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

同学们：

今天是我们科大研究生班网络授课的第一讲。开讲前请允许我说些课外话。

小时候，当我连续把同样的错误犯到第二、第三次，父母会把我叫到他们面前去，用手指着我的额头问：

“你有记性吗？！”

当我把语文课读了多遍还不能背诵时，老师会让我在课堂上站起来，当众质问到：

“你有记性吗？！”

记性是记忆的土壤，记忆是这土壤上的生长和延伸。拥有记性和记忆，是我们人类与动物、植物的根本之差别。是我们成长、成熟的第一之需求。我以为，许多时候它比吃饭、穿衣、呼吸更重要。因为当我们失去记性、记忆时，我们会失去做饭、耕地的工具和技能；会一夜醒来，忘记衣服放在哪儿了；会确真以为皇帝不穿衣服要比穿着好看得多。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新冠肺炎这场举国、举世之灾难，它还没有真正被控制，传染还远远没有过去和消失。然而这时候，湖北、武汉乃至全国别的省市和地区，家破人亡、满门绝去的哭声都还不绝于耳时，我们已经听到、看到因为统计数字的向好，就开始自上而下、左左右右地准备欢庆的锣鼓和高歌的亮嗓了。

一边尸骨未寒的哭声还未落下去，另一边，凯歌在即，英明、伟大的呼声已经响起来。

自新冠肺炎一步一步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始，到今天，我们并没有真正弄清因为新冠肺炎一共死了多少人——死在医院是多少，死在医院之外有多少。甚至都还未来得及去调查、叩问这一些。也甚至，这样的调查和叩问，会随着时间的移去而终结，而永远是个迷。是我们留给后人的一笔忆之无据的生死糊涂册。我们固然不该在疫情之后如同祥林嫂，每天都在念叨着：“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墺里没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但我们也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像阿Q那样儿，在挨打、羞辱和死至临头时，还依然相信自己是汉子，自己才是胜利者。

在我们的人生里，在我们所处的历史和现实中，无论是个体或家庭，还是社会、时代、国家的悲劫和灾难，为什么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呢？为什么历史、时代的坑陷和悲劫，总是由我们成千上万百姓的死亡和生命来承担和填补？在诸多、诸多我们不知道、不追问、不让追问就不问的因素里，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人——我们千千万万的百姓或蝼蚁——我们自己太没记性了。我们的个人记忆被规划、取代和抹杀了。我们总是人家让记住什么的就记什么，让遗忘什么的就忘什么；让沉默时沉默，让歌唱时歌唱。个人记忆成了时代的工具，集体和国家记忆成了个人失忆或记住的分配和承包。试想一下，我们不去讨论那些已经更换了封面、书号的历史和久远，单是最为眼前的二十年，和你们一样，八零、九零的孩子都经过、记得的几乎是举国之灾的艾滋病、非典和新冠肺炎，它们到底是人祸之灾难，还是如唐山、汶川地震样的人类还难以抗逆的天谴之劫难？在前者的举国之灾里，人为的因素为什么又几乎如出一辙呢？尤其17年前的SARS和今天新冠肺炎的蔓延和肆掠，如同同一导演将同一悲剧的再次复排和出演，作为我们这些如尘埃一样的人，我们既不能追问导演是谁，也没有专业知识去还原编剧的念想、构思和创作。那么当我们再次站在复排的死亡之剧面前时，我们至少可以问一问，属于我们的上次悲演留下的记忆去哪了？

我们的记性被谁抹去、挖走了？！

没有记性的人，从本质上说，就是田野、路道上的土。皮鞋愿意把我们踩成啥样儿，由那只皮鞋的牙痕说了算。

没有记忆的人，从本质上说，就是和过去生命割断的木头和板材，它们的未来是什么物形和东西，由锯子和斧头说了算。

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这些因为热爱写作而让生活有了意义的人，一生要靠方块字活着的人——在线的科大研究生班的同学们，也包括人大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已经毕业和在读的作家们，如果连我们都放弃了属于我们个人的、来自血与生命的记忆和记性，那么写作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文学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们这个社会还要作家干什么？你笔耕不辍、勤奋努力、著作等身，这和被人不断牵线、调动的木偶有什么差别吗？记者不写他亲眼看到的；作家不写他个人记忆、感受的；在社会舆论中，能说话和会说话的人，总是用纯正抒情的国家腔调在念、在读、在朗诵，那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个体的真实、真相和存在的血肉生命是什么？

