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月刊总第69期
2013年5月26日出刊
编辑：《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 主编：卫任泉
《零八宪章》签名信箱: 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
目 录
【卷首语】
没有“六四”问题的解决就不会有民主宪政的变革—— 纪念“六四”24周年
【声明】
零八宪章论坛声明：立即释放赵常青、丁家喜等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5/blog-post.html
【人物】 赵常青与丁家喜
郭飞雄：北京民主双雄——赵常青、丁家喜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3/05/blog-post_8068.html
【论坛】 本期专题：关于革命
1、刘军宁：社会革命，还是宪政革命？
2、秦晖：改良未必更和平，革命未必更暴力
3、赵楚：重燃共和革命的火炬
【时事】
来源：【 RFA 】
时间: 5/15/2013
【评论】
【访谈】
卷首语
没有“六四”问题的解决就不会有民主宪政的变革—— 纪念“六四”24周年
《零八宪章》论坛
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整整24年了，但是“六四”大屠杀在中国人民心灵深处造成的巨大创伤宛如昨日。24年来，大陆民间民主力量从未停止每一刻的抗争，他们一波又一波前仆后继的抗争，更加使“六四”成为这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都不可回避的、异常沉重的历史记忆。
时至今日，大陆任何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都无法真正漠视“六四”大屠杀而不予以回答。即便是当权者们自身，他们面对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与诘问，或保持沉默，或顽固坚持，或顾左右而言它，但是他们内心的极度恐惧、焦虑和矛盾，在他们的各种荒诞回应中被清晰地展现于世人面前。
毋庸讳言，“六四”事件是中国大陆民主化道路上无法绕行的关隘，没有“六四”事件的妥善解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宪政变革。开启民主宪政变革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对“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只有彻底匡正因“六四”事件而产生的所有冤假错案，才能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变革奠定真正的道义和历史基础。
“六四”事件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六四”事件使得80年代中国大陆刚刚凝聚起来的社会共识被强权所撕碎，中国社会精英再一次大规模分野，文革后刚刚建立起来的短暂的相对和谐的社会生态被彻底毁坏。
“六四”大屠杀实际上是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顽固保守集团使用最血腥的暴力方式终结了以民主和法治为取向的改革开放。八十年代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标志的能够凝聚全国主流民意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六四”枪响的那一刻已经宣布彻底结束。
“六四”后的所谓“改革开放”，已经沦为中共权贵阶层疯狂掠夺人民财富、瓜分公有资产的无耻盛宴。由于没有民主宪政改革，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本质上就是将中国全面导入红色权贵主义罪恶深渊的邪恶之路。
今日中国大陆，道德沦丧的程度为历史上所罕见，直逼文革，寡廉鲜耻已成为当局的标识，假、大、空俯首皆是，黑、暴、残无处不在。而环境、食品、药物等最基本生存领域都已被严重侵害和污染，大陆人民确实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而追溯所有这些危机的历史根源，我们都会看到它们无一不是来自“六四”大屠杀。“六四”是历史的分水岭，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找到解决当前大陆深刻社会危机的最恰当的历史视角。
从现实看，解决“六四”事件是当前中国社会精英完成道德救赎和重建社会共识的唯一途径。每一位中国社会精英都必须接受“六四”大屠杀的良知与道德拷问。没有完成对“六四”事件合乎良知、顺乎民意的回答，中国大陆精英就必然还会是道德上的侏儒和精神上的懦夫。
一群道德低下的懦夫又如何能够引导中国大陆走上真正的民主宪政之路呢？民主变革能寄希望于那些不敢面对“六四”诘问、道德低下的侏儒吗？“六四”是现实中国谁都不可逃避的道德拷问，只有完成了自身道德救赎，大陆社会精英才有可能与人民一道走向自由和民主。
从未来考量，只有“六四”事件的得到合乎正义原则的妥善解决，才能为未来中国的民主变革奠定道义和理性的基石。未来中国民主变革之路，没有牢固的道义和理性的原则就很难避免大规模的动荡。而缺失道义，缺乏理性，中国未来变革之路必然会充满坎坷、动荡甚至战乱。
若“六四”事件能以朝野对话、沟通、谈判，取得共识而妥善解决，那么，藉此为突破口，便可以为未来中国的民主变革提供一个化解各种危机的范本。但是，从习李上台后的种种倒行逆施的行径看，中共当局主动解决“六四”事件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唯有民间民主力量才是解决“六四”事件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和决定力量！
民间民主力量要想主导“六四”事件解决的主动权，就必须对中共当局不断施加巨大的集合压力，使其不堪重压，被迫低头。民间力量在解决“六四”事件上的法宝只有一个：施加压力。你能施加多大的压力，你才会有多大的成效。没有压力就没有成效。而组织化是不断施加压力的基础，天安门母亲群体、香港支联会是“六四”之后最成功的组织。他们24年来一如既往的努力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功效，而他们的方式应该被广泛地复制和迅速地推广。
鉴于此，《零八宪章》论坛提出以下解决“六四”事件的民间路线图：
第一，民间应该着手成立“六四受难者同盟”，广泛联系与组织六四受难者：包括死难者家属、遭受各类迫害的人士。不分国内外，广泛联络，形成在六四事件上最有代表性、最具公信力和最广泛的共同阵线。
第二，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传播手段，向国内民众继续揭示“六四”真相，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和参与纪念“六四”活动，尤其是年轻人。支持和推动年轻人以自己的方式不拘一格地纪念“六四”。在“六四”纪念日来临之际，尤其要推动人们以各种公开方式纪念“六四”，包括集会、游行，以此持续不断地在国内对当局施加压力。
第三，在海外一切有中共当局和官员在场的场合，不断地举起纪念“六四”的标语、旗帜，造成其外交上的困难和尴尬。在海外甚至可以以解决“六四”事件为诉求点，以更为激烈的抗争手段对中共当局海外利益予以打击，从而施加更大的压力，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情和声援。
第四，坚守和扩展香港这个纪念“六四”的最重要的阵地。维多利亚广场的烛光终将照亮整个大陆。同时，要不断地在台湾进行宣传，争取台湾朝野和民众的支持，在台湾举办大型纪念“六四”的民间集会。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匡正历史，重新评价“六四”，乃是天理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不是任何势力和个人能够阻挡的！
2013年5月28日
【声明】
我们获悉：自3月31日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四位公民在北京西单街头拉条幅呼吁官员财产公示被刑拘以来，截止4月18日，参与推动财产公示的公民至少已有8位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他们是赵常青、丁家喜、袁冬、张宝成、马新立、王永红、孙含会。所嫌罪名都是“非法集会”。目前，侯欣因在拘押期间突发心脏病而被警方允许保释回家，其他7位公民均被拘押在看守所。
我们认为，北京当局抓捕和拘留赵常青、丁家喜等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并欲加之罪，完全是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宪法的不得人心的行为。许志永、笑蜀、王功权、滕彪等各界代表在《呼吁立即释放丁家喜、孙含会、赵常青等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中写道：“公众对当前严重和普遍的腐败现象感到非常愤慨，中央政府虽然也三令五申要整治腐败，但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公民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完全正当，以拉条幅的形式表达声音完全符合宪法确立的公民言论自由。
财产公示喊了三十多年，至今不仅不公示财产，反而要给呼吁公示的公民定罪，公民反腐何罪之有？当今世界绝大部分民主法治国家，政务官员财产公示早已是惯例，但是在中国，袁冬、丁家喜、孙含会、王永红、赵常青等这些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却被抓捕！难道这就是‘中国梦’？
”
《零八宪章论坛》完全支持他们的呼吁，要求有关当局尽快纠正自身的违宪行为，立即释放赵常青、丁家喜、袁冬、张宝成、马新立、王永红、孙含会等所有因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而被抓捕和拘留的公民，撤消对他们的刑事拘留，并对他们给予赔礼道歉和国家赔偿。
零八宪章论坛 2013年4月18
【人物】
2013年4月17日，北京民主双雄——赵常青、丁家喜被北京市公安局抄家、抓捕，罪名是涉嫌“非法集会”，此一行径纯属构陷，天下滔滔，予以谴责。
读三国，审美亦审丑。从某一方面来看，我们不能不说，中央特务体系选准了北京民间两位最有资质、最具行动力的民主精英加以政治迫害，的确很有眼光。然而，同过去曾经发生的一样，这又何尝不是在愚蠢地帮助自由民主阵营培养新的巨星？
自1989.64至今，二十四年来，迎接政治转型历史挑战的民间道义支点和战略性人才，早已在重叠的囚笼、在大地的深处、在实战的水底诞生了。他们也该陆续浮出水面，总有极左狂流为他们鸣鼓开道。
赵常青，民主运动活动家，《零八宪章》主要五六位起草人之一。八九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曾经担任外高联联络部的秘书长。他祖籍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这位历经数十年极权炉火陶冶的民主精英，近年成为京城公民圈聚餐、交流和学术活动的主要协调者之一，其人格操守、开放胸襟、文才、组织力，皆为一流，堪称全才。24年来，他为民主先后三次入狱，坐牢长达8年半，却日趋温和、善意，坚定地倡导政治改革和有序转型，其与自由民主精神相一致的人道情怀令人感佩。
丁家喜，湖北宜昌人，近年崛起的优秀的维权律师。他毕业于北航飞机制造专业，却转行为专攻知识产权保护的商业律师，此乃一奇。北航创业家协会秘书长、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的身份，印证了他的确属于转型政治学所亲睐的中产精英。然而，他却成功地运作着中产与底层访民的战略联盟，此乃奇中之奇！自丁家喜和许志永联手后，“新公民运动”似乎便风生水起。如果说许志永是新公民运动的头脑、精神领袖，那么丁家喜可称为新公民运动运行的心脏、卓越的组织家。
