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不屈服于暴政

心路历程[民运百人谈]

不屈服于暴政

〖羊子的困惑〗最近，在整理若望作品时，发现了这篇“民运百人谈”，忽然想起了什么。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的《刘千石办公室》一成员，曾以“民运百人谈”约稿人名义，来函（也可能是越洋电话）告诉若望说：“我们最近正编辑一本”中国民运百人谈“，而您是当然的一员，我们邀请你写下你的从事民运的心路历程。若望如期完成了写作，接着寄去香港，之后就不见踪影，及至后来《民运百人谈》出版，我们没有见到王若望的”心路历程“，当时我们不便问，现如今，若望永远离我们三年半了，作为遗属，我想问个为什么？那个办公室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已踏过七十四个年头的生命历程。其中有半个世纪以上是和中共的历史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我十五岁在上海一家药厂做学徒，刚巧是1933年一二八松沪之战，激于抗日救国的义愤，我跟着共产党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我开始给新闻报刊出议论时局的杂文和诗歌，我又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这对于我今后成为作家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事工人的地下工作一年余，不幸在浦东被捕，解龙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判有期徒刑十年，与我同时被捕的周心焕也判了十年，我们侥幸没有坐满刑期，七七事变后同日获释，周在监狱中放出后回到上海，组织起失业工人在川沙南汇一带打游击，击败抗战有功，并发动成百名工人同志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调他到了江南新四军任政治部主任，在反扫荡夜行军中，新四军首长竟下令把周枪杀，罪名是托派。周死后三年我方才知道他被诬陷丧生的惨剧，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出狱后我去了延安，在陕北公学入党，学习两个月，即调至安吴青年训练班任讲师（讲政治经济学）并兼大队长，干了不到三个月又调到西安从事工厂建党的开辟工作，我曾改扮为卖荒货（即破烂）深入工人住宅区结交工人朋友，择其抗战意志坚强者介绍到安吴堡或延安，大华沙厂和陇海路机厂工人在我举荐下有一百三十多人去了延安，这应该说是功劳不小，讵料竟因此而得祸。我的同案周心焕的悲剧又几乎降临到我的头上。

这件冤案的起因是延安“整顿三风”的运动中，其目的之一是“审干”。即弄清每个革命者的政治底蕴，参加过长征的干部不在此例，从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就不免成为“嫌犯”。再加上康生发明出“国民党惯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钻进革命阵营来”的理论指导，每个忠于党的人都成了潜藏得很深的特务或托派。我的历史是清白的了，但我介绍到延安的工人同志中好多人囚禁在窑洞里，严刑拷打，有好几位供出自己是特务，王某是介绍人，王某自然就成了特务。

幸而这时候我已派往山东根据地，中共中央社会部一个电报发给中共山东分局，内称“王若望不得参与机密，因在延安整风中查出系特务嫌疑，他在延安青委工作时期还发起兴办反党的壁报＜轻骑队＞”（这份电报，我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恢复名誉时才知道有此内容。）由于我在延安时确曾创办了一个影响颇大的大型壁报，在那上面写过几篇要求党内民主的短文；后调往山东，在整风期间又故态复萌，办了个“民主壁报”，山东分局就赠我“山东王实味”的雅号。发动分局和军事单位纷纷来参观反动壁报，于是“山东王实味”一下子名噪山东，接着就剥夺了我的自由，准备押送军区锄奸部砍下脑袋，（当时执行死刑都用杀头，理由是子弹来之不易，王实味被杀，也是砍下脑袋一法）。我的一个老命得以保住，是在押往锄奸部当作汉奸镇压之前，党中央下达一条指示；鉴于湖西肃托杀党内好同志近百人，几乎消灭湖西地区整个党组织，教训惨痛，今后镇压敌特必须由军区最高领导缜密查实后方可执行。我的案子送呈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审批，而当时的分局社会部长刘居英同志多方面为我辩护，总算没有杀头。

九死一生的“山东王实味”事件发生在我二十五岁的年头。连同周心焕的被杀，在我一生中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它使我认识到中共的革命对自己的同志同样是残酷无情，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往后做事都要小心谨慎，以防被自己的同志抓住辫子；我当时没有脱离革命队伍，主要考虑舍此一条已经走熟了的路，别无选择，加之我已有妻儿留在延安，更重要的一点，我对猛喝一声刀下留情的罗政委和刘部长有一种感恩戴德之情，这说明共产党内还不是一团漆黑，我敬仰领导不是毛泽东或周恩来之辈，而是罗荣桓和刘居英，所以一次未完成的屠杀并未动摇我对共产党的忠诚。

