制外民众刻意去公民化和愚化，将其视为“不明真相”的群众、“普通老百姓”等等傻瓜一族，以严酷的暴力予以防范和迫害，层层壁垒，步步设防。国家福利制度的阳光只限于体制内，体制外民众只能向市场自行解决，国家还要乘机敲诈勒索，教育、住房、医疗等等莫不如此。
柏林墙是一种人为的政治隔离制度，基于一种深刻的分裂和不信任，甚至是仇视。人视我为草芥，我视人如仇寇。孙立平教授曾经指出，1990年代后，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断裂，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实际上这种断裂就是一种分裂，因为制度和体制导致的分裂。贫富落差只是表象，公平和正义的缺失使中国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深层分裂，而这种制度柏林墙就是其根源。它一方面堵死了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路径，另一方面保护少数人继续垄断享有这种养猪体制的天生幸福。一方为刀俎，一方为鱼肉。不可混淆。
《左传》曰：“人之有墙，以蔽恶也”。《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墙是人类最反自然的发明。一个法国旅行家看到中国长城后说：“这是一项由长不大的孩子在专制君主的驱使下完成的工程。”卡夫卡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他将长城看作帝国的隐喻，“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修筑长城并不是防御匈奴，而是使帝国这个庞然怪物展现出它荒诞惊人的神秘和力量。人们可以从金字塔了解埃及帝国，从角斗场了解罗马帝国，从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疯狂的建筑往往象征着帝国内部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结构。从长城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最热衷于墙的国度，墙外套墙，墙里有墙，层层叠叠，篱樊重重。在这个国家当下，每个不幸出生在墙外的人都在想尽办法钻过这个柏林墙；每个出生在墙里、高高在上的“上帝选民”都为高高的柏林墙而感到安全和骄傲。对无数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体制就是中国的柏林墙。
所谓“柏林墙定律”，就是专制必然失败，民主必然胜利，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民主者昌，专制者亡。做恶者总是以为他可以永远做恶，正如鲁迅先生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说：“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从奇奥塞斯库到卡扎菲，历史总是对柏林墙定律的一次次重复；柏林墙没有倒的时候，没有人相信它会倒塌。只有是柏林墙，它必然要臭名昭彰地倒掉。但只要柏林墙还在，就会有无数恶棍以柏林墙的名义作恶，他们甚至永远也不相信自己会被正义和历史清算。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都20多岁，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此前的二战中，盟军对德国党卫队成员一律就地处决，而不用上报；理由是党卫队员不是军人，没有战俘待遇。战争结束后，曾有人提出党卫队等同军人的疑问。时任纽伦堡军事法庭首席审判长那瓦伦斯淡淡地说：“军人不会对内开枪，不会屠杀国民，不会忠于某个政党或个人。所以，他们是匪徒，不是军人。”
陈光诚，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中国公民，让一个将权力延伸到村庄和街道的体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见中国柏林墙之恐惧和脆弱。据说在船要沉之前，老鼠总会最先逃命；在天文数字的维稳暴力下，无远弗届的官吏们（裸官）和精英们纷纷携黑金出逃或送妻女移民。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为其国外的妻女在瑞士银行存款28亿美金，而它只能算是中国这艘破船上小老鼠。作为柏林墙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块残垣断壁，中国注定也逃脱不了“柏林墙定律”；因为人心向善，人类世界不会永远容许一个不正义的利益集团继续做恶；否则，那将是人类的耻辱。
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借口来践踏良知。无论什么时候，人的权利永远高于政治的权力，政府只是民众豢养的一条狗，人类不可能永远甘心用自己的血汗饲养一条疯狗。人类数千年文明史证明，自然法永远高于国家法，这就如同天永远高于地，是不言而喻的。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在他的新书中写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来或许有很多是奥妙难解的，再加上多年封闭和极权体制使之变得更为神秘，但我实在难以相信，难道这种不透明度就可以让中国在自己的盟友内或世界上称孤道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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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现存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其先天性的基因缺陷，更由于后天的畸形培育和畸形发展，使得这个制度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阻挠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陷阱。共产主义官僚贵族集团为了维护自身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不惜以国家强制力量为后盾，干着大量侵犯国民人权、破坏国民幸福和尊严的勾当。官僚贵族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普遍的腐败、严重的两极分化、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预示着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向何处去？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国家公民面前的严肃主题！
张祖桦先生作为前中国共青团高官，本来有机会置身共产党高层甚至最高层的官僚序列。但8964大屠杀使他看到了现存政治制度的残忍性和悲剧性，从而果毅退出中共官场，听从良心的呼唤，开始致力于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理论研究和转型实践活动。经过九十年代的理性思考，2001年终于结晶出版了《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简称《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为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提供了可资选择的路径和方向，从而很好地回答了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本书中，张祖桦先生非常系统的解析了与民主宪政科学有关的系列概念，如“民主”、“法治”、“有限政府”、“分权制衡”、“宪政”等等。他将“民主”分为“一般民主”、“法治民主”和“宪政民主”三个层次，认为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结合是人类迄今为止在政体方面的最优选择。
