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荻：恐惧国

说起民主制度的缺点，很多人都会提到：因为民主制之下政治家的任期有限，所以他们往往目光短浅，倾向于采取某些从短期来看效果立竿见影，但是从长期来看后患无穷的政策。于是就有人认为，非民主政体就一定能够避免这一问题，有效地实施所谓的远景规划。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比如目前中国这种政体，在目光短浅方面其实比民主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图片选自《环球实报》，编辑配图）

就拿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来说，中国采取的“严防死守”政策，在短时间内似乎能够有效控制疫情，但是随后问题就来了：一旦放松控制疫情就有二次爆发的风险，一直严防死守就有经济崩溃的风险。所以中国现在的处境就是骑虎难下。而英国、德国、瑞典、日本等国采取的“佛系抗疫”措施（只收治重症患者，让轻症患者在家隔离，不追求消灭疫情，而是尽量压平疫情爆发的曲线，“用时间换空间”，避免压垮医疗体系）看似消极无为，也招致了不少批评，但其实从长远来看，有可能既能让人类逐渐形成群体免疫，也能通过施加选择压力让病毒往低毒的方向进化，最终让人类与病毒和平共处，还能避免各种相关的次生灾难，例如因为医院关闭，其他病人得不到医治而导致的死亡。这种抗疫策略或许很大胆，也很“有想象力”，但你决不能说这种策略目光短浅不考虑长远。（如果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取类似的策略，中国就会十分为难：疫情不会在短期内消失，难道中国要一直封锁全世界，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吗？）

有人说，像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那样，直率地说出“将有更多人死去，越来越多的英国家庭将会痛失亲人”这样的话，采取这样的政策，中国的领导们肯定不敢。但这是件很奇怪的事，因为人们往往也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既不用在乎民众的死亡，也不用在乎舆论的反弹。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采取类似的政策呢？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非民主国家也害怕舆论，而且可能比民主国家更加害怕。毕竟，如果舆论真的不重要，他们也就没有必要控制媒体了。

对于政客们来说，民主制度可能有种种缺点，但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们不用担心自己随时会被愤怒的民众推翻。（有些君主立宪制或者议会内阁制国家经常解散内阁重新组阁或者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这只是一种正常的制度安排。）非民主国家的政客们则是做梦都在担心这一点。所以一方面他们严密地控制舆论，另一方面他们也害怕舆论，甚至受到舆论的控制，不敢公然与舆论作对。

在民主国家，民众有着多种表达意见的渠道。他们可以在选举中投票，可以给自己的国会议员写信或者组成院外集团进行游说，也可以组成公民社会团体或者政党……舆论并不是政府了解民意的唯一途径。民主社会中的政治生态也比较成熟，有各种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来引导民众的观点，有公民社会团体来表达社会利益，也有政党来整合社会利益。

但是在非民主国家中，这些表达意见的渠道都受到政府的控制，政府要想了解民意就只能通过舆论。另一方面，非民主国家的舆论本身也是受到控制的，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受到压制。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结果：理性受到压制，而情绪却无法控制。尤其是像恐惧、愤怒之类的负面情绪四处蔓延，政府却无法像控制理性的声音那样控制它们。政府因为害怕被推翻，就只能屈服于这种“民意”，但这不是一种理性的民意，而是一种情绪的民意。政府迎合这种无理性的民意，就可能会出台一些从长期来看后患无穷的短视政策。这种体制，有点像某本科幻小说中提到的“边缘系统民主制”（边缘系统是人脑中负责调节本能与情绪的较低级部分，与较为高级的新皮质相对，因此该书把政体分为“皮质民主制”和“边缘系统民主制”）。由于人类的情绪转瞬即逝，反复无常，有时又能聚集起极大的能量，因此这种“边缘系统民主制”是极其不稳定的，有时能够造成巨大的破坏。

比如最近出台的一个新政策，要求新冠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也要集中隔离14天。这一政策的出台并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恐惧。从舆论场中的情绪来看，人们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恐惧比对于有症状的感染者更强烈，这完全是非理性的。因为从理论上说，一种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越多，说明该病毒的毒性越低。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有一种病毒，百分之百的感染者都没有症状，那么这种病毒传播再广也不足为虑。（单纯疱疹病毒比较接近这种情况，绝大多数人体内都有这种病毒，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只会偶尔给人造成一些口腔溃疡之类的小毛病，因此根本就没人把它当回事。）如果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没有症状，可能是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对病毒的反应不太强烈，也有可能是因为病毒的毒性变低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些人就为病毒与人类和平共处的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把毒性变低之后的病毒传染给别人，相当于天然疫苗。如果一个人无症状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痊愈并且产生了抗体，那他就成为了群体免疫屏障的一部分，也是在为人类做贡献。把这些人集中隔离起来，并无多大意义，只会加重医疗系统的负担，增加医院内交叉感染的风险。英国等很多国家让轻症患者不去医院在家隔离，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医院内交叉感染。

我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做法是检测有多少人已经对新冠病毒产生了抗体。因为80%以上的人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要么没有症状，要么只会出现跟感冒差不多的轻微症状。因此很有可能相当比例的人口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并且痊愈产生了抗体，只是自己还不知道。如果检测发现你已经有了新冠病毒抗体，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不戴口罩出门，给别人充当免疫屏障了；如果有家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你也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照顾他们，不用担心被传染了。

再比如疫情初期的隐瞒，疫情爆发之后的封城封路封小区封人家门，停公交地铁，强制全民戴口罩，这其中有多少是理性的决定，有多少是出于恐惧，都是很难说的。

中国无法采取像英国那样有长远考虑的防疫政策，除了恐惧之外还有几个原因：

一是西方国家的政府权力是有限的，责任也是有限的，民众习惯依靠自己而不是凡事都靠政府。因此有病自己在家隔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社会上也有市场和各种民间组织来履行各自的职责。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政府，因此一切责任也都属于政府。同时政府又禁止民间组织起来自救，因此凡事都只能靠政府。而政府要替整个社会来解决所有这些本该由个人、市场和民间组织分别解决的问题，难免力不从心，采取起措施来只能简单粗暴，只顾眼前不顾长远，顾头不顾腚。其实像社会管理这样同时存在多重目标的任务，更加适合利用市场机制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来完成。

二是民众对政府不信任。如果中国政府说要群体免疫，“将有更多人死去，越来越多的家庭将会痛失亲人”，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其实还是离不开恐惧。

三是习惯，“路径依赖”。中国政府在解决绝大多数问题的时候，都只有“严防死守，消灭在萌芽状态”一种思路；“长期共存，和平共处”往往不在考虑之列。比如几个月前的澳洲森林大火，中国人想出来的应对方法要么是“消灭在萌芽状态”，要么是用海水来灭火，甚至还有人想把澳洲的优势树种桉树全部换掉。几乎没有人会考虑更加符合生态学的解决方案。

中国依赖恐惧来治国，是名副其实的“恐惧国”。

文章来源：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