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今天》片断

北岛要我写写《今天》的回忆文字。我想推辞，说记性不好。记性不好是真的，不想写还有其他原因，那些原因却不大說得出口。比如我不好意思告诉北岛，近二十年我其实没怎么读过《今天》。好吧，准确讲是每次收到邮寄，总会打开翻翻，又总会很快放下。为什么呢？是《今天》变了，还是我变了？恐怕是都变了，却没在同一个频率上变，结果失了共振……但我不想写这些。

北岛说没关系，你写写片段就行，尤其是复刊前后的事。又说，你其实参与《今天》还挺多的，看看别人的回忆就会想起来不少事。又说，朱文就刚写了一万多字的回忆，里面还说到你呢。

朱文，嘿，这倒让我想起来了：九十年代作为《今天》编委，我办过的一件得意事儿，就是集中编发了包括朱文在内的一批南京青年作家的小说。那是我参与《今天》编务最多的一段时期，后来渐渐少了。不过，作为老《今天》的读者，我绝对称得上老资格。《今天》还差点刊登了我的小说处女作：这篇小说1979年先印在我们北大中文系自办的油印刊物《早晨》上，北岛看了想在《今天》上转载，最终却由于种种原因未果，这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遗憾。

认识北岛时我十八九岁，转眼四十年，几乎和他编辑《今天》的历史一样长。比他更执着的约稿人，我至今还没遇到过。赖着不写吧，倒也不至于翻脸，北岛不是那样的人，磨你的时候很温柔，磨完你还是很温柔。不过想到以后还会见面……得，虐什么都比虐心强，《罪与罚》我也是十八九岁读的。

就写几个片段吧，以《今天》复刊前后为主。

1.1990年5月，奥斯陆—斯德哥尔摩

那场《今天》海外复刊会，开了整整十天，从挪威的奥斯陆，一直开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当时并没有觉得长，因为真正坐下来开会的时间并不多，十天里至少一半的时间是在玩儿。

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对劲。一本极其严肃、在中国大陆有着传奇历史和辉煌名声的地下刊物，1990年在海外公开复刊，多么严肃庄重的场合，怎么会有心思玩儿，怎么可能玩儿得起来呢？

但那就是事实，生活如此。回想几次正襟危坐开会讨论，内容早已模糊，留下来的片段多半与玩儿相关。没辙，删除什么、存储什么，记忆自动选择。

不过，首场讨论会的情景我还记得一些。在奥斯陆，我们下榻在一栋类似于学生宿舍楼的地方，相当简朴，是万之（陈迈平）和奥斯陆大学的杜博妮教授安排的。记得大家清早就都陆续来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围坐在一些课桌旁。与会有十几人吧：北岛、李陀、高行健、杨炼、刘索拉、徐星、老木、孔捷生，我，等等。东道主方面，除了迈平和杜教授，还有协助会务的当地学生。会议主题嘛，不外是“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一类，着重讨论复刊后《今天》的定位与方向。

很快出现了分歧。我记得高行健明确认为海外版《今天》应该办成一本流亡文学刊物。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流亡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长期的、甚至可能是永久的状态。立刻有人不同意。然后又有对不同意的不同意——但并非同意高行健。高是唯一持“长久流亡”立场的人。讨论开始升温，争执变成混战，从焦躁到焦灼再到焦糊。最后，对立双方跳将起来、掀翻桌椅、大打出手……

哦抱歉，插播进来一段早期台湾议会场面——意识流真是讨厌！《今天》会场上当然没有动手，但吵得脸红脖子粗，已经快到打架边缘了。幸亏有北岛和迈平，磨盘加和事佬，一镇一揉，总能化险为夷。不过十天集体生活过下来，不难看出文人散漫潇洒的表象之下，我们其实都有心理问题，至少是大多数人都很焦虑，一触即发。

记忆里另一清晰片刻是在斯德哥尔摩。一位瑞典汉学家（是不是马悦然？）请我们到他家晚餐。谈话中不免提及国内一些故友往事，刘索拉忽然抑制不住伤感落泪，疾步离开餐厅。座中宾客全都神色黯然，一时满室沉默。

又一天，瑞典东道主请大家吃海鲜午餐。那天斯德哥尔摩风和日丽、树影婆娑，午餐设在市中心某餐馆门外的露天区，自助式，雪白的长桌布上摆满了丰盛美味。老木突然宣布，他今天不进食。原来，那天是学生绝食抗议一周年纪念日。众人顿时哑然、尴尬。记得望着附近小广场上熙攘悠闲的游客，我的胃口和兴致消失得无影无踪。