赵常青和丁家喜，有着共同的特征：不坚守传统的待时而动、潜伏爪牙策略，而是坐言起行、公开推动社会运动。他们的透明、笨拙，体现了民主运动所需的真正的道义担当。北京的公民社会，由饭局、沙龙，走向堂堂正正地履行公民政治权利阶段，这中间，许志永、胡石根、胡佳、江天勇——赵常青、丁家喜——李蔚、王永红、孙含会、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积极公民的努力，功不可没。新公民运动发起的第一个街头主题就是，“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数月以来，全国反响热烈，几成不可阻挡之势。 此次北京市公安局对公布财产九君子的刑拘， 证明这一街头主题的确击中了中国大陆权贵集团的软肋。新公民运动为中国民间有效地完成了一次战略侦察，而特务体系则不幸暴露了极权政体的底裤。未来中国大陆多元政治力量，都将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赵常青、丁家喜作为北京公民社会结构性链条之一，显示了罕见的胆略、洞察力和执行力，而特务体系的抓捕和政治迫害，则进一步反向将二人塑造为民间的战略性道义支点。此事的后续演变，良多趣味。
我与赵常青和丁家喜二人仅仅只有数面之缘，但印象深刻。
2012年7月底，我在北京见到了赵常青，他在数十人聚会中表现出的组织能量，他的豪迈、开朗、从容、温良、醇厚，令我难忘。后来我了解到，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在监狱中受洗，在磨难中走向虔诚与圣洁。他的温和政治主张，不仅有着自由主义理念支撑，而且有着深厚的宗教信仰内蕴。
丁家喜，我的湖北老乡，和我先后在北京和广州数次见面，广州街头民主人士和律师们对他的操作理念演说评价甚高。他沉着，亲和，颇有微笑中四两拨千斤之概，而无形中又展示包容襟怀。他和许志永所倡导的自由公义爱的精神和对民主转型少流血的呼唤，见证了人性的悲悯和宽阔。
鉴于赵常青和丁家喜在北京公民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结构性地位，特务体系可能会认为，刑拘二人，足可斩断北京自由界理论板块和行动板块之间的衔接桥梁，强力抑制民间的街头化倾向。然而，从其后半个多月来北京和全国举牌、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街头活动此起彼伏的态势来看，民间早已铸成多元扁平结构，特务体系的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当然也不可能达到。
然而，真正有洞察力的分析家会观察到，特务体系的此举，还有着更深的战略意图，那就是，打击官民合力推动变革的势头，斩断官民和解的链条。18大以来，我们一再看到，特务体系特别重视要向民间传达习近平和胡锦涛并无区别的信号。越是主张温和、推崇法治、支持政治改革、鼓励官民互动的民间力量，他们越是重手打压，特务体系的此一做派特别凶险，非常蹊跷，早该引起人们的警觉了！
通过系列文字和行动，赵常青和丁家喜已经显示，他们是温和的民主行动者，是对改革派有原则而坚决支持的建设性民间力量。中共新的领导人习近平具有党国体制的程序延续性，而无人民主权下的合法性。他的政治基础核心基元是彭德怀、胡耀邦、习仲勋、赵紫阳、朱镕基、温家宝以来的中共体制内右倾势力，体制外浩瀚的右派力量则是体制内右派的战略盟友。左右平衡是政治家的基本权略，但是，全社会的右派则是习近平的社会基础。特务体系打击民间右派，打击赵常青、丁家喜这样明确支持改革派和政治改革的独立自由的温和转型力量，实质上就是在侵削习近平的社会基础，进而给可能的改革家套上精神枷锁和人际囚笼。自古庸人皆为樊笼所拘，能否冲决樊笼？这不仅是对习近平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其自我保存能力的考验。
对赵常青和丁家喜等北京九君子的抓捕激起了民间舆论强烈的道义反弹。然而，局势至此，并非暧昧不明。近期有多重信号表明，业已展开的变革态势无法逆转。
当此之际，民间似不宜错估形势，夸大危险，以为茉莉花式的大镇压又来了，从而惊慌失措，由积极履行公民权利的社会运动立场上后退。见坏就上，坚守温和行动，方为理性抉择。
对于特务体系，我在此珍重地建议，请保持冷静，泼灭兽性，切勿自困绝境，乐祸喜乱，制造敌人，妖魔民间。继续王立军事件以来的缓和进程是明智的，主动寻求和解永远不乏机会，切勿把意识形态冲突转化为丛林生存斗争。
2013年5月4日
【论坛】 本期专题：关于革命
3、刘军宁：社会革命，还是宪政革命？
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改革在刺激大革命的爆发。不过，跟常人想象的有些不一样的是，革命并不会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实际上，革命前是经济发展最繁荣的时期。政府为了促进公共繁荣，铺设社会保障网络，实施公共工程，这样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的增长，这也激发了他们投机的欲望。
但是，因为政府向来财政管理不善，此时由于国家财产与私人财产混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原来的公共劣迹此时成为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但是，随着繁荣变成泡沫，民心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人们对这些问题比以前敏感得多，体制内外的人士都公开讨论政治弊端。执政者屡屡声称要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却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改革只是起到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那些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最热爱现存政府的工商业者也最坚决地急于改革。、
总之，对一切旧体制的仇恨在增长。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会将它猛烈的抛弃。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国民明显地走向革命。
上面的场景说的并不是中国，而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体制与大革命》中描述的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这个似曾相识的场景与今日的中国类似吗？极其类似。法国发生革命了吗？的确发生了。一场革命正在来到中国的路上吗？
我以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革命，而是革命是否可以避免，如果不可避免，那它应该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历史上的革命类型说起。
革命有两种性质上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另一类是法国大革命式的乌托邦革命。表面上看，英美革命与法国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民主革命，都声称追求“自由”与“平等”。但这两类革命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
以美国为例，美国革命的领袖们认为，公民的自由比民主和平等更重要，自由对政府来说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不像后者那样，只有通过对社会加以全面彻底地改造才能实现。此外，即使对平等的强调也只是指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平均）。在法国革命中，对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则是靠断头台的刀刃来实现的。正如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李普曼所断言的，这样的乌托邦革命，越是试图去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结果却越是把地球变得更像地狱。
在美国革命家们眼中，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数人的“公意”。所以，他们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单纯的“多数决定”来治国。胜任的政府需要有如下的品德──稳定、远见、审慎、公平。所以，这种政府既扎根在民意之中，又与表面上的民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法国雅各宾派这些乌托邦革命家的想象中，恶的根源在社会结构之中，只要消灭了这些制度结构及其阶级化身，罪恶就会消失，美德就会盛行。现实主义革命家认为，人类恶的根源在于自我，推翻恶的制度并不能保证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
美国革命既是一场自由的革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了实实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场保守自由的现实主义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没有触及革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其精神与光荣革命是一致的，与法国革命是相左的。所以，柏克支持美国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却谴责法国国民议会的专横。柏克之所以站在北美人民一边，是因为他反对英王所拥有的“专横的权力”。柏克和托克维尔都赞成前一种革命，反对后一种革命。
柏克反对法国雅各宾派及其领导的大革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发现，雅各宾派在对其同胞及法兰西传统中行使“专横的权力”。他指责法国的革命家们摧毁被其视为恶之来源的家庭、教区、地方社区、行会、社会等级、教会等这样的中介结构，因为高度集权的政府毁掉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上述“缓冲区”。在柏克看来，传统对于社会秩序与自由是至关重要的，而摧毁上述旧制度并不能真的除掉恶的源泉，却给人们带来白色恐怖。他也没有认为传统是尽善尽美的，只是认为全盘取代传统的“新生事物”可能危害更大。他敏锐地洞察到，既然大革命消灭了旧制度，本由旧制度所承担的社会凝聚职能只好由军队和暴力来执行。用暴力来制造凝聚力，必然要造成暴力的滥用，侵犯人的自由。1790年以后在法国和其它走法国革命道路的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一再证明了柏克在1790年作出的预测。
柏克的睿智在于他在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预见到了其惨烈的后果。柏克甚至认为，法国革命所具有的神秘性会使这种乌托邦革命不断蔓延、传染到亚洲和非洲。虽然后来的事实不出柏克所料，但是，作为一位贤德之士，对政治灾难的先见之明却使他因为自己的卓见而更加感到叹惋和悲哀。
法国革命是人类政治史上空前而有后的事情。这场革命企图按照理性主义的原理对社会进行全盘彻底的改造。在法国，雅各宾派的革命者以平均代替平等，以专横代替自由，以人民的名义实行极权和专制。雅各宾主义的目标是在以“公意”象征的、全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集中的、不受约束的权力。雅各宾派把法国大革命变成对传统及道德的征服。他们以为，通过对群众进行说服和教育，必要时可以借助强力和恐怖去改造人性，从而就能实现对市民、知识分子、农民以及对社会的彻底改造。这样的革命企图通过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来锻造一代代“无私的”、“有道德、有理想的”新人。只要这些目的一日没有达到，革命就没有完成。在实践中，这样的革命是以平等名义的平均，以自由名义的放纵，以人民名义的专政。