我的历史上曾办过三次壁报：我十五岁在新亚药厂的厕所间办了第一次壁报，受到工人普遍的欢迎，而在中共的根据地里办过二次大型的壁报，一次在延安，一次在山东，均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击，定性为反党壁报，当时我尚未意识到我是在专制统治下争取言论自由的公开挑战，但已经感到根据地里无民主自由的苦脑和不满，对连续两次受打击并不后悔。我始终认为：讲出人民的疾苦是一个革命作家光荣的职责。

从此，每有机会可以发表我的呼声和意见，包括小说，诗歌，我仍是毫无顾忌地直言不讳，我也估计到难免招致横逆袭来，当我想到杀头之罪都闯过来了。其他可怕的迫害更不在话下，正是这个想法支援我敢言敢闯，敢哭敢笑，我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人，反而成了“一次死不成，拼死吃河豚”的持不同政见者。所谓“横竖横”的性格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

这样，我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听信了毛的引蛇出洞阳谋，一个多月内，刊在北京和上海报刊上的文字达十多篇，公开揭露宣传部门爱说假话和压制言论自由，著名的有“步步设防”，“一板之隔”，“释落后分子”等。结果带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和公职，罚往农村劳改。我的第一个妻子同受迫害而死。

从文革期间坐了四年监狱放出来，头上仍戴有反革命帽子，派到作协的地下挖放空洞，连续十余年的一场恶梦结束后，我又出头露面写了一系列的反左杂文和批毛的政治评论，作文酣畅如潮般涌出，形成我写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波及全国的作品有“五不怕小议”，“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谈文艺的无为而治”，“不以人废言”等，文艺作品则有“饥饿三部曲”，“梦醒忆语”，“伤心沟代序”。因两篇短文公开批评邓小平，他老人家缺乏政治家风度，一怒之下骂王若望此人很倡狂。1987年初，掀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头一个便拿王若望开刀，这已是第二次开除王某的党籍。这时，这时我把“民主壁报”办到香港去，借那里的《百姓》半月刊发表了“论中国人的心防”，“评‘横比有害论’”以及“必须革除‘国营公害’的弊端”，“诽谤案在中国的崛起”等。

邓小平时代接过毛时代喜爱发动政治运动的传统，以致半个世纪的中共统治，乏善可陈，给人民留下深刻烙印的只是专挑好人斗争的政治运动，在人口占世界前列的中国大陆，屈死的冤魂和直接受害者数以亿计，我是经历了这两个时代的少数幸存者之一，但也被弄得家破人亡，儿女星散，两次开除，两次戴帽，两次坐牢，两次劳改，这就是我坎坷一生的简单的总结，也是中共如何对待一个工人出身的忠诚的老党员的凶残的记录。

当我于1992年8月离开祖国来到美国的日子，我的子女含着热泪送别，我的一个女儿象生离死别泣不成声地说：“爸爸，你去了那儿，不要回来吧。”

子女们通常送别远去的衰老的父亲，总是说：“你一定早日回来呀！”

但是我却听到了这样绝情的嘱咐！

最后，引我的“自传”第一卷前言里的一段话道出我何以背叛这个党的心路历程：

“我先后有两次被党组织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简称”两反分子“）历史似乎跟我开了个玩笑，用莫须有的”两反“罪名惩罚我，恰恰将一个纯朴的‘三忠于’（系忠于领袖，忠于党，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简称）的忠臣孝子引向”两反“的道路，打棍子的假的‘两反’打出了真的‘两反’，不妨说是弄假成真吧。领袖们干了蠢事，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首先打掉了挨整的人的盲目信仰和个人迷信；肉体的，精神的，人格的摧残的侮辱，势必诱发受害者及其家属对党和领袖的反感和仇恨，用非人道的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将大量的知识份子和老干部关起来或终身劳改，这就提供了让千百万受害者阅历社会最底层的残酷的现实。

用专政的机器抓“两反”；消灭“两反分子”，结果却造出了更多的两反分子来；这正好应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自己给自己挖掘坟墓。”所以我听到有人骂我“两反”，说我蜕化变质等等，我并不感到脸红和紧张，这里用得着江南的两句谚语：爱吃醋的丈夫，泡出了爱偷汉的媳妇。“爱吃醋的男人打骂妻子或用种种方法限制妻子的自由，反而泡出了妻子去爱第三者，与上述抓”两反“的弄假成真有异曲同工（蠢）之妙！”

1993年3月于纽约（佩雯于4/22/05打字）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