展望未来，不期却成怀旧；寻欢作乐，转瞬化为哀伤。从古到今，这原是流亡群体中寻常情景。只是对当年《今天》这班人马来说，流亡经验仍然新鲜兴奋，流亡者尚属年富力强，大家并未察觉自己业已落入某种无甚新意的角色套路。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相濡以沫？没错。且将发生另一些更不堪、更荒唐的戏剧演变。某些早为前辈流亡文人经历并描述过的场景将一一再现。不信去看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下卷。唯一巨大变数，是中国仿佛一夜之间的崛起——但那是遥远未来，当时毫无征兆。

另一桩小事，也记一下吧。那次《今天》复刊活动中，常有一些外国人来参加，其中就有一位沉默、羞涩的北欧青年。记得奥斯陆连日阴沉，那天突然出了大太阳。斯堪的纳维亚，在条顿语里原意是“黑暗的地方”，挪威又比瑞典更近北极，昼短夜长，阳光灿烂本身就构成欢庆的理由。于是像是全城放假，所有人都跑出来晒太阳、喝啤酒，公园里、草坪上躺满了半裸的青年人。那位寡言的北欧青年坐在我身边的草地上，不知怎么突然用英文对我讲起了他的身世，令我意外而好奇。闸门打开了，我们聊了很久。他的故事穿插着一系列个人不幸与几代家庭悲剧：离异、潦倒、酗酒、抑郁、病故。那之后，我们又有过几次短暂交谈。完全没想到的是，离开瑞典之后，我居然每天都收到他的来信，常常一日数次：有长信，也有只写着两行诗的明信片。几周之内，竟收到九十多封！

阴晴不定的天空，飘忽不定的情绪，稍纵即逝的欢乐。回首1990年那个五月，《今天》这一小群人周围像弥漫着一层雾，忧郁、浪漫、压抑、恍惚。某些时刻，某些行径，真难说是轻浮孟浪，还是病急乱投医、溺水抓稻草、灾荒岁月更须及时行乐。那气氛不太真实，却具有传染力，更像小说里的场景。

那次《今天》邀请的女性成员只有索拉和我，两人住一个房间，常彻夜长谈，直谈到同时发作心绞痛。白天，集体活动之外，我俩与高行健、杨炼一起厮混最多。那二位，一个黑呢礼帽、风衣手杖，法国绅士范儿；另一个长发飘飘、崽裤墨镜，当代西门庆范儿。四人膘着出门散步，各种勾肩搭背，揶揄调侃，一时混得亲密无比。索拉讲话：四个流氓。记得杨炼斜眼坏笑：人家小查嘛……我当即瞪眼：我怎么啦？于是四人又一起笑。

北欧之后，天各一方：索拉英国、老高法国、杨炼澳洲、我美国。与索拉联系、见面最多。老高寄来自制的明信片、贺年卡，上面有他手绘的水墨风景。杨炼到访纽约，我们一起喝酒、参加曼哈顿下城举办的作品朗诵会。这里又浮出一个细节：杨炼和他的美国译者同台朗诵他的诗，我则朗读自己写的英文小说Beijing Vanities选段。杨炼听不大懂，问我啥意思，我答是讽刺小品，描写北京文艺圈一些自恋文艺人，包括混在京城的一些老外。他立即拿他那双流氓燕的细长眼瞟着我，似笑非笑说：“好啊小查，你这是吃里扒外呵！”我哈哈一笑，却也吓了一跳：看来要写中国人，不歌颂就要被骂吃里扒外喽！

再没见过高行健。碰到杨炼也不多，见了仍喜欢。我住在芝加哥时他到访，和一些朋友来我家，夜深客散，我和丈夫也去睡了，只有甘阳和杨炼继续留在客厅饮红酒侃理论，开了一瓶又一瓶，最后哥俩在地毯上睡到天亮。上一次碰到杨炼是前几年在北京，他似乎还是那样，不像一些老友，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2.1991年夏天，芝加哥—爱荷华城

写到这里，找出了《今天》第100期，读了陈迈平、林道群的两篇回忆文字，其中对1991年在芝加哥、爱荷华城的聚会描述甚详。《今天》编委开会的情况，一如迈平所述，道群则戏称为“《今天》的遵义会议”，以强调其重要。那以后《今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仅以中国大陆为中心、以诗歌文学为重点的老传统，试图拓展视角，面向两地三岸以及国际世界，兼顾电影、美术乃至学术理论。这让我记起了几个相关的场景，不妨略作补充。