柏克和托克维尔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罪恶来源于人类自身，革命的目的在于找到必要的制度途径来约束人的本性、尤其是政治家本性中潜在的恶，在于找到一种个人能够享受空前自由的制度安排。现实主义革命家们认为，推翻万恶的旧制度并不能保证必然造就一个更好的新制度。既然恶的来源不在要被推翻的制度和代表这些制度的个人身上，那么，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存在能够杜绝一切罪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只要在自由权和财产权没有得到落实、在人的尊严与价值得不到尊重与保护的地方，就存在现实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但这种革命在手段上完全不同于乌托邦。从历史上看，它可以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可以是1974年发生在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也可以是1989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还可以是近年来发生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
最好的革命是最不彻底的革命，对社会的健康肌体触动最少的革命，暴力程度最轻的革命，伤害人命最少的革命、带来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的革命。最坏的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把整个社会与道德秩序彻底摧毁的革命，最暴力的革命、夺命最多的革命、带来专政与集权的革命。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发生的是一场乌托邦革命，那么21世纪的中国则需要一场现实主义的宪政革命。面对中国可能出现的变局，应该将暴力最小化，避免将整个社会推倒重来。革命的权利永远不能放弃，但是绝不是要翻天覆地。如果革命不可避免，就把它转化成只影响到政体层面的宪政革命，从而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注：作者是《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
来源：作者博客
4、秦晖：改良未必更和平，革命未必更暴力
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
我们要解决的，首先不是通过什么途径，或者快慢，来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标，而是我们要想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涉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主义之争，但在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圈子里应该不用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基本上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要在变革过程中避免我刚才讲的两个想避免的东西，一是避免无序，二是避免流血和暴力。道理很简单，要避免无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种多元的组织资源，任何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组织资源都是在超稳定和超不稳定之间反复振荡的。
当这个社会的组织资源高度垄断状态下，这个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避免这个，不管是走改革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前提就是你有没有替代的组织资源，或者说隐性的组织资源，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一定要发展出一套公民社会。
从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变革的路径来看，其实有另外一种施加压力的途径，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是促使东欧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单独讲一下。
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
最近许多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了关于“革命”的热议。而不久前金雁的《倒转红轮》也被一些人当作鼓吹“保守主义”的书，说是与萧功秦先生的主张形成了呼应。后来我们一再说这里有点误解。金雁此书对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确很重视，有新评价（但也谈不上鼓吹，她对这一传统的局限性也讲了不少）。但是文化保守主义不等于政治保守主义。此书对俄国政治保守主义（如斯托雷平和马克拉科夫等所谓“寻人派”）有明确的批评，而她提到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包括了从普加乔夫到索尔仁尼琴等人，这些人在政治上可几乎都是不妥协的反对派，我想萧功秦兄也不会自比这些人吧。
“告别革命”是个假命题
我们肯定是反对“革命崇拜”、主张反思过去那些被崇拜的革命。但反思革命并不是反过来鼓吹革命恐惧症，更不是简单地讲“告别革命”。朱学勤兄说他当年就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持异议。其实，16年前金雁和我就与李泽厚此论发生过冲突，但这事发生在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了一组反思文章。李泽厚看了很兴奋，写了篇读者来信夸这组文章“十分精彩，值得祝贺”，说这“使我更坚定自己的‘告别革命’论”云云。我们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说你读错了，我们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还是反思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头主义导致民粹主义，专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导致革命的危险，因此“坚持正义比‘告别革命’更重要”，实际上这是为改革敲警钟的。
结果李泽厚面子可能有点挂不住，又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说我这才发现你们的“本意所在”，你们是要“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
我们回应说：其实早在1990年，即还在李先生“告别革命”之前数年，我们就曾在国内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义，警惕转型社会的民粹主义危险。但我们认为，决不能以寡头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因为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以前者反后者犹如以油灭火，适足以增加民粹主义“革命”的危险。以俄国而论，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确“酝酿有因，由来有自”，问题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难道至今还相信《联共（布）党史》的夸耀，以为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号布尔什维克的那几个“激进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促动”的？
其实前沙皇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预见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将使俄国陷入“严重的革命动乱”，而宪政进程的中断则是斯托雷平时代的一大错误。维特该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别革命”吧，但他对何以会有革命的认识却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义”的方式谋“发展”于先，以不讲宪政民主的方式求“正义”于后，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轨迹吗？
16年后回头看，其实今天“革命”议论的语境和当年并无实质变化，只是问题似乎更尖锐了。不过今天引起议论的托克维尔观点与当年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倒很不一样，其实托克维尔并不是个“告别革命”论者，多读几本他的书（不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他不仅对美国革命是肯定的，对法国革命总体上其实也是欢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宾专政。他搞法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国的“旧制度”而排斥无论何种的“革命”，他只是遗憾法国的“革命”未能像美国的那样处理好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避免雅各宾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结论更不是像李泽厚那样认为“发展是硬道理”，靠“发展”来消弭“革命”，恰恰相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法国革命并非因为经济不繁荣，革命正是在“发展”成就不小的条件下爆发的！
这事非常有意思，我们对所谓“十月革命”的否定众所周知。包括最近金雁这本书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肯定不想那么简单，把十月革命理解为只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想捣乱就搞起来了。《倒转红轮》也讲到，虽然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需要反思，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到了20世纪以后就逐渐冷却，尤其到1905年－1907年革命以后“路标”就变了，后来的激进主义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革命未必更暴力
所以“告别革命”这个话语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题，我有点怀疑。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担心其实是两点：一是流血和暴力，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都不愿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种完全不流血的变革方式，或曰转型方式。二是无序，如果变革以后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造成社会的极度混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而且无论哪种“文化”中，公众长期缺乏安全感就会重新呼唤铁腕，使转型失败。因此尽量避免流血和无序的确是个真问题。
可是流血/无序和和平/有序的区别是不是可以等同于革命和改良之别？避免流血/无序可以转换成避免“革命”吗？我觉得是转换不了的。
