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5日星期四

时事大家谈:洪水考验三峡大坝,六亿人头顶“定时炸弹”?




每到夏季洪峰来临,三峡大坝的水灾隐患都是中国人的热门话题。今年南方抗洪形势严峻,目前三峡库区水位接近147米,超出防洪限制水位近2米,“大坝变形”,“宜昌以下逃难”,“上海将变海上”等传闻不胫而走。
多家官媒近日引述水利专家的话出面辟谣,但中国总理李克强一个星期前再度签署三峡保卫令,凸显了三峡水利工程的隐患。
三峡溃堤传闻年年浮现,今年的威胁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三峡水坝是不是一个得不偿失的面子工程?中共为何自铸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2017年5月4日中国湖北省宜昌市长江三峡大坝总体图景。
2017年5月4日中国湖北省宜昌市长江三峡大坝总体图景。
若南方水灾是黑天,三防洪压力就是灰犀牛
谈到三峡大坝今年的的压力有多大,“黄万里研究基金”主持人黄肖路表示,如果说南方水灾是“黑天鹅”,那么三峡大坝的防洪压力就是“灰犀牛”,有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黄肖路引述父亲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黄万里发表于1986年1月的《论长江三峡建高坝的可行性》一文,具体解析三峡大坝背后的隐患。
他说:“如果建成三峡高坝并蓄水后,长江重庆段水位将变得十分平缓,从上游金沙江和四川巴蜀盆地各江中运移进长江的砾卵石河床料将形成水下堆石坝,同时水中悬沙也会更多地沉积下来,结果不仅将堵塞重庆港、断绝航道,而且会在洪水到来时抬高水位,壅及上游合川、江津一带,淹没低洼地区,危及数十万人口的安全,其后果可能十倍于1983年7月底陕西安康汉水泛滥造成的惨绝人寰之灾情。”
蓄水位147不是问题,央视刻意报道引起恐慌
对于央视财经频道近日报道说三峡库区水位超出防洪限制水位近2米,德国环境问题学者王维洛表示,这是给全国人民传送错误信息。
王维洛简单回顾了三峡大坝的几个技术数据:坝体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防洪限制水位145米。145米~175米这个空间被定义为防洪库容,共计221.5亿立方米。
央视在6月8号报了三峡水库的水位到达144.99米,也就是145米,提前两天到达防洪限制水位。三峡工程要发挥防洪作用的话,它必须从145米开始往上蓄,一直蓄到175米,但它从来没有蓄到这么高过,一般每年都在145米到156米之间,按具体水情在该区间内调节水位。147米对三峡水库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不知道中央电视台为什么要播报这条消息,而且有很多人都引用了,引起大家恐慌。我不知道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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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顶基位移的描述可看出猫腻
谈到三峡大坝的变形问题,王维洛首先引用了王小毛总工程师说的一句话:“在大坝变形方面,相邻坝段沉降差异均在2毫米以内,坝体无不均匀沉降;坝基水平位移变化很小,在监测误差范围之内,坝基是稳定的;坝顶向下游最大水平位移为30毫米,符合国内外已建混凝土重力坝变形规律,各项指标均在设计允许范围内。”
王维洛指出,这当中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坝基的水平位移,二是坝顶的水平位移。王小毛说,“坝基水平位移变化很小”,这是定性描述;而说坝顶水平位移30毫米,这是定量描述。有了30毫米这个数据,是大是小大家可以有个判断。但他说到坝基时,却只说“水平位移变化很小”。那为何不也用定量方式描述呢?就告诉我们到底位移了多少。你描述两个事物时,要么都定性,要么都定量。你说很小,那什么叫很小?什么叫很大?在可行性报告中出现这样的描述,我们就知道这里是有猫腻的。
假设坝基水平位移50厘米,这是定量的描述,但这也可以被定性地描述成很小、一般、平均、很大、巨大,等等。没有度量出具体的数,就没有对比,这就是猫腻所在。大家要是看到这种描述的话,你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峡可防万年一遇的洪水,但眼下已成未知
谈到为何黄万里反对建设三峡大坝工程,黄肖路表示,父亲反对的原因都集中在写给江泽民等人的三封信中。她具体引述道:“第一,在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的造床质是砾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将一颗也排不出去,十年内就可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继续延伸,汛期淹没江津合川一带。现报告假定卵石不动,以泥沙作模型试验,是错误的。
“第二,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时空分布也合适,在全球为第一,不是张光斗说的第六。中国所缺的是在供水足够地区的耕田。水库完成后淹地五十万亩,将来更多,用来换取电力,实不可取。
“第三,三峡坝工经济可行性是根本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每千瓦投资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方法是错误的。十八年内只支付、无产出,也无以解决当前缺电问题。
“第四,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下游防洪虽有些帮助,但效果不大。”
黄肖路表示,这一点在眼下已得到很好的证明。以前曾说三峡大坝可防万年一遇的洪水,后来成千年一遇的洪水,再后来成百年一遇的洪水。而现在正面临的可能是建国以来的最大洪水,但其防洪能力已经成了未知数。
依靠水电设施的展模式早被边缘化,中国没跟上
王维洛表示,在执意建设三峡工程的问题上,中国主要是没有跟上发展理念的更新换代。
20世纪40年代,美国利用大型水电设施推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比如田纳西水域的发展规划是当时在世界上被采用的一种发展模式。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建造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世界上的科学家就开始反思,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从那时开始,大坝建设渐渐成为一种被边缘化、被放弃的模式。
建三如做浮士德的交,代价大于收获
大坝建设最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大于其带来的收获,这用德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种“浮士德的交换”。浮士德是歌德的小说《浮士德》中的主人翁,他通过出卖灵魂去和魔鬼交换各种他想要的东西。这种交换就是付出大于收益的交换。
王维洛举了上海这个例子。他说,黄万里曾提到,长江入海口处每年都要造田约十万亩,上海的海滩每年向东推进40余米,而三峡大坝的建造会拦截泥沙,减少长江口的泥沙量,致使上海海岸往西缩回。这对寸土寸金的上海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南水北受同行可,但得罪东线”沿路官员
黄肖路表示,她从来不认为三峡工程是什么形象工程。她说,在父亲黄万里的眼里,这就是个祸国殃民的工程。这完全是利益集团贪污腐败的过程。
她回忆道,父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噤声20多年后,他首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东线南水北调方案不可行”。
文章发表后,很多科学院地理所的科学家来家里访问父亲。他们都说父亲的文章说得非常好,但是得罪了一大堆利益集团。因为一听说要弄个南水北调的东线,水利部和好多东线沿路大大小小的官都已经安排起来了。
一个大项目批下来,就有钱;有了钱,各路就安排各种官来做这个大项目。接着,每个官就可以在这里头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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