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旻是最近遭中国政府驱逐的几名美国记者之一。 YUYANG LI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回想起来，我在中国期间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养成抽烟的习惯。
这样说有些夸张，但也不算太夸张。在中国，没有什么比一支烟更能帮你和陌生人搭上话了。每当我想了解一家大公司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我就会在办公楼或工厂外寻找出来抽烟的人。一起抽烟似乎能让时间静止。作为一名外国记者，身处一个人们并不总是乐意跟你交谈的地方，即使只是一支烟的工夫，就能决定你能否得到一个精彩采访还是空手而归。
不过，上个月，中国政府切断了我和几乎所有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华盛顿邮报》工作的美国人与这些人的接触，命令我们离开这个国家。这是特朗普政府与北京之间不断加剧的对峙的一部分。
我在中国度过的两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报道这个僵局，从我们记者经常报道此类事情的那种高度——通过政治人物的声明和政府政策，通过贸易数据和公司决策——看上去似乎两国都存在巨大的力量将它们推向不可避免的冲突。
然而，当与中国普通百姓交谈时，情况通常看起来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就像世界各地的人们一样，比起国家领导人，他们通常没有那么教条，而且对世界有着更大的好奇心。透过他们的眼睛，双方的敌意所带来的更广泛的代价变得清晰起来，同样清楚起来的，还有这种敌意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焦虑的驱使，即使它与受到这种敌意直接影响的群体相距甚远。
例如，去年的时候，我去了南方城市珠海，参观了美国制造商伟创力(Flex)在当地的一座工厂。特朗普政府打压它的客户——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当时伟创力正在遣散珠海的工人。
在8月的酷暑中，我见到了38岁的詹远仙，他刚刚交回员工证。他说，很难为所发生的事情生伟创力或美国的气。多年来，该公司的进驻为这个城市曾经的落后区域带来了转变，吸引来了商店、餐馆和住房。
另一名员工龚义安表示，在伟创力的工作很不错，但在过去比这还要好，那时公司派外国人来经营工厂。他说，最近有越来越多中国上司，他们非常严厉。
刚开始时，“不干活有点不太好意思，”龚义安说。“慢慢变了国内员（工）的话，就变了这种强压式的，压着你干。”
第二天，在附近的东莞，我遇到了布鲁斯·徐（Bruce Xu，音），他的公司为美国市场生产牛仔靴。他很担心下一轮关税会波及自己。但是他同样关心自己的美国客户，他会定期去拜访他们。
我问他对美国的看法。
“美国毕竟比中国都好，”他说。更干净，那里的人更有礼貌。在美国，“去抽烟都不能抽烟，”他说。“你住几楼，要跑到楼下外面来抽。”
用几个采访就想摸清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的真实脉搏实属妄想。但是这也比别的选择要好——比如，刷社交媒体。最近，随着中国政府加强网络宣传和审查、散布不实信息的努力，几乎无法透过网络这层面纱来了解中国民众的真实想法。
去年，由于一名高管在Twitter上发表支持香港抗议活动的推文，NBA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了网络暴力，这件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之盛，还是说它只是反映了北京雇佣的水军的效力？如果有人在读了官方宣传机器的文章后感到生气，这个人的愤怒是人为的还是真实的？甚至，真正受到了冒犯是什么意思？所有这些层层的虚幻之物都令人感到窒息。
即使与中国民众面对面，也很难进行真实的对话，这并不只是因为我讨厌尼古丁。当人们开始感到危险时——太个人化、太政治化——他们就结束采访。威权制度就是这样来压制批评的：它使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私人事务也有政治性，他们可能会因为讨论自己的生活和观点而惹上麻烦。
不过，我在中国也经常遇到因为终于有人倾听自己而感到宽慰的人。
猪农在夺命瘟疫肆虐之后，恳求当地政府的援助。卡车司机的收入已被类似Uber的新应用所击溃，这些应用将硅谷的高效带入了他们情愿低效的行业。粗暴的反污染行动逼迫垃圾回收人员转入地下。程序员厌倦了科技行业对员工的冷漠。
在离开中国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普通百姓能让我们对一个地方了解的更多——这可能是政府盼着我们赶紧离开的原因之一。
我在这个国家的最后几次谈话中，有一次是与两名警察。他们帮我拿到了临时签证，这样我可以停留多一点时间来收拾东西。
邵警官和他的搭档轻松友善，看上去根本不在意我被驱逐的状态。在等待签证时，他们向我问起了时报。如果报纸不受政府控制，那么谁能保证你的报道属实？如果全凭你的编辑裁决，那么编辑又由谁来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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