通常我们说的革命与改革（改良）是就变革的深刻性而言，像辛亥那样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们就谓之革命，东欧废除极权制度建立民主，通常也叫做革命（所谓“天鹅绒革命”或“和平革命”，我们官方认为革命是好词，便带贬义地称为“剧变”，其实也是说它并非渐进改良）。而明治日本在维持天皇制下发生的变革，就叫改良或“维新”，越南那样政治体制不变的经济转轨，也叫改革或“革新”。
但是变革越深刻越快节奏，就越会有更多的暴力和无序吗？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其实在历史上相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我们通常讲的最多的两个典型。过去一讲改良，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典型，一讲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典型。尤其在晚清这个话题上，中国为什么能搞成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搞辛亥革命，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就是搞不成明治维新，所以辛亥革命是正面的。也有人说，其实本来中国可以走明治维新的路，所以辛亥革命是负面的。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辛亥革命本身流的血并不多，而明治维新流的血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不说别的，明治维新中那些名人有几个能够善终的？明治“前三杰”“后三杰”六大名人，就有四人在维新过程中死于非命。从维新前夜改革派与保守派就不断以死刑、流血政变和恐怖暗杀等形式进行暴力斗争：所谓安政大狱、樱田门事变、池田屋事变、坂下门事变、禁门之变、功山寺起义等，更不用说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征长战争、讨幕战争、西南战争），战火从日本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萨摩藩鹿儿岛。仅仅西南战争中的一场田原坂之战，就有3000多人战死。
所以后来中国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坚决不流亡国外，说是中国还没人为变法流血，就从我开始吧。那时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把日本的明治维新看做流血变法的榜样，而非“和平演变”的模范。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之别在于他们想保留帝制，反对共和，但他们并不是甘地主义者，从谋划兵变刺杀慈禧到发动自立军起义，武装“勤王”、暴力维新的选项他们是一直有的。
倒是辛亥革命死的人比明治维新少得多。甚至就是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没有流什么血。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一个杀人如麻的体制，那已经是体制杀人，不是变革杀人；是变革的方向不对，而不是“激进”还是“渐进”、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了。用托克维尔的话说，那就是“旧制度”杀人，而改变这个“旧制度”的“大革命”（所谓东欧“剧变”）在绝大多数国家倒真是一枪未放、滴血未流的“天鹅绒革命”。
所以，说革命一定会死很多人，改革一定会死很少人，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有一个严格的路线图，上面规定好了，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革命就是猛打猛冲，到哪是哪，走一步看一步的。其实很多的情况也是相反：革命有蓝图，改革反倒没有什么蓝图，用我们熟知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明治维新，谁当时有一个最终的设想?我们知道，开始推动明治维新的很多人，最典型的如西乡隆盛，后来就变成改革的对象了。明治维新一开始是几个比较开明的大藩（长州、萨摩等）反对中央（幕府），中央讨伐他们。但是到了天皇掌权以后，那些强藩都被镇压下去了。像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本来是所谓明治三杰之一，他当时怎么能想到明治维新会搞到他头上呢？所以其实所谓维新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革命类型”的区分很模糊
可见，我们以前对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实际上这种区分非常模糊。
甚至这里我要跟学勤兄商榷，你讲的1.0、2.0、3.0版本，意思是不是它们有一个递进关系？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激烈？好像也不见得。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你讲的3.0版，但是它连“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没有，翻云覆雨的人为折腾固然堪称浩劫，体制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连“王朝”也没有发生更迭。但是它就把大家都整得灵魂出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递进关系也是值得怀疑。
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要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差别讲得太绝对。这两个革命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讲得太绝对会导致很多问题。首先美、法革命有很多互相学习之处。最初发动法国革命的拉法叶特等人就是支援美国革命回来后受启发在本国搞革命的。而美国不少革命元勋也是高度的法国崇拜者，所谓的亲法仇英情绪非常明显。杰弗逊就是个典型。他的亲法仇英不仅是在外交上，实际上也有仇视英国君主制看好法国共和制的意思。
都说法国革命太“雅各宾”，美国革命就很温和。其实美国革命中的清算也很厉害的，例如清算托利党人。当然美国托利党人死得比法国贵族少，因为美英终战时他们很多都跟英国人走了。他们是独立前的“爱国者”，当然爱的是英国，不是美国。后来托利党在美国完全消失，美国变成辉格党人一统天下，以后的民主党共和党实际都是从辉格党人中衍生的。英国的两党是托利党（后来的保守党）和辉格党（后来被更左的社会主义的工党取代），而美国没了贵族的托利党，穷人的工党也就兴不起来。所以有人说美国“既没有保守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只有稍微偏左和偏右的两支自由主义”。
这与其说是美国有什么独特的文化，不如说是美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其不同于前宗主国。由于托利党退出美国，“贵族传统”在北美消失，新建立的美国成了纯粹的平民国家。这对北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美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居于主流的李普塞特等人就不同意那种“英美”vs“欧陆”的两分法，他们认为由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使得英美差异甚至大于美国与不少欧陆国家（如丹麦、瑞士等）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很难说美国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就没有社会革命的内容。
相反，法国革命，我觉得也是被简单化了，法国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就是雅各宾派掌权，杀掉国王，还杀了许多无辜者。但法国革命是不是由于有了卢梭的影响就必然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很难说。要知道法国当时不但有社会变革，更在与几乎全欧洲都参与的“反法联盟”进行残酷战争。杀国王主要并非因为社会矛盾，而是当时反法联盟打进来，国王要跑到反法联盟那一边，结果被抓住，杀国王给他加的罪名是叛国，而不是国内矛盾意义上的“反动”或“反革命”。如果当时没有这种国际大战，法国革命会不会如此走火入魔？我看雅各派都未必能够掌权，当然更不会发生大恐怖和杀国王的事。卢梭的观点，我认为毛病确实很大，我也赞同批判卢梭。但是，把法国革命中的问题简单地说成是卢梭的必然后果，恐怕不对。
同样，现在一讲英国革命就是温和的“光荣革命”，好像英国革命就没有经历过杀国王，没有经历过克伦威尔的恐怖专横。其实英国杀国王倒是基于国内变革的理由，与国际战争无关。
避免转型中的暴力和无序
所以，与其说什么革命还是改良、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我们不如就事论事：
第一，我们到底要使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变革。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指在认定了一个方向的基础上讲它的“速度”（激进或渐进）问题。但是方向问题首先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无论激进还是渐进，关键是往哪个方向进？在中国现在这还是一个很混乱的问题。
学勤谈到的1.0、2.0、3.0，与其说是层次的不同，不如说是方向的不同，讲简单一点就是：摧毁自由的变革，还是建立自由的变革？至于变革到哪个层次的确很难说。我们的确在历史上看到过有摧毁自由的“革命”，也有争取自由的“革命”，而且“改革”同样也有这两种。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首先不是通过什么途径，或者快慢，来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标，而是我们要想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涉及到更大范围内的主义之争，但在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个圈子里应该不用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基本上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包括萧功秦在内，他也是认为有这样一个方向的。
如果方向是有共识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避免流血、暴力和无序。至于流血、暴力和无序通过什么办法解决更好，一种办法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讲简单一点这也是一种革命，这个意义上的所谓革命无非就是变革能够比较快。这个比较快，或者比较慢，我同意学勤的说法，这个东西否定也不合适，崇拜也不合适。因为快和慢不是哪个人能够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想快也快不了。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也没法不快，波兰就是个例子，波兰在圆桌会议召开期间，没有人能想象到马上就发生政党轮替。
