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先生与许章润教授就这篇文章有过直接的沟通，您对这篇文章最主要的感受是什么？
李伟东：他是在一个大的牢笼里，是在中国境内，敢于发声批判，直接对习近平怒吼，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古典的士的情怀跃然纸上。而且是代表着人民在发声。
记者：文章的后面说到，人民已不再恐惧。胡先生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胡平：“人民已不再恐惧”这句话包含着一定的事实判断。现在国内很多人都非常愤怒，在用各种方式表达不满。不少人已经冲破了原来的恐惧。另一方面，这句话也包含这对人民觉醒的期许。他也知道，仍然还有很多人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因此这就是一种呼唤。
记者：人民不再恐惧，人民在表达不满，这是否意味着政府的权威在下降呢？
李伟东：显然是的。但这也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政府权威下降，会导致政府内部的反抗加重。事态发展到今天，体制内的若干媒体，体制内的若干官员，都愤怒地在发声。这次大的疫情如果在4、5月份消退之后，体制内会不会有更加强大的反思，我对此还是抱有一定期待的。
记者：许章润这篇文章显然是针对当前的社会危机；同样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许志永，也写了一篇文章劝退习近平。他们都是基于当前的危机，这场危机的程度到底如何？
胡平：它可能引发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危机。它目前还是有一点导火线的性质，所以它直接涉及的问题还不是那么广泛。二许的文章谈得相当广泛、相当深刻，但他们主要针对的还是习近平本人。在当前的形势下，这在政治上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但这场危机涉及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习近平定于一尊，而是涉及到整个体制的问题。
《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视频截图） Photo: RFA
记者：许章润的文章还涉及到对中国政权性质的判断，比如：毛式极权向威权过渡的趋势，在“奥运”后亦且止住，而反转向毛氏极权回归，尤以晚近六年之加速为甚。你大体上同意这个判断吗？
李伟东：我同意这个判断。我对这个趋势有一个打分式的说法。我对威权和极权分别用ABC来打分，A是最高，C是最低。极权的A是现在的朝鲜，和毛氏的中国。习近平是在威权的C接手的。他一上来就提升到了威权的A，就是当初的“七不讲”等等，现在他已经提升到了极权的C。就是说，他还没有达到朝鲜和毛氏的极权A的那种程度，但他已经到了极权的C这个水平。
记者：有人认为，这场危机中，极权有所松动，您如何评价？
李伟东：极权是在松动。包括财新所做的报道，包括一些地方官员的“甩锅”也好、“推责”也好，就等于把矛头指向上面，需要上面来负责。这都是对极权的挑战。
记者：我们都期望这场危机能很快结束，危机之后，极权会继续加强吗？
胡平：造成目前危机的原因就归结到一条，就是所谓的习一尊。二许的文章其实都点透了这一点。危机之后，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有所改变，还是有可能的。
记者：许章润在文章中说，疫情的发展显示出中国政府的败象，他认为这是倒计时开始，立宪时刻将至。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您怎么看？
李伟东：我也觉得这比较乐观。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习近平终于让出了一个小组长让李克强当了，这说明他可能有不得已的分权意识的出现。这种短暂分权状态的出现，会不会延续下去？习近平会不会醒悟到，或者别人让他醒悟到，分权或者权力制衡更有利于解决目前的危机？这就要看经济危机到什么程度。
如果目前的危机持续到4、5月份，全年经济负增长都有可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然要鼓动民营经济来恢复经济。民营经济要大发展，必然要分权。因为形势而被迫分权，并由此导致极权下降的可能性，就出现了。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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