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封城的负面效应却在迅速积累，交通停运、大量患者无处就医、民生紧张、物资短缺。
中国学者胡星斗最近发文，以大禹治水，是疏通而不是防堵为例，呼吁当局尽快“解封”武汉，改采“现代治理模式”，才能加速抗击疫情。
在疫情依旧紧张的时刻，“解封”武汉是否恰当？学者的建议有何依据？所谓的“现代治理模式”是什么？在人道和防疫之间，如何才能取得平衡点？
嘉宾：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独立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贾平
独立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贾平表示就像封城一样，突然地封城和突然地解封都可能造成现状的突然地真空，可能会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
应该避免扩大，应该采取一系列预判的政策，让封城变得没有必要。如果我们解封的话，出现哪些问题，我们先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出台一些解决的应对政策。这个时候再去解封，让解封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果说一个城市，或者说一个特定的区域里烈性传染病蔓延的时候，如果它的医疗资源不够丰富，没有地方资源整合好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外溢的现象。
自古至今都在，包括艾滋病人，包括旧时候的鼠疫，病人都会受到高度的歧视跟污名化，但是污名化和歧视并不有助于疾病的解决。
实际上来说，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公共卫生治理体制确实存在着很多的弊端。比如说，我们一直以来强调的是在大城市建传染病医院，但是各个医院的感染科没有被良好的发展起来。
传染病医院的这个机制其实是缩减了城市里边或是全国的范围内，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感染病的这样一种能力。同时，很弱的一点就是没有进行多元的整合，社区或者第三方社会力量，它整合不进来，它有很多制度的限制。
同时，我比较遗憾的是，我觉得我们公卫的理论专家没有能够提出一套国际的标准做法，就是这种良好的检疫隔离的措施，现在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防，叫做“防治并重，以防为主”。
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认为如果让武汉人完全自由自主地跑动的话，给全国全世界带来灾难性的效果，那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封城来讲在局部来看是不可行的，但在全局里头是必要的。武汉九百万人市民做出的牺牲是为了让14亿人口或者全世界71亿人口避免更大的灾难的一个牺牲。但是，封城之后，问题是现在的官僚架构里面不作为、乱作为，没有做好配套措施。
无论从防疫或者是人道两个方面来讲，目前中国政府做的事情里头，根本就不及格的。因为中国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它的医疗卫生每年的投入只占它的公共开支里面的4.5%。以占国民经济GDP的比例而言，居然在世界上排第145，这么的落后。
反过来，闭上眼睛扔到委内瑞拉500亿美元，最近一减就减了喀麦隆52亿美元，在一带一路里头乱砸砸了上千亿美元，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反过来来讲，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是这么样的薄弱，然后还有三公的开支，公费用车、公费吃喝、公费旅游，超过一万亿人民币以上，官员是这个样子。
还有4.5%的医疗卫生的投入，大部分是给那些高官特权阶层去享受的，普通的老板姓尤其是农民来讲，根本很难享受到医疗卫生国家投入获得的安全感，所以防疫方面来讲，这次就捉襟见肘了。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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