还有一种，做不到一下子解决问题就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来。但是一步一步地来也得朝着这个方向。有句俗话叫做“不怕慢只怕站”，还是得朝这个方向走，不能某一段时期突然又倒回来了。对中国历史而言，真正现代化的政治转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因为政治风波造成大流血，中国历史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学勤讲的那句话，叫做“城头变换大王旗”，每一次王朝更迭死了多少人。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直到1949年，其实就是王朝更迭，但它死了多少人。要说这个更迭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可以假设它是一场革命，那明清之际呢，元明之际呢，唐宋之际呢，任何一个王朝“鼎革”之际呢。所以，这种纯粹“城头变换大王旗”性质的政治不稳定，我们中国有一个2000年不变的特征，就是一个王朝不断地维稳，结果维到一定程度，稳维不住了，就来一场彻底的大不稳，而且流血的程度是世界各国都没有过的。
我前年在写辛亥的文章中写过，世界范围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种概念的改朝换代，不是说它们没有朝代，而是说换一个朝代就要死那么多的人，对社会的冲击那么大，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这种现象。包括中国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有这种现象，像维吾尔族、傣族，没有像汉族那样，一个王朝维稳一两百年，就彻底陷入一场极端的、在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无序之中，这个无序要死掉一大半人，然后再从头来。像这样的现象绝不是清末才有，我觉得不管怎么批评孙中山——孙中山值得批评的地方很多——其实主要不是在他发动革命，辛亥革命也不是他发动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多大的贡献，也非常值得怀疑。我们批判孙中山，主要是批判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很不对的一些东西。至于说孙中山要为辛亥负多少责，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避免无序的关键在于组织资源多元化
如果回到当下，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到底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而且这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坏可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要在变革过程中避免我刚才讲的两个想避免的东西，一是避免无序，二是避免流血和暴力。道理很简单，要避免无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种多元的组织资源，任何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组织资源都是在超稳定和超不稳定之间反复振荡的。
当这个社会的组织资源高度垄断状态下，这个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避免这个，不管是走改革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前提就是你有没有替代的组织资源，或者说隐性的组织资源，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一定要发展出一套公民社会，即便不完全是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带传统色彩的认同团体也行，比如封建制下就很难发生王朝末世的大动乱。你也不能说它有公民社会，但它有很多村社，甚至家族，总而言之，就是它的组织资源是非常分散的，不像我们中国上面一个朝廷，下面都是平民，而且中国的朝廷历来对非官方组织资源都是打压的。
大家知道，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战争，但是中国经常有很多动乱和宗教有关，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异端的思想，就是因为官方不允许非官方的组织资源存在。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很多人以前认为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成为造反者的信仰，就想当然地认为白莲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结果有些人专门研究了白莲教的经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白莲教是最鼓吹稳定的，最鼓吹顺从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最不革命的，或者是最反革命的宗教。为什么最不鼓吹革命的宗教还是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原因就是当局不能容忍任何非官方的组织，只要你是非官方的，他就要把你整掉，不管你的主义到底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避免无序，恐怕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只要原来组织资源是高度垄断状态，这个组织资源一旦出问题，社会就陷入无序，你是改革就是慢慢无序，你是革命就是快速无序，但这个无序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避免转型过程中的无序，就必须创造条件发展多元化的组织资源。
第二，要避免流血和暴力，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要有妥协精神，尤其是当权者要有妥协精神，最好是当权者有主动改革的精神。可是这个妥协精神和主动改革精神，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从它的利益考虑的。我不太倾向于简单地说某某国家的统治者就特别保守，某某国家的统治者由于受了某某思想的影响就比较开明。
我觉得所有的统治者当他倾向于妥协，甚至倾向于主动变革时，几乎都是基于两个动因，第一是如果变革了有比较好的预期，他相信不会受到清算，不会落到覆巢无完卵这样的下场。所以，现在有些朋友千方百计地要给官员一种意识，说这个变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变了以后不但什么都不会损失，而且还会得到更多，会有大赦的，原来不合法的都会变成合法。等等。也许这的确是使他们愿意接受变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夸大这个条件，而且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要使他们感到不变革的压力。
我们现在老想把这个压力也变成一种利益的诱惑。比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诱导改革的思路，说改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改革提供的市场机会都是你的，一开始你就可以占得先机。搞市场经济你是先捞第一把，肯定对你有好处。还有一种说法，这个改革可以给你减少很多麻烦，如果不搞改革，你会承担很多责任，柴米油盐都让你管，一搞改革了，老百姓就自生自灭了，不找市长找市场了，除了腐败不干别的事了。这样讲就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他不会仅仅由于利益的诱惑去产生变革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你再讲所谓的变革以后不会对你有妨碍，那实际上他在不变革的基础上，已经获得了太多的资源，他为什么要去担这个心呢，我不变那就更没有妨碍了。
所以，一定要使他觉得不变革对他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呢？现在我们有一种很流行的见解，这些人不是想真的革命，但他们用革命来吓唬统治者，施加一种革命的压力，使统治者为了避免革命就愿意加快改革，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种观点。我觉得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提出不赞成告别革命的说法。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用革命来恐吓当权者，其实也有反作用的。
从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变革的路径来看，其实有另外一种施加压力的途径，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是促使东欧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单独讲一下。
注：秦晖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 《财经》
3、赵楚：重燃共和革命的火炬
一百又一年前，公元1912年元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的誓词为：“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谨以此誓于国民。”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于焉诞生，而中国两千年之帝王专制遂成历史。未几，迨南北议和成立，孙向袁世凯移交临时大总统权力，其间，共和国临时立法机构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为现代中国共和民主宪政之肇始。今日回顾这些石破天惊的历史瞬间犹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抨击现实中国种种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时，最常见的反批评就是：面对中国当代内外危机，批评抨击者建设性的意见为何？解决问题的答案和出路为何？这一诘难本身只是老生常谈，因为厘定合理的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正是执政者的历史道义和现实职责，但这一提问的确也包含正面的价值，直白来说，当代中国的政治反对者在于对现实公权保持猛烈抨击的同时，理应正面阐述自身的政治与政策理念。正因为这种思考，辛亥的共和民主革命历史才值得再三回味。
随着中国交接班体制的出现，现实的冷酷发展已经打破了人民对新团队的热烈幻想，而这一格外冷酷的现实又更显示出从理论上阐明变革路径的必要性。就最近的思想动态来说，这种出路思考的最有代表性意见莫如关于《宪法》和宪政的讨论。前不久，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曾发起落实现行《宪法》，启动体制变革的倡议，但在眼花缭乱的关注热点潮流中，似乎昙花一现，并未引起像样的反响。而更令人对这种公车上书似的宪政吁求看淡的是，《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新年发刊词，因为牵涉宪政吁求，实际上已受到毫不迟疑的整肃。尽管这些整肃给执政党带来了国际范围的负面影响，极大地降低了本来就处于水平线以下的执政公信，但当道还是选择了冒天下之大不韪。
所以，从以上简单事相来看，简单地说“《宪法》或宪政是社会最大改革共识”，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有不同违拗之处。这是关心中国现实和未来的人们不得不痛苦地予以注意的。
