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一场呼吸道传染病散播到中国境外席卷全球之时，继北京红二代成员、据信与王岐山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发文不点名批评中共领导人之后，中文社交媒体周末又广泛流传一篇直接指向习近平领导地位的匿名网文。这篇 “关于立即召开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称，鉴于当前新冠疫情、国内经济与国际关系的严峻局面，强烈呼吁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习近平的问题。
此前，任志强与外界已经失联多日，据传他遭到北京当局拘禁。中共党员任志强曾因公开批评媒体姓党而遭到党内处分。
网文建议政治老人参与评价
上述网传匿名文章建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关由现任政治局委员及常委、历届健在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现任及历任最高法院院长、现任及历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现任及历任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现任及历任政协主席与副主席参加。会议讨论习近平自执政以来的功过评价，是否适合继续担任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及军委主席的职务的议题。
文章指出，鉴于习近平本人是会议讨论的当事人，不宜再担任会议的任何职务。建议由李克强、汪洋、王歧山三人组成政治局扩大会议领导小组，负责会议的各项工作。讨论议题包括：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外交路线与外交政策，是否应该明确回到邓小平主张的韬光养晦路线；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国际环境是好转了，还是恶化了；在国际上四面树敌、恶化对美关系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不顾国内实际情况，对非洲等落后国家大撒币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国际关系是不是正确？
文章建议讨论的经济议题包括：“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经济路线是否应该回到朱镕基总理制定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缩减不具效率的国有企业？是应该坚持市场导向，还是计划导向？国家对与经济的介入程度到底应该遵循什么界限与原则？国企应该不应该与民企争利？金融的监管是不是应该透明？
这份建议书还提出，“在政治上，明确党大还是法大？明确执政党能否超越宪法？宪法规定的各种权利是不是应该落实执行？为了短期的稳定是否可以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实现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是否允许民间办媒体？法治如何实行？司法是否应该独立？公民是否能够批评政府？媒体与舆论监督有没有必要？党政是否应该分开？私人财产是不是应该得到保护？官员财产是否应该公开？地方官员是否应该由当地人民决定、对当地人民负责？地方是否应该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政府也没有财产权？”
在中共的台湾和香港政策方面，这份匿名网文建议，“在对台湾关系，到底是统一重要还是和平重要？是国家的形式重要，还是国民的福祉重要？在对香港问题上，是香港的繁荣重要，还是中央的权威重要？是否应该允许香港实行完全的地方选举？”
文章最后表示，“对习近平执政以来工作的评价，其重要性不亚于打倒四人帮。对习近平执政路线的评价，其意义应该高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定位。”
红二代倒戈？
一些国际中文媒体和海外社交媒体时评人引用了阳光卫视创办人陈平转发的微信截图。本身也是红二代成员的媒体人陈平发微信表示，他只是转发了上述建议中共政治局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的匿名文章，并不知道提出建议者的身份。
陈平写道：“昨日我微信群中收到，感觉尚属温和理性，便顺手转发。然不知出之何人之笔。此匿名信网路上转发者众多，媒体、自媒体借炒作我转发而发酵，无非要牵强附会扯上王歧山、任志强。言论、新闻不自由，必然谣言登大雅之堂。可悲！”
在香港的陈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我觉得就是因为言论、新闻不自由，最后导致谣言满天飞。唉，这也是既是特殊的、也是必然的现象。”
不过，陈平表示，这份建议反映当前很多人、尤其是体制内人士的想法。
“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尤其是体制内的人的想法吧。这特殊之处是现在总是到了要有一个（解决办法），不能老处在这么一个状态。这样下去你中国肯定是不太好办啊。那么，这可能是一条路吧。但是专门炒作我转发，无非是我跟这两个人认识嘛。”陈平说，并且强调并不知道谁是建议书的作者。
陈平认为，他在微信群转发的这个建议书之所以反响大，正是因为中国处于多事之秋，否则不过是一篇无足轻重的网络帖子，远不如任志强的批评文章尖锐深刻。
上个月，任志强在一篇尖锐的文章中写道，执政的共产党对言论自由的严格限制加剧了新冠状病毒的流行。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到中共领导人的名字，但言辞犀利地批评 “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以及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有传闻说，中共一些政治老人和众多党内外人士对独揽大权的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排斥异己和废除任期制搞个人崇拜不满。近来又传出国家副主席、人称“反腐沙皇”的前政治局常委王岐山身患癌症的消息。任志强批评文章和新出现的建议书 。
红二代成员、自由派作家戴晴认为，一大批曾在1980年代活跃的体制内改革派人士对于中国当前状况和未来发展忧心如焚。有人匿名在这个时机表达诉求，就是希望改变，而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说得广泛一点，就是八十年代那批年轻的改革派，他们经过了九十年代，又经过了那么多年，三十年过来了，他们觉得到现在，要是再不说话，再不动作的话，这个国家就太惨了。”戴晴说。她表示现在，国际形势与1976年抓捕四人帮时不一样了。
学者：改革派力量犹在
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周舵认为，回到中共18大三中全会决议和四中全会决议制定的路线继续改革开放，中国面临困境将会迎刃而解。
周舵对美国之音表示，“ 那两个决议就是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共识。简单说，三中全会就是经济继续市场化。四中全会就是政治改革要以法治建设为核心。非常对呀，非常正确。就沿着这条路往下走，这条路就走通了。不好说19大和18大是什么关系。但总而言之差别非常大。现在产生的种种乱象，种种被大家认为是极左倒退的现象，根子都在这里。”
这位中国转型学者表示不赞同“中共改革已死”的说法，因为体制内改革派依然存在。周舵说，“没有死。体制内的改革派依然存在，关键是它各方的力量博弈的结果是什么。现在这个结果是没法预料的。”
2019年年末武汉发生肺炎疫情导致中国社会陷入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以来，有多名学者、律师和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文章或发起公开信联署活动，批评中共领导人处理疫情严重失误，呼吁进行体制改革，其中包括遭拘捕的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以及受到不同程度打压的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原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等人。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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