张先生指出中国政治转型的根本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体。那么怎样从现实出发完成这种转型呢？张祖桦先生提出了“新三民主张”，即培育公民社会、树立公民意识、积累民主实践。他认为中国之政治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经历“体制改革阶段”、“低度宪政化阶段”和“高度宪政民主阶段”。而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则是一件众人添薪捧柴的事，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及体制内外各种进步力量的合力推动，从而扫除官僚权贵集团对民主宪政事业的阻挠，并最终完成政治改革和民主宪政制度的创新。
毫无疑问，张祖桦先生的政治智慧对于当下中国的维权事业和民主事业是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的。
从本期开始，《零八宪章》月刊将分集连载张祖桦先生的政治学著作《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我们希望也相信读者诸君能从这部著作里寻找到一些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政治智慧和理论总结，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关于中国、关于中华民族的美好憧憬和光荣梦想！
编者：2011年4月15日
上一期我们编选了《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的第十二章：推进政治改革，本期我们编选的是该书的第十三章：开发政治资源，本章内容基本架构如下：
第十三章 开发政治资源
l 人才
l 组织
l 媒体
l 理论
l 财力
l 道德
l 传统
l 民族意识
以下是本章正文，请阅读——
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作者：张祖桦
第十三章 开发政治资源
（连载十四）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易经》
政治资源的范围非常广阔，举凡人才、组织、政党、信息、媒介、财力、物资、道德、伦理、理论、法律、制度、传统等等构成人类政治社会的要素，都可以成为政治资源。因而完全可以说，遍地都有政治资源。对致力于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人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开发、涵养、汲取与整合各种政治资源，使之转化成为推动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动力。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一样，若不去开发，就始终只是原始资源，并处于闲置状态，无法产出有效的能量和动力；只有经过人们有目的地开发，各种资源才能发生转化，并得到有效利用。因此，开发政治资源是政治实践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以往的政治理论对于开发政治资源重视的不够，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应该从现在起，注意弥补这一缺失。在本章中，我们试图对构成政治资源的一些要素给予初步论述，以期有助于进一步的研究。
一、人才
任何一项事业，要想获得成功，都要依靠人才。经营好一家公司，要依靠人才（优秀的经理和专业人员）；办好一所学校，要依靠人才（优秀的校长和教师）；领导好一个组织，更加要依靠人才。近年来经济学特别强调“人力资源理论”。而政治学和社会学，一直流行着“精英理论”。所谓“精英”，其实就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杰出人才。事情要靠人来做，而人的才干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原因是有很大差别的。同样一件事情，由专门人才做与由不懂行的生手做，效果截然不同。能否聚集人才，做到人尽其才，关系着事业的成败。古代的政治家是很懂得这一点的。《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在总结自己得天下的成功经验时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行政后勤，我不如肖何；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发挥他们的才能，所以能得到天下。而西楚霸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信任和使用，这正是他最终失败的原因。刘邦的话充分说明了人才对于事业成败的重要意义。
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分工日益细密、日趋专业化，对各类人才的依赖程度也日趋增加。因此，人才资源的重要性也日益提升。要完成中国的宪政民主大业，同样需要千千万万各个方面的人才。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发育，许多优秀人才在民间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体制内，由于观念更新和代际更替，也有越来越多持有民主理念的新型人才进入重要岗位。应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广泛联系，沟通体制内外的有识之士，本着对人民与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和建设性的立场，建立起基本的政治共识（追求宪政、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还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讲习班、研讨会、讲座等各种形式，培养中青年人才，增强他们的宪政民主意识，为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输送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
二、组织