就理论来说，《宪法》文本的订定远不能构成宪政的必要条件，宪政，即全社会在理性和合理契约之下的法治生活，尚需要一切不同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情条件，那就是孙氏誓词中所揭橥的以人民权利和利益为依归、而不是以抽象的天道或神意为表述的公共生活空间。而这正是今日以公民社会著称的人民共和。辛亥革命最伟大的意义也在于此点，它一改数千年中国打天下坐天下、改朝换代的游戏规则，第一次把民权的现代原则置于社会政治和权力运行基础之上。这真正点燃了中国传统文明史革命性的火炬。
如果我们不从政治文明、甚至整个社会变革的根本转变和转型意义上来谈宪政，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成败兴替。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最高民族任务乃是将古代形态的亚洲帝制和专制社会转型为现代化的社会，这既是民族生存的需要，也是民族发展的需要体现。内部的革命，外侮的抵御，均不能离开这一主线。然而，现代民族并非单纯基于文化的认同所能实现，何况中国古来即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融合诸多民族的复合民族国家，因此，要实现现代民族再兴，则必须张扬个体意识与权利，这是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互为表里的原因。有民权，能新民，然后有新民，才能构成对民族国家的新认同，才能获致民族独立于自由，从而有安全的环境来实现发展，发展民族事业，参与世界文明，俾中国人过上无愧于文明先进国家人民的生活，这是民生主义的终极目标。这一切逻辑都以对帝王专制的政治革命为前提。
辛亥革命主要采取了共和革命的形式，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史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同盟会革命党与咨议局工商士绅保守主义的改革者达成了合作，而激越的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亦能与北洋军政商当局达成妥协，最后，改革者和满清朝廷也能以有条件的协商为形式达成妥协，五族共和，南北共和，新旧阶级共和，中央与地方划分出基本的权界，从而在一个祸患环伺的恶劣环境里勉强保全了统一国家的如缕命脉。这其中除了有人所共知的慷慨烈血，更有值得今日中国不甘于国家和民族沉沦的人们记取的真正教训：隐忍、退让、妥协和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念的天下大公之心。
在实践的层面上，尚未发育成熟的民权意识必得借新的共和而得以卫护，因此，共和必借助宪政和民主的形式展现自身的历史姿态，而共同基于民权-自由的共和、民主和宪政都必须在政治的最高伦理方面贯彻民治的精神。袁世凯帝制自为时代，力量超乎全国，但滇军及西南军人以数万之众，一隅之力，执干戈而卫共和，振臂一呼，强敌立致土崩瓦解，此可见共和精神在民元以后深入人心之深，作成威力之大。
国共势力的崛起有赖于北伐，而北伐之源流在护国与护法，此皆因维护与重建共和之力量而起。国共之合作沦于破裂，虽有具体的各种历史情境，但就根本而言，乃在于自俄国输入之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一种红色的全球主义思潮，与实行国民革命和民族革命为目标之国民党宗旨南辕北辙。此点在1927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诸纲领中，确有明确证明。所以，如果人们需要一个最简明的线索来解读中国现代史的诸大运动，则共和之成败不失为最合适的观察视角。自1912年起，至1949年大陆的红色建政，推动其间人民和社会各阶级前仆后继的最大动力，无过于维护共和，进而实现民主、宪政和确保人民自由，以建成符合现代政治原理的新国家的弥漫热情。此点即使到今天依然如此。
以下讫至抗战建国，战后开政治协商会议，乃至国民党的单方面行宪，整个过程无疑都是出于回应社会在艰难困苦时代的殷切期待：通过重燃共和，以进宪政和法治。1949年的新国家在法源上来自政治协商，这是其标榜与辛亥共和革命法理连接之举，此举也在当时建立了新政权的历史和政治正当性话语，但事实上，证诸后来发展，它虽有人民共和之名，却根本抛弃了民元共和的基本国体和政体，成了斯大林阶级专政和领袖专政的中国变体，并进一步与中国固有的帝王专制精神结合。假如我们把袁世凯称帝和北洋乱政称为第一共和的终结，而1949国共大陆战争的定局，特别是1958年“社会主义”的建成，也可视为自广州到武汉到南京的第二共和的终结。而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和政治变革诉求，简单说，则是中国人民承继民元共和革命道统，重建第三共和的历史努力。
上述简单的回顾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如果撇开共和的原则，片面地谈现行《宪法》的落实，那是不可能带来真正共识的，因为，就根本原则而言，宪政奠基于共和，而宪政的第一个坚实环节乃是制宪。现行《宪法》作为专政的产物，其基本原则、法理和法意都是与现代宪政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它本身半个多世纪以来毫无作用的历史本身就表明了它的性质和功能：它只是自上而下完全无法理与伦理运作的专政权力的一个辅助工具而已，而就根本而言，犹如水火冰炭之不能混淆，专政与宪政是不可能熔于一炉的，向此中求共识，则不仅共识不能存，连自身的原则也会被其腐蚀。
当代社会要应对内外危机的挑战则必须行宪政，而求宪政之路则必须重建共和。共和是专制的直接对词，有反对的政治，各种社会共同体利益的自我表达，并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交换和交流，乃至博弈，这是共和的基本精神。尤其是考虑到今日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如此迅猛，人们借助网络的帮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所有人的问题都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指向一个共同的而不是分别的国家政治层次的总解决，因此，包括执政党的有心变革人士在内，接续中国现代史上的共和革命火炬，使这个古老而又新兴的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才应该成为真正的第一社会共识。
在共和革命火炬烛照之下，人们应当记取的不证自明的真理是：这个国家再不是任何自封的英明神武权力垄断者的私产，人民，无论团体还是个体，均有对国家公共事务不可剥夺的干预之权，人民更有采取合适的行动创制自我管理制度的权力，这个国家，如欲在世界民族之林长久站立，则理性、人道和符合人类自由的公共生活必得付诸实行。一句话，无共和，无宪政，也不会有真正坚实的共识。
来源：作者博客
【时事】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当局全面收紧言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不断加强，相继发生了高校“七不讲”
、“围攻茅于轼”、“大V封号”等事件，涉及到大学教育、中共历史评价、新闻自由等一系列问题。发生这一切的根源被认为是中共日前秘密下发的“九号文件”。中国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已被删除殆尽。
中国最近出现在意识形态及政治上的异动，涉及到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毛泽东历史地位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其根源被指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於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即《中办发【2013】9号》）有密切关系。
这份文件高度保密，据称仅传达到县团级以上，而大陆新浪等网络媒体提及这份文件的报道也被迅速删除。
近日来，中共官方与民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断，对公共知识分子、律师、学者等民间的自由派力量的打压比过去更加严厉。表现在过去以删帖为主的言论收紧演变成了近日有一大批拥有大量粉丝的公知类“大V”陆续被封号、封博；上周网上疯传中共勒令高校“七不讲”（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產阶级、司法独立），目前已有多位高校教师出面证实；大陆经济学家茅于轼上月底及本月初在瀋阳、长沙的演讲活动遭遇“毛左”纠集多人围攻，警方没有出面阻止。
有海外观察家分析认为，“七不讲”太离谱，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十八大之后竭力打造的开放和改革的形象明显不符。
有分析甚至认为，这是左派所造谣言，给习李政权抹黑。
但针对“九号文件”及高校“七不讲”的传言官方至今尚未澄清，但目前“七不讲”和《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均遭屏蔽，而曾刊登过相关消息的重庆某报、河南《安阳日报》、吉林《辽源日报》的新闻链接均已失效。有学者及媒体呼吁中共尽快说明到底是谣言还是真相。
香港《阳光时务周刊》创办人陈平周三对记者表示，民间开始动摇官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权，引起当局的高度警惕。
“这种‘左转’不会时间长的，他们自己都没有勇气承认这个事情，这个时代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是长不了的。结果就是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就是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人民。”
据香港《苹果日报》周三以《地下党的九号文件》为题的评论文章称，九号文件的重点是要各级党政军机关重视意识形态的七个问题，与“七不讲”内容相呼应。而早在去年7月，官方《党建》杂志就明确提出中共意识形态面临六大挑战，包括西方文化渗透、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意识形态对立、资讯网络化影响意识形态控制力等。九号文件所提的七个突出问题，显然是习近平主政后的强化版。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周三告诉本台，九号文件秘密传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这些，温家宝都在讲，但现在就完全不能讲了，我估计这是根据中共九号文件的精神。他们很心虚的，他们不是公开的文件在传达，甚至包括他们的报道，七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到底七个意识形态问题是什么？没有。这是个偷偷摸摸的行为，觉得现在这个政权有点风雨飘摇的味道。习近平虽然是习仲勋的儿子，但有人说他更是毛泽东的孙子。”
来源：【 RFA 】
时间: 5/15/2013
1989年六四前夕，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曾短暂出现天安门民主大学，将近24年后，中国和海外一群支持中国民主化的推动者，决定在纪念六四民运24周年之际，宣布恢复和扩建天安门民主大学。
八字箴言：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1989年六月三日晚上，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由学生构想的天安门民主大学在解放军压境的时刻诞生，名誉校长严家祺深夜在广场讲了第一课，大学就在军事镇压下消失了。24年后，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湾区，一群海外的民运支持者通过两个多月的策划，星期四晚上，以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扩建筹备组的名义发出消息，呼吁海内外支持者连署复校宣言。
宣言指出，当今中国，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环境遭污染，社会贫富悬殊，贪官敛财转移海外，毒化环境祸遗子孙，生态与环境的灾难若不遏止，必将毁灭中国并殃及世界，而这些灾难都源于一党专政。