场景之一：外语障碍。那次芝加哥的聚会，实际上并非专为《今天》，起因实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和鲁斯基金会资助的两个项目，主要活动是以“Public Sphere and Civil Society”（公共空间与民间社会）为主题的一系列研讨会。策划组织这两个项目的一个是Leo(李欧梵)，另一个是Ben(李湛忞)——我当时的男友、后来的丈夫。这二李是好朋友：Leo当时是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教授，Ben当时在主持芝加哥一个叫作Center for Psychosocial Studies的智库。而住在芝加哥的刘再复、黄子平、甘阳、李陀等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鲁斯和洛克菲勒的项目。那些年哈贝马斯的理论如日中天，参加1991年夏天“公共空间与民间社会”论坛的人很多，不仅有中国学者，更有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的学者。既是国际论坛，又是美方主办，使用的语言自然是英文。

问题很快显现出来：尽管中印俄三国相互为邻，这三个亚洲大国人却谁都不懂对方的语言，只能以英文交流。印度学者不必说了，比美国学者还能侃；俄罗斯学者英文也不错；只有中国流亡学者，大多数人既开不了口也听不懂。结果，为了避免开会低效，只好安排几个懂英文的中国人坐在不懂英文的中国人身边，随时小声翻译。于是大会小会同时开，高谈阔论和窃窃低语交错进行，场面颇为独特。这样开会实在太累，那些不懂英文的中国学者很快就自动不来了。

当时苏联解体即将发生，举世关注，论坛主办者考虑到机会难得，特地安排了中俄学者相邻下榻，以便会下交流。谁想由于语言障碍，双方完全互不往来。我不甘心，有天下午硬把两位俄国学者Boris和Victor与几位中国学者拉到一起喝茶，结果任凭我说得口干舌燥，两边毫无化学反应，根本聊不起来。

多年之后，听好友沈双讲起她在印度给中印作家研讨会当翻译的经历，几天下来她筋疲力尽，到最后嗓子劈了，声带也出了问题。我听了马上想起1991年的芝加哥。唉，这真是那一代中国大陆学者和作家普遍又独特的问题。所谓天下情怀、国际视角、越界思维，对中年出国的流亡者，实践起来谈何容易？多少指点江山、口若悬河的中国精英大男人，一脚踏出国门，立刻成了半聋半哑，局促踉跄找不到北。在这方面，我们和赫尔岑、屠格涅夫那一代俄国流亡者怎么比？二十多年过去了，不论有多少新问题，今天内地中青年学人至少再无外语障碍。

场景之二：中文研讨会上的尴尬片刻。仍在芝加哥，但与会者全都是来自两地三岸以及定居美国的华人作家、艺术家、编辑、学者，记得有台湾的金恒伟、高信疆，香港的李怡、也斯（梁秉钧），大陆的阿城、徐冰、吴彬、朱伟，还有住在芝加哥的大陆流亡学者们。讨论题目是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徐冰在发言中说，将来中国艺术要有突破、要出经典和大作品，一定会在大陆。徐冰向来讲话声音不高，和颜悦色，却有他一贯的沉静自信。我不知其他人听了怎么想，只见坐在对面的也斯脸色骤然变白，眉头也皱起来，在椅子上坐立不安。果然，他在随后的发言中对徐冰的看法做了回应，具体表述我已记不清，只记得他的愠怒一直持续到晚餐，在私下讨论时情绪仍未平复，使用了诸如“想当然的自我中心”、“大中国主义”这类词语。

我之所以对这个小插曲印象深刻，可能也与自己的心态有关。当时刚开始写我的第一本英文书China Pop，恰好也在思考反省“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大众”这类问题。如此直言不讳的批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来自一位如此出色的香港作家，针对一位如此出色的大陆艺术家！如今想想，那次会场上，我们这些大陆人有一个算一个，全被归为粤语里的“大中国胶”恐怕都不冤。大一统文化对我们的浸染，我们与对手之间的相似，恐怕比我们意识到的或乐于承认的要多得多。

其后二十年间，多次见到也斯，听他讲香港的多元文化与边缘视角、讲后殖民、讲hybridity and cosmopolitanism，兴致勃勃。也斯其实是个常以笑眯眯的自嘲掩藏自尊敏感、有些腼腆的人。他真是爱香港。

芝加哥一系列研讨会结束后，才有《今天》的部分编委驱车前往爱荷华城：北岛、万之、李欧梵、阿城、黄子平、李陀、戴静，我——可能还有别人，记不准了。开了好几辆车，其中一辆是阿城和我轮换开。我历来方向感不好，路上边开车边听车里人神侃，不止一次快到跟前才注意到高速路指示牌上的字，差点错过换道。阿城坐在旁边，对我的驾驶风格悠然评论道：“嗯，转弯时尾部弧线比较大。”后座的子平补充：“小查开车，眼不疾手快！”

一行人马就这样嘻嘻哈哈开过风景开阔、气候闷热、到处是玉米大豆田和养牛场的爱荷华乡村，胜利抵达爱荷华城，受到聂华苓女士、吕嘉行和谭嘉夫妇等人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遵义会议”于当地顺利召开，会址就设在聂女士家的凉台上。白天开会议事，晚上喝酒聊天，其间自然也不乏趣闻花絮，不过想想涉及他人隐私，还是略去不提了吧。