在现代社会中，组织是一种最重要的政治资源。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最后一节“组织的必要”中指出：“弗赖在1966年说，‘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在国家生活中的表现。’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但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从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许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存在的权力和权威真空，可以暂时由具有能引起大众狂热拥护的特殊气质的领导人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要长期填补，就只有靠政治组织。要么是由既定的上层集团通过现有政治体系相互竞争，以组织群众；要么就是由持不同政见的上层集团组织群众，来推翻现有的政治体系。在进行现代化的世界里，谁组织政治，谁就控制了未来。”（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P496）
现代政治主要表现为有组织的政治，无论是选举，还是其它政治表达；无论是群体参政，还是议会政治；都需要组织的整合。政治组织主要包括政党与政治社团两大类，通常所说的政治结社主要就是指参加政党活动与参加政治社团活动。政党的主要功能是在政治上有组织的代表一定的社会阶层、社会集团和公民的利益，提出政治意见和政治纲领等，并通过选举等方式取得或分享政治权力，实现自身的政治主张。政治社团虽不具备政党条件，一般无掌握政权之目的，也不一定直接参加选举等政治过程；但它同样代表一定社会阶层、社会集团和公民的利益，同样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且力图通过发出声音和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来影响公共政策。我国现行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有结社的权利，但迄今没有相应的《政党法》和《结社法》加以保证；虽有《社团登记条例》，却没有政治性社团申请设立方面的规定；公民申请成立政党或政治性社团不仅得不到准许，还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因此，使得宪法中的这一条文形同虚设。这也严重违反了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显然，不改变这一状况，就谈不上政治现代化，也不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争取落实宪法中已载有的“结社自由”应成为中国今后宪政民主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
鉴于中国的现实，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先以准组织、亚组织的形式进行过渡性的工作。所谓的准组织、亚组织，是相对于正式的政治组织而言的；其实它们一般都是合法组织，例如经济组织（公司、商会等）、文化组织（报刊、书店等）、科学组织（学会、协会、研究会、研究所、研究中心等）、教育组织（学校等）、社会团体（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环保组织、基金会等）、联谊会、校友会、俱乐部等等。由于国有企事业单位要受到层层限制，所以上述组织绝大多数只能是民间或半民间的。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主业，也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和动员能力，因而可以在社会转型时期担当一定的政治组织功能，待政治组织合法化后再行转换。
一旦实现政治多元化，多党政治就会浮出水面。在现代社会中，政党一直处于政治的中心地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式。它的存在左右着各国的政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区别仅在于专制国家一般都实行一党制或一党专政制、一党独大制；民主国家全部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政治多元化就是要实现从一元到多元、从一党到两党或多党的转化。一个国家在实现政治民主以后，是选择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与整合的情况，与采用的选举制度也有一定关系（一般来说，美国式的单一代表选区制有助于两党制；而多人选区制或比例代表制有助于多党制）。政党的功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聚集各种政治资源，其所输入的政治资源愈多，它能够输出的政治能量就愈大。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政党的功能已开始出现衰减的态势。但是在可以预见到将来，政党的基本功能还是难以替代的。对于中国这样的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迫切需要争取组党自由，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以民主政党替代专制政党。
三、媒体
媒体的全称是“大众传播媒体”， 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报纸、刊物、图书、网络等。在现代社会中，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还有人把它称为与各种压力集团相当的“第二圈制定政策者”。这些不同的说法表明，媒体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在信息时代，信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类的日常活动都是产生、发送、接受信息和对信息作出反应的活动。信息无处不在，通过传播渗入人类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项活动，成为联接社会、改变社会的一股无形的力量。而信息的传播所依靠的就是媒体。新思想的传播靠媒体，新观念的传播靠媒体，组织联系也要靠媒体。所以，媒体是一种影响巨大的资源。今天，大众传播媒体正以其高度发达的手段，广泛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深刻地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改变社会政治结构、公民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心理。从一定意义上说，媒体已成为政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据政治学家的研究，媒体具有以下几种政治功能：（1）提供新闻：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参与。（2）解释：对各类事件和人物的意义作出分析和说明，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事件的性质。（3）社会化：输出基本的政治价值和态度，影响受众，使之融入主流政治文化。（4）劝告：通过有倾向性的报道和解释，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思想和态度。（5）塑造：培养公民意识。（6）安排议程：通过对新闻和新闻重要性的选择和安排，引导社会舆论和政治家的注意，从而影响着政治议程。当然这是在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条件下。