前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封从德说："建校的宗旨就是八个字：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是当时的办学理念 。"
复校呼声始于中国国内
筹备组的召集人是六四凌晨在北京六部口被坦克碾断双腿的学生方政，以及熊焱、封从德、张伯笠和葛洵。
目前已经有中国和海外四十多人担任发起人，包括严家祺、蒋亨兰、徐文立、陈奎德、万润南、郑义、苏晓康等。美国的余英时和杨力宇教授担任顾问。
召集人方政说：" 鲍彤老先生非常支持，他愿意在国内做我们的发起人，利用他的影响力，他的参与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力。还有一些在国内主要是六四一代当年的学生，和很多跟六四有相关背景的人，还有唐荊陵和胡佳，他们可以说是六四后的，在国内比较积极的，不管是在维权领域还是在其他社会活动领域，是比较积极推动中国人权和民主进步的这些人士，这也凸显了我们更针对年轻人。"
封从德也表示，复校的呼吁主要来自中国国内，第一批发起人当中过半数在中国。
民主教育促进中国公民社会
封从德指出，中国的年轻人渴望取得实践民主的知识，像非暴力抗争的方法，以及开会和选举的规则等等。民主大学可以提供他们这方面的识做知识，掌握方法。
封从德说："这样一来，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可以组织起来的民间社会，来抵抗中国现在两方面最大的威胁，第一是溃烂，就是谁也动不了，最后整个完全腐烂了，整个社会崩塌。另外一种是可能爆发无序的革命，那种革命我相信是谁也不希望的。"
基地建硅谷校园无疆界
宣言指出，复校后的天安门民主大学，先期将以网络大学的形式出现，希望办成中国民主政治的黄埔军校，为中国民主化培养成千上万的栋梁之才。方政表示，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更多热爱民主自由的海内外人士支持，参加连署签名。
封从德和方政都认为中国当局可能会进行打压。
封从德说："我相信他们会简单的把它封锁住，让大陆的人不太容易看得见它而已，但是我们知道翻墙的人也很多，所以它照样有传播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并不小。"
天安门民主大学估计在一年后可以正式在网络上开课。
来源：【 VOA 】 时间: 5/18/2013
附：余英时先生写信祝贺“天安门民主大学”以网络大学形式复校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余英时，近日写信祝贺在89“六四”后被迫停课的“天安门民主大学”以网络大学形式复校，他并为学校题写了校名。余英时教授对记者表示，“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是“是值得做的很要紧的事情”，他对这所大学复校“有很大的期待”。
余英时教授5月21日在给“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筹备委员会的贺信中写道：“今天天安门民主大学决定复校后以‘自由人权、民主宪政’为终极的宗旨，号召天下，这是一个天大的喜讯。我深信这一浴火重生的民主大学必能造就大批的人才，最后实现它的宗旨”。
余英时教授日前在普林斯顿的家中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再次对诞生于89民运中的“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表示支持。他说：“当时那个大学虽然只办了几个小时，但是还是有影响的，就是追求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特别强调的是教育下一代非常重要。所以能在网上办这样一所大学，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我对它有很大的期待。”
余英时教授接着谈到，“六四”至今24年，是“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很好的时机。他说：“时间是很对的。民主大学是民间办的，中国真要实现民主，一时还看不出官方有什么改变，所以大学教育就很重要。先让大家接受观念，然后作为追求的目标，我觉得这是值得做的很要紧的事情。现在网络发达，在中国影响非常大，这是当年天安门广场没有的东西，现在通过网络，可以传到很多人。”
余英时教授已经同意担任“天安门民主大学”的顾问，并在5月17日，与海内外四十多名知名人士一起发表《复校宣言》。虽然不到十个小时，复校网页便被中国政府的网络防火墙屏蔽，不过余英时教授说：“还不能封得那么死，总是有办法辗转传进去。民主大学在国内让网上公开流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会这种幻想说大陆会容许。共产党不容许任何危害它政权存在的东西流行，所以我们只能做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事情非常困难但是要办，办的结果我们现在不能预言，我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说不定有奇迹出现。”
余英时教授表示，自己的心和“天安门民主大学”在一起，但年事已高，做不了更多的事情，所幸的是现有这样多年轻人参与。他说：“我相信教学人才并不缺乏。从前大陆89年的时候教育还没有开放，普世价值的知识还没有传播到中国区。现在经过这24年，在国外留学的、学成的，甚至在各大学教书的人多得很，现在有更多的条件办好这所大学了。”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评论】
今天得知刘小枫称毛为“国父”，称孙中山比毛差十万八千里。这个博学之士终於正式堕落。
去年老友毛喻源说起刘已变得面目全非，我还难信。20年前与刘见面，只觉《拯救与逍遥》的作者正在经历某种内心蜕变。他回避64话题——我想他没有参加，现在看来，他绝不会参加。这个小市民的儿子靠苦学外语走上“学术”象牙塔，此后一直在校正人生座标。
几天前在郑州与蒋庆说起刘，蒋不置可否，显然不欲评说.
这一代人都在重新寻找父亲，刘小枫最后认毛作父。“这一代的爱和怕”原来在斯！这给人们一个新的教训。一面仰望“十字架上的真”，一面呕歌跨过鸭绿江的毛军；一面厌恶海德格尔，一面称誉卡尔·施密特；一面思念冬妮娅，一面美化切瓦拉；现在终於沦落到为老暴君招魂的田地。每况愈下至此，已不能用人格分裂甚或无耻之尤来形容了。
想想，刘小枫的演变其来也有自。2009年天安门广场祭出毛思万岁方阵，薄熙来唱红打黑（有人统计，薄在重庆四年有半，所引“经典”，毛语录诗词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新国家主义派全身心投靠权贵，张艺谋谭盾之流公开颂扬秦始皇，中国百名作家集体书写“延讲”，刘的高论并不特别怪异。其不为外人道者，他以塔西佗、修息底德、施密特等帝国历史哲学家的传人自命，志在做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精神教父。《圣灵降临的叙事》、《儒家革命源流考》都是刘为自己特殊身份设计的符号和阶梯。他不能总是用艰涩玄奥的神学、哲学术语把自己包裹得难以辩认而误了卿卿好事，於是渐次脱去神学袈裟、博士衣冠而游讲四方。貌似启蒙青年学子，实际听主却在庙堂之内。好一条现代终南捷径！子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刘小枫“逍遥”数十年，今日终於本色毕露，为天下人笑。何必当初！
子又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刘所知，本来杂遢漫漶，而从不识“仁”为何物。然而，刘确实高出甘阳司马南孔庆东等浅薄浮表之辈。他看出毛对红色帝国的首要价值，不高度而大幅首肯毛的“文韬武略、丰功伟绩”，全部意识形态就没有“道成肉身式的神圣性”。为此，刘不惜戏扯历史，以美国国父华盛顿、林肯为例，声称他们都通过战争而为国父（刘自然不忘凯撒、君士坦丁、拿破崙一类大征服者，就差提及希特勒、斯大林）。而毛更胜一筹，他既是中国独立战争（朝鲜战争，类比华盛顿领导的北美大陆反英战争））又是中国解放战争（国共内战，类比林肯领导的美国南北战争）统帅。此外，毛还是儒家“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的集大成者。不止于此，毛还是柏拉图《理想国》两千年来唯一的现世“哲人王”。
刘是否曾属“自由派”、“儒派”、“基督教救赎派”还是“毛派”、“左派”、“法西斯派”，都无关宏旨。他大概骨子里看不起这些派人，他的志趣远为高远：重新塑造毛泽东，为尚未完全矗立的现代东方大帝国“立心”（薄熙来们的口头禅是“精气神”）。这是极大的诱惑，也是极大的无耻.刘对毛的评价，令林彪的“四个伟大”相形见绌.人们不可一笑置之。
没有商鞅、李斯，秦始皇未必能横扫六合一统天下；没有戈培尔、罗森贝格，希特勒恐难成气候。刘小枫也许早已立下“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志，甚至信奉纵不能流芳千古也要遗臭千年的流氓哲学.遍读东西方”圣贤书“，竟自我沦丧到如斯田地。曾经赐予刘若许灵感与名利的孔子、耶苏、苏格拉底、奥古斯丁、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梅涅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你们的无上德慧才智，怎么哺育出如此不堪的精神怪物！只有一个解释，人欲向善，天高地迥；人欲为恶，孔耶佛老也无可如何。
人们不可一笑置之。刘接下来该会发表他“准确、完整、科学、系统”地重新评价毛泽东的着述——我愿为他的新着作免费预告。那时，就不是朝野争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而是类似《我的奋斗》（当然更有文采，更有理论深度，更神圣）那样重新唤醒全体中国人的“大书”。刘小枫如果不走出这一步，依然有一搭无一搭地客串现实政治，他就有违其四十年苦心经营的人生诉求，实在无趣了。不过，我也量他写不出施密特《政治的神学》、《议会民主制的危机》和《政治浪漫主义》一类为纳粹主义奠基、辩护的专着，更写不出尼采、瓦格纳式为希特勒激赏的天才而邪恶的作品。
刘小枫当然有权利认毛作父。但我坚信，领教过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伎俩的中共官僚及其后人，蒙受过毛泽东腥风血雨旷古劫难的中国知识界，经历过毛泽东暴虐奴役的中国人以及瞭解毛时代历史真相的年轻一代，全球化时代初步拥有基本人权意识、自由、财产权的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不会茍同。1975年，“四·五运动”先驱者就喊出了“中国已不是秦皇时代，人民已不再愚不可及”的伟大口号。俄国从1956年苏共20大开始，用了近40余年时间埋葬了斯大林主义，中国也许需用更长的时间才能祛除毛的的政治僵尸。中国当然需要自己的“凝聚力”，中国人当然需要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价值，中华民族当然应实现自己的现代复兴并对人类做出正面贡献，但决不是刘小枫鼓捣的毛泽东思想。
刘小枫说，他不愿看到中国人因为对他的“国父”身份的分歧而出现“精神的内战”。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他怎么就不清夜扪心自问，谁在挑动中国的“精神内战”？如果刘小枫押注得手，毛派复辟，可以断言，中国人将再次承受浩劫，但中国社会绝不会忍受又一代毛二世、毛三世，刘则将真正实现其遗臭万年的人生理想。所以为刘本人计，还是不要借鉴其歆羨不已的北朝鲜“父传子、家天下”为好。
一个被统治者，一介布衣，怎么就如此殚精竭虑地为当局所急所苦。究竟是哪门欲念何种沖动如此忧君忧党呢？我跟刘小枫同为重庆人，算一代人，我现在以此为耻.当然，在此地出生和来过的不都是毛泽东、薄熙来和刘小枫式的人物，蒋中正、卢作孚、张自忠就曾为这座云横雾纵的伟大城池曾添过不朽光荣.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们伟大的诗圣一千多年前就为那些欺世盗名、寡廉鲜耻之徒写下墓志铭。匪夷所思的是，时代进到21世纪，还有人在做“帝王师”的迷梦。世事荒唐，人心惟危，信哉。
2013年5月18日重庆
来源：纵览中国 时间:
5/21/2013