试想一下子，如果今天的武汉，没有作家方方的存在和记录，没有方方用文字写下她个人的记忆和感受，没有成千上万如方方那样的人，通过手机传递给我们的生死哭唤和呼救声，那么我们会听到一些什么呢？会看到一些什么呢？

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个人记忆往往被视为是时代多余的泡沫、浪花和喧嚣，会被时代剔除、扔掉或甩到一边去；会让它无声、无言如同从未存在过，从而在一个车轮流水的时代过去时，巨大的遗忘到来了。有灵魂的血肉没有了。一切都安泰静好了，能够撬动地球那个小而有小的真实支点不在了。如此着，历史就成了无依无据的传说、遗忘和想象。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长有记性，拥有个人不被改变、磨灭的记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是讲一点真话最低的真实和证据。尤其我们写作班的同学们，我们绝多都注定是要一生用记忆来写作、求真、活着的人，如果有一天，连我们都没有了那点儿可怜的真实和记忆，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个人和历史的真实和真相？

实在说，我们拥有个人的记性和记忆，即便不会改变世界和现实，那么至少在面对统一、规划的真实时，我们也会在心里呢喃到：“情况不是这样啊！”至少在新冠肺炎的拐点真正到来时，在巨大、欢庆胜利的锣鼓中，我们还能听到、记住那些来自个体、家庭、边缘的哀嚎和哭泣。

个人记忆改变不了世界，但它可以让我们拥有真实的内心。

个人记忆不一定能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但它至少可以在谎言到来时，帮助我们在心里打出一个问号来。至少说，某一天又有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代了，我们相信沙子炼不成铁、亩产不能达到十万斤，是人类最基本的常识之常识，而非意识创造物质、空气生产粮食的奇迹吧。也至少，某一天又有十年浩劫那样的悲剧了，我们能保证自己不把自己的父母送进监狱和断头台

同学们，我们都是文科生，我们可能一生都是要靠语言去和现实、记忆打交道的人。于记忆言，我们不说成千上万的个人记忆，就是集体记忆、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那样的话，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上，国家记忆、集体记忆总是覆盖、改变着我们个人的记性与记忆。在今天，就现在，新冠肺炎还远远没有凝结为记忆时，而我们的身边和四周，都已经开始响起高歌颂圣、大肆欢庆的锣鼓了。正是因为这一点，希望同学们、希望我们经过了新冠肺炎劫难的人，经由此一劫，都能成为长有记性的人；能让记性生出记忆的人。

在可预知的不久后，在锣鼓喧天、诗文横飞，开始喧天闹地地歌颂打赢了新冠肺炎这场国家战争的胜利时，希望我们大家不是那些空洞高歌的写作者，而仅仅是拥有个人记忆的实实在在的人。在铺天盖地的盛大演出到来时，希望我们不是舞台上的演员和朗诵者，不是为出演而鼓掌的人；而是站在舞台的最远处，默默看着演出而眼含热泪的一个柔弱无奈的人。我们的才华、勇气和心力，如果不能让我们成为方方那样的写作者，那么至少在猜忌、嘲讽方方的人群里，要没有我们的身影和声音。在最终要回归、到来的“静好”盛世里，在海洋般的歌声中，面对新冠肺炎的根起和蔓延，如果我们不能把疑问大声说出来，而小声的嘀咕也是良知和勇气；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一味地不言、不说和忘记，则不仅是野蛮的，而且是更为野蛮、可拍的

不能做李文亮那样的吹哨人，就让我们做一个听见哨音的人。

不能大声地讲，就做一个耳语者；不能做一个耳语者，就做一个有记性、有记忆的沉默者。

让我们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的缘起、肆虐和蔓延，在即将到来的被称为战争胜利的万人合唱中，默默地站到一边去，成为一个心里有坟墓的人，有记性烙印的人，可以在某一天把这种记性生成个人记忆传递给后人的人。

2020年2月20日 北京

注：本文是阎连科2月21日在香港科技大学网络授课的第一讲。

阎连科（1958年8月24日－），河南嵩县人，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其作品曾获国内外奖20余次，包括两次鲁迅文学奖，一次老舍文学奖。1998年发表的《日光流年》是他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2003年发表长篇小说《受活》轰动文坛，成为他的代表作。2014年10月22日，阎连科在捷克被授予弗朗茨—卡夫卡文学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位中国作家。2015年3月27日，阎连科凭代表作《受活》获得由日本读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奖，这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2016年7月19日，阎连科的作品《日熄》获第六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的作家教授。被许多作家和评论家认为是中国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的潜在实力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