尽管目前国内的意识形态控制并未放宽，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变化、特别是媒体从业人员的结构变化以及文化市场的发育，极左和僵化的控制已越来越失去效用。图书的变化最为显著，民间“二渠道”的发行量和市场占有量实际上均已超过官办的“一渠道”（不应再称为“主渠道”了）；图书的内容越来越现代化，许多过去被视为政治上犯禁或倾向自由化的著作纷纷问世。网络这一新兴媒介的发展状况也是令人鼓舞的，电子技术日新月异，人们可以随时从网上看到最新信息，了解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据中国互联网络中心统计，1997年底我国网民只有67．5万人，1998年底增至210万人，1999年6月达到400万人，1999年底达到890万人，2000年6月30日达到1690万人，递增速度非常之快，（按照这种增长速度，我国网民将在2002年增加到6100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网络国家）。广播，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对华广播，被誉为“空中民主墙”，收听的人数也不下于几千万。电视、电影、报纸、刊物中有关民主、法治、人权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总而言之，开发大众传媒这种资源的空间十分广阔，可以做的工作还很多，应给予高度重视，倾注加倍努力，尤其是要坚持不懈地争取新闻自由和新闻法治、争取媒体自由和媒体自律，以便使媒体在推进宪政民主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四、理论
理论是系统化的知识，是人们认识各种问题的工具，是人们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理论包含着前人和今人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经验积累、实践总结和逻辑推演，对今人和后人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与指导作用。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宗教改革，无论是经济调整、还是政治变革，都不能没有一定的理论作为指导。组织也罢，政党也罢，要制定纲领、政策、战略、策略，更是需要理论的帮助。“没有适当的理论，人们就会成为显然不可控制的势力的臣民，这时人们的命运将更多地取决于机遇和强力，而不取决于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6月版P202）先进的理论还对人们的思想认识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和对进步的社会运动具有巨大的发动作用。因此，理论确实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源。运用得好，可以对社会实践产生极大的积极作用；而错误的理论或不适当地运用理论，对社会实践的危害往往是巨大的。
在以往的社会运动中，对待理论的作用主要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忽视理论的作用；一种是对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前一种错误倾向认为，有没有理论都不要紧，不懂得理论，照样干革命；理论总是落在实践后面，没有它也照样实践。后一种错误倾向则过于夸大和迷信理论的作用，对理论缺乏具体分析，在实践中把产生于特定环境下的理论拿来生搬硬套。这两种倾向都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应该尽力避免。
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之所以屡遭挫折，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缺乏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89年的爱国民主运动突出地反映出这一点，运动中各方人士、各种力量大多表现出情绪化的特点，不顾一切，不计效果，没有明确的理论和纲领、策略，大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直到进入失控状态。1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较好地解决，急功近利、爱走极端、目光短浅的行为仍然随处可见；在一些基本的、常识性的问题上都还存在混沌不明、纠缠不清的情况。这种状况实在应该尽早结束了，否则的话，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前途是堪忧的！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决不仅仅是少数理论家的事，还得靠大家的共同努力。
五、财力
财力，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钱”，它代表着经济能力或经济实力。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从来就是紧密相联的，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财力的有无和大小，直接关系到政治运作的能力和效果。假定有一批人立志推动社会变革，他们已经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并且开始着手实施这一计划。这时，拥有多少财力资源就会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财力相对比较充裕的话，那么运作起来就会比较自如，规模效应就会比较显著。如果财力比较紧张的话，运作上就难免会受到诸多限制，效果也会大不一样。而从事政治变革的人，早期通常都不具有充足的财力。就象马克思一样，经济上一直很拮据，若没有恩格斯去当资本家、挣钱资助他的话，他的生计都很成问题，更别说是写出《资本论》了。所以，怎样开发财力资源，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下，钱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渠道不外乎内部经营与对外募集两种。所谓内部经营，是指从事政治变革的群体内部的人，自身直接进行经济活动或与经济有关的活动，以获得经济收益用来支持政治活动。首先应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不要使之成为拖累事业的因素，更不可因此造成财务方面（不清不白）的问题。其次，可以借鉴马、恩模式，进行内部分工，让有一定经济方面专长和才能的人拿出较多的精力从事经济活动或经营经济实体，赚取利润支持民主事业。对外募集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想方设法取得广大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理解和同情，争取来自各个方面的资助。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政治人物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际经验，有许多可供参考的办法。比如创办报刊，自收自支；开办经济实体，获取收益；参与股市投资，积累资金；开展活动，募集经费；与外围的企业、机构、组织建立联系，争取它们的财力支持等等。总之，只要开动脑筋，有所作为，就能够找到解决财力问题的办法。