不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研讨会的影响，爱荷华会议作出了北岛形容为“重大调整”的决议。那之后，《今天》仍坚持“先锋性”，却不再以“大陆纯文学刊物”自诩，而决意办成一本跨地域、跨界别的汉语刊物。接下来立竿见影，便是阿城编辑的“当代华语电影现象专辑”。专辑开篇即有梁秉钧等人的香港电影座谈会纪要，后面又有台湾人（焦雄屏、朱天文）谈台湾电影，连阿城、李陀这两位北京人评论的也是侯孝贤。当然也有几篇谈大陆电影，包括我写的一篇讲张艺谋电影与异国情调。印象特深的是一篇对话体酷评，署名贺琦、刘小勇，将大陆“第五代”电影从红色文化基因的角度剖析得辛辣犀利，有点尖刻却很到位，读起来痛快淋漓。直到二十年后，我才偶然得知，那篇对话原来出自一人之手，是一位在内地文化界大名鼎鼎、我早就认识的老朋友。

电影专辑之后，便是我编辑的一期小说专辑，其中特别推出了一组南京新锐作家的小说。我1987－1988年曾在南京住过一段时间，与李潮、韩东、朱文、徐乃建、景凯旋等人有过交往。他们也自己刻印了一本文学刊物，就叫《他们》。那时我也在写小说，这些二十多岁的青年朋友在韩东家窄小简陋的房间里、在南京潮冷阴湿的冬天里，披着棉袄、围着火炉谈文学的情景我记忆尤深。1990年《今天》刚一复刊，我就向北岛、万之推荐了他们的创作。在这期小说专辑中，我让这些南京青年才俊们一齐上阵亮相：韩东、朱文、李冯（杜马）、马兰等人，各有一篇作品。这样强大集中的南京阵容，相信在《今天》历史上是首次，或许也只此一回吧。

为编专辑，我也曾努力向台湾和香港作家征稿，却终因人脉有限、时间太紧，只得也斯一篇小说。不过日后我与香港的缘分，可以说起始于1991年夏天的芝加哥雅集。那是我首次见到李怡和林道群：李怡当面约稿，我便以扎西多的笔名为他主编的《九十年代》写了好几年专栏，而道群则成了后来我在香港牛津出版的三本书的编辑。

写到此，干脆坦白承认：道群那篇《座中多豪英》，大概是二十年来我在《今天》上读得最仔细的一篇文章，连蝇头小注都一字不漏。一路读，一路叹息——既为道群二十年勤勤恳恳服务《今天》的经历，也为《今天》四十年艰辛坚韧的路程。读毕，生出一个冲动，想建议把四十年来为《今天》默默做了大量后勤服务的所有人的名字一个一个陈列出来，印在《今天》纪念专号最醒目的地方，像一面纪念碑那样。北岛、万之为《今天》所做的一切固然可敬可佩，但他俩视《今天》如己出，那几乎是父母之爱。而那些散居世界各地、从未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却长期无偿效劳助力的朋友们，她/他们是《今天》的幕后功臣，更值得《今天》特别致谢。

3.1978年12月，北京

严冬腊月，穿一件接过两截袖子的蓝色旧棉猴，站在北大食堂附近一面破墙前，光线不好，我的脸几乎要贴到那些被糨糊刷得凹凸不平的廉价油印纸上。

太阳升起来
天空
这血淋淋的盾牌

那年我读大一。像我这样的年轻读者，那时北京有很多。我们会把每一期《今天》从头读到尾。有些人会把那墙壁上的每一行诗、每一页纸，一笔一划地抄下来，拿给朋友分享，留给自己反复默读。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

前不久，我有事去了趟北大，在农园餐厅大楼前等人。夕阳西下，不远处的百年大讲堂里，刚刚放完《厉害了，我的国》，党员专场。拐弯过去，就是著名的三角地，装饰一新的报栏橱窗里，满满当当张贴着各院系共青团组织活动的宣传海报、红旗团委评比和骨干标兵们的大幅彩照。正在迅速变暗的天空下，枯了一冬的树木又开始发芽，校园里人影憧憧，到处晃动着陌生的年轻面孔。我忽然想到，四十年前张贴《今天》的那面破墙，应该就在这附近。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那时候没有粉丝这个词。那时候写出这样诗句的人，是我们的英雄。

那个时代彻底结束了。那到底是个什么时代？自由那么少，房子那么小，衣服那么破，印刷那么差，诗那么激动人心，人那么可爱。

2018．4，于北京芳草地

作者：查建英

今天文学 2018-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