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这是中国官僚体制的边界：可以有限地追责，但不能完全被民意压力胁迫。出于自救本能的意见表达，与良好愿望的社会改革建议，像气压阀一样限制在一定空间内。媒体可以监督的政府层级也从来都是有限的：黄冈市卫健委一问三不知的主任可以被媒体批评，但对国家卫健委官员的采访就不是自由的。与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媒体自由度相比，20年新闻媒体可以操作的空间今不如昔。
害怕信息可能有灾难性的后果
为报复观点专栏的标题《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中国政府决定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北京"大跃退"》，作者Bret Stephens说，任何读过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专栏的读者，无论标题还是内容，都会注意到里面一点种族主义都没有，尽管文章做出了强有力的论述，那就是冠状病毒疫情如何暴露了中国体制整体上的弱点。熟悉《华尔街日报》的人都知道，和《纽约时报》一样，它将新闻和观点版块严格区分开来，这意味着被驱逐的记者与米德专栏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毫无关系。
文章说，冠状病毒危机暴露了中国政府一个深层次的弱点：中国政府害怕信息。它对2003年SARS疫情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多少不同。这也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任何依赖操纵或制造"真相"以求生存的政权，都必然会以类似的方式行事。他们没有真正独立的国内媒体。这意味着普通人无法获得及时、准确和全面的信息--中国的统治者也无法获得。其结果就是可能非常危险的谣言；可能带来致命后果的无知；还有可能是灾难性的误判。
人们在忙完一番悼念后不了了之？
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改喊"武汉加油"？
近日，武汉《长江日报》就日本援助物资箱上的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意为"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等口号正名，文章还加了一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引起舆论纷纷。台湾《上报》发表评论《"武汉加油"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灵魂》，作者哈奇士说， 先且不去比较今次疫情中中日两国的民间公共用语的雅俗，就这篇文章前后的结构用语，不啻演绎了一个莫大的笑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德文barbarisch），出自德国哲学家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悍将，阿多诺一生对从启蒙理性变异为工具理性带来的科技压迫，物化世界下人的异化，文化工业对大众的意识形态欺骗批判不遗，其对世俗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大诊断是"同一性"追求，从背后有层层资本操纵而表面看上"风格"多变的流行音乐，到净化族群的法西斯集中营。而这种完全排斥异质的"同一性"发展模式，恰恰不正照应了类似《长江日报》评论员"宏伟的集体有一颗强大的灵魂"、"不惜一切代价"这般赤裸裸的宣告吗？
作者说，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经历过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特别会讲故事的政权的摧残，反对宏大叙事和不断解构只会带来权力压迫的大主体，反思世俗现代性里对同一性和廉价的线性进步史观的追求，已是不可能再回头。想起前一阵医师李文亮病逝后被群众塑造成民族英雄，生前受社会制度规训一事被不断挪用为支持功利式说真话（吹哨，对于大众）的资源，而人们在虚拟网路忙完一番悼念后不了了之，可见批判的精神难于来自悦耳的话语。
文章来源：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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