从国内外的有关情况来看，政治组织或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能筹集到一定经费。问题往往出在财务管理上。常见的问题是：一、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或乱收乱支、或假公济私、或有章不循、或贪污公款、或一团乱账。二、不按《政党法》和有关法规办事，黑箱操作，擅自挪用，违法乱纪。我国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制订《政党法》，政治组织的行为也没有纳入法治的轨道，因此现阶段尚不存在第二方面的问题。但第一方面的问题却一直存在，且严重地损害了民主力量的声誉。今后，应该特别注意在财务管理上给予高度重视，并从一开始就建立和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制约机制，以防范和杜绝各种不良现象的发生。
六、道德
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伦理也是一种政治资源，而且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政治统计资料显示：中国人也罢，美国人也罢，日本人也罢，都希望政治家能够做到正直、诚实与廉洁。而正直、诚实与廉洁正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宪政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包括着一整套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伦理，是一种对公民负责任的政治。孔子早就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这里的“正”，就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为政者带头遵守道德，别人怎么敢不遵守呢？他还说：“为政以德，譬如星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意思是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会环绕着它。孔子的话尽管有些夸大道德的作用，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特别强调道德实践的作用，他提出每个人都应努力做到“恭”——对人恭敬有礼；“宽”——以宽厚之心待人；“信”——对人言而有信；“敏”——对事勤敏而不怠；“惠”——为善事而济他。这五个方面归结起来，就是“仁义道德”。搞政治不能不讲道德，私德很差的人，公德必然有亏。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拉伯雷说得好：“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剧作家出身的捷克总统哈韦尔，曾深受不讲良心、蹂躏道德的专制政治的迫害。因此他明确主张政治应建立在良心、道德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政客的阴谋和手段，被实践为对于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们的技术、伎俩，像在马基雅维里的学说影响下的近代社会中许多人所认可的那样。也许阴谋可以使得某个人登上某个高位，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他不大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真正的政治，应当包括某种人性的尺度在内，与人们的个人经验尤其是良心的要求有关。因为说到底，政治是“为了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一种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之上的那种责任。”（哈韦尔：《政治与良心》）哈维尔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性的认同。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因此道德资源异常丰富。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传统道德（道统）遭到极大破坏。即使是这样，由于几千年的传承和积淀，道德资源也远未枯竭。人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是使用双重的标准：一种标准是“才”或者其它；另一种标准就是“德”，即道德品性；而且通常是把道德评价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切不可忽视道德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特殊作用，而应在反对专制政治、争取宪政民主的实践中，充分调动道德资源，以增强推动政治进步的合力。因为专制政治压抑人性和人的自由，践踏社会公平与正义，是最不道德的。而改变这种状况的出路就在于实行宪政民主。在我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道德伦理体系，造成了道德失范的社会现状，我们有责任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使我们生活的社会符合人性的要求，体现出人的尊严；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变得健康、有序和符合道德。
七、传统
传统就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东西，如象文化、风俗、习惯、思想、观念、艺术，还包括制度以及前面谈过的道德等等，范围非常广泛。著名思想家李泽厚特别强调文化传统的作用，前些年，他花费了很大心血研究《论语》和儒家学说，并写了《论语今读》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造、构建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因此他提出，应对孔子、《论语》和儒学，这一“半宗教半哲学”的文化神髓作一番既解构又重建的工作，用来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们应能体会到一位思想者的良苦用心。
传统里面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黎澍曾专门论述过对待传统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他认为：“欲求社会进步，必须敢于打破传统，还必须善于利用传统，才能推动进步。但利用传统还必须预防为传统所利用。”“利用传统往往可以使革新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利用也意味着与旧势力的妥协，放弃反对他们的斗争，延缓某些改革的进程。如果延缓改革渐变而为放弃改革，那就与旧势力合而为一了。”可见，怎样对待传统的问题很不简单。既不能一概否定、全盘抛弃，也不能一概肯定、照单全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教授林毓生经过深入地研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意见，就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地转化。他认为：“全盘西化”、“全面反传统”的思想本身，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方式的表现；而真正掌握了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精髓的人，不应要求全面反传统，而应追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教授认为当代中国有两大任务：一是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设；二是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所谓“创造性的转化”，就是把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加以改造，即人们常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成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资源；同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参见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八、民族意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曾经对人类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长期受专制主义的影响，我们的民族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中，逐渐丧失了进取的锐气和生机，直到变成恶疾缠身、任人欺凌的“东亚病夫”。所幸的是民心未死，近一百多年，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为了争取自由、民主、富强和国家现代化，持续不懈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斗，并且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其中就有民族意识的觉醒。林毓生就认为：“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而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则主要是对西方入侵的回应。”“从最根本的层次上讲，正是这种基本的民族主义的目标和愿望导致人们从事文化教育、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中国意识的危机》P14）这种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能够唤起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能够提供民族认同，从而提高本民族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能够有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世界的精神财富和社会生活。这种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在当代的集中表现就是爱国主义。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就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重新分配在华特权，而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引发的。因此爱国主义一直被当作“五四运动”的传统之一继承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又一次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同样是由于中国军民秉持爱国主义的信念，同仇敌忾、殊死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文革结束后，中国积贫积弱，困苦不堪，亟需振奋民族精神，重整河山。一直是中国自由民主重镇的北京大学发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心声，再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健康的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十分重要的精神资源。不仅中国如此，其它国家也不例外。美国人同样很爱国，并且充满了民族自豪感。我们的亚洲邻国——韩国人更是以爱国著称于世。
执政党总是喜欢把爱国与爱党混为一谈。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爱国的人不一定爱党，正如同爱党的人不一定爱国。例如那些贪污腐败、祸国殃民、把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往国外转移的党员可能对党怀有感情（因为是党赋予他们特权、给了他们升官发财的机会），但是无论如何也和爱国沾不上边。如真爱国，就应致力于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而不应谋取一党之私利。因此，不承认宪政民主的民族主义只能是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其实执政党的领袖们心里也明白，贪官污吏爱的是钱财，而不是党；真正把党往绝路上毁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贪官污吏。
我们在肯定健康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同时，应该知道民族主义有很多种，其中有不少是带有盲目性的、变态的和危险的。对于这些种类的民族主义，应该高度警惕，尤其要防止落入极端民族主义的陷井。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其有害的意识形态，它会导致盲目排外、以强凌弱、种族仇杀和消灭自由的状况。希特勒的法西斯罪行正是在“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实施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也是在所谓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维护整个东亚的民族利益的借口下进行的；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种族仇杀都是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下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不仅无助于中国走向现代化（更不用说走向自由民主了），而且会极大地妨碍中国的发展进步，真正爱国的人不可不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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