一场贯彻官方 “七不讲”强硬意识形态路线的宣传运动正在展开。继中国高校传出“七不讲”，即禁止教学中谈及“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等七项内容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党内向中高级官员内部传达《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被认为是上述“七不讲”的源头。
昨天(5月21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的子刊《红旗文稿》刊发文章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以南方周末新年献辞原稿中“中国梦即宪政梦”为靶，称“社会主义”即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与“宪政”不相容。
而今天（5月22日）的《环球时报》则发表社论，指责“宪政”最终是要削弱、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
在多场政治运动中披坚执锐的《解放军报》，则在头版刊文《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痛批，试图“反思”中共建政后六十年历史者，是“居心不良”。
杨晓青断言，“社会主义宪政”不可取，“社会主义宪政”必然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因为宪政是整体改变国家的性质、政权制度架构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不是仅仅改变几个非核心的原则和制度。例如，宪政根本上是实行议会民主政治，主张主权在民，不经过这种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则没有“合法性”。但据杨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竞选”得来的，而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成果。虽然没有经过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却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司法方面，根据杨的说法，中国司法机关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坚持“依法治国、司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中国军队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不可能是“中立化、国家化”的军队。因此，杨晓青认为，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宪政理念体现了“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具有“欺骗性”。她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巨大进步”，为什么还要倒退回去搞旧的、“过了时”的宪政？
杨晓青还特别强调，切不可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据她的看法，因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至上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法定程序，宪法和法律都是可以修改的。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容易掉入“宪政”的“话语圈套”。
杨晓青的文章在微博上引起轩然大波，新浪微博上转载网络文章的媒体微博后，很快累计了数千上万的评论，大多数对此文观点极不赞同。
北大教授贺卫方说， “杨言之价值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再抱幻想，让我们知道，建设一个宪政中国最关键的障碍何在。同时也让我们反思，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与理论所回避的一个死角在哪里，社会中的种种弊端的根源是什么。”
评论员李铁则说，“杨晓青火了，她在党报发表文章，说宪政只能是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不能搞宪政。这文章太歹毒了吧?也就是说，要搞宪政，得先把社会主义灭了，不然没得搞。是这个意思吗?”
今天的《环球时报》社论更是杀气腾腾，似乎秉承了来自中共意识形态掌舵人的意志。
文章说，“宪政”主张在深层上是与中国现行宪法对立的；“宪政”说既“误导”了部分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它还成为“少数投机者”制造个人影响力的“噱头”，或者成为有些人发泄对社会“不满”的说辞。
对中共历史错误方面，即所谓《通报》中所指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今天的《解放军报在头版刊发《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文章中引用的中共烈士方志敏的“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吐槽。
此文重点其实是批判所谓“历史虚无主义”，该文说，有人打着所谓“反思历史”的旗号，或者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或者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30年，居心不良。
“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坚决反对任何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坚持实事求是，分清主流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
一般认为，习李新政在号称大力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对民众的政治权利诉求，相较胡温时期的回避，似乎更倾向于正面打压和拒绝。以“七不讲”为主轴的意识形态新极权“倒春寒”，将成为今后一个阶段的中国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变迁的重要变数，不过也有乐观的网友认为，“这些东西出来，说明人民的自我权益意识增强了，政府害怕了，所以出来抹黑，但让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这些话题在公众中得到更多讨论，是好事”。
来源: 【 RFI 】 时间: 5/22/2013
目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星期一（5月20日）在伦敦接受BBC中文网专访时说，不要再对习近平和李克强新政抱任何幻想，敦促西方限制“酷吏”入境。
他说，每一个新的当权者上台时，大家都抱有幻想。2003年胡锦涛上台时也有人问他同样的问题。
他说，“但是我们看到10年来胡锦涛这种维稳体制把中国的法治几乎拖回到文革时期，到了有法不依和流氓化的程度，对待老百姓完全成了法西斯。维稳经费竟然超过国防开支，达到7000多亿。”
陈光诚说，“习近平也一样，开始大家一厢情愿，也许被舆论引导吧，抱有一定幻想，而且希望他们主动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劳教制度还没有取消，更黑的刑事诉讼法第73条颁布实施了。在这条恶法下，中共的鹰犬可以任意把公民抓起来，半年之内不通知律师和家属。结合最近推出的七不讲和9号文件，大家应该觉醒了。”
陈光成表示，中共当局去年不只一次向他表明要对数年来迫害他家人的违法官员展开彻底调查，做出公开处理。
但是他说，到目前为止，当局不但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当初迫害他的官员有很多都升职了。
此外，陈光诚还表示他这次来英国是为了推动他所称的“限制恶吏入境”。
他说，“中国有句古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那些公开侵犯民权的恶吏们，他们拿着民脂民膏却在国际上逍遥自在，我想这是不符合天理的。”
“所以我在欧洲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活动，希望整个欧盟也能禁止这些恶吏进入欧盟。这次到英国也想让英国重振当初的这种以价值为本的理念。”
来源：BBC [2013-05-21]
【访谈】
自由亚洲记者就中共当局的“七不讲”对鲍彤先生进行了访谈，以下是鲍彤先生具体的谈话内容：
据说七不讲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是主旋律对高校教师的指示，指示他们对学生不得讲：（一）普世价值，（二）新闻自由，（三）公民社会，（四）公民权利，（五）党的历史错误，（六）权贵资产阶级，（七）司法独立。
这是传言。主旋律不证实，也不否认。我不知道高校教师该怎么办：是执行，还是不执行。我也不知道学生该什么办：去出卖七个讲的教师，还是更加支持和严密掩护七个讲的教师。
我要求主旋律澄清事实：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
如果没有此事，主旋律理应出安民布告，让全体大学生放心，新领导无意实行愚民政策；让全体高校教师放心，新领导尊重并且保障科学和民主——非但不搞七个不准讲，而且支持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学术无禁区，探索无恐惧，交流无障碍。果能如此，国人世人一定会人同此心，额手称庆！
如果确有此事，主旋律也有责任光明正大发布公告，何必躲躲闪闪，何必说悄悄话？应该堂堂正正一体照会全世界，应该让大家都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公民社会存在！虽然《宪法》宣布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那是假的，空的，是做戏！主旋律是不准教师向学生讲公民权利的！中国政府虽然参加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但是决不承认普世价值！中国虽然有新闻，但新闻在中国是没有自由的！中国将永远把反腐败藏在黑箱裡边，因为“权贵资产”的秘密是绝对不可洩露的！中国将永远成为冤假错案的流水生产线，因为司法是不许独立的！中国共产党是神，因为它的错误，即使是历史上的错误，也是受现政权保护而神圣不可讨论的！
如果确有此事，我还建议主旋律在公告周知之前，首先做两件事：废除宪法和废除国号。因为这七条中的任何一条，都是违宪的，都是和共和国的本质水火不相容的。
总之，要么废掉主旋律废掉七不讲，要么废宪废国。两者不共戴天。何去何从，惟主旋律自择。
注：鲍彤先生为《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
来源：RFA
时间: 5/15/2013
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受到血腥镇压24周年前夕，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鲍彤，透过运出境外的一段视频指称在六四事件中，中共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是犯了“反人类罪”，而且是一“天大冤案”，不能一句“平反”了之，不能由决策者自己改正自己。
被鲍彤形容为冤案的“冤”，包括了赵紫阳被污蔑向到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出卖”邓小平、被指暴露邓小平是出兵镇压学运的决策者的实情，以及他鲍彤本人被指向天安门学生泄露“军队要戒严”的机密。他说，这一切都是“天大冤案”。
鲍彤在博讯网站发表的视频还首次透露当年红十字会曾经披露，在血腥镇压之下死亡的人数高达2000多人。而他自己在被关进秦城监狱之后，不能使用真名，只能用代号「8901」。
鲍彤在接受《苹果日报》电话访问时表示，每年六四纪念日，成千上万香港人打出“平反六四”大标语游行，那并不意味港人要求错了，喊错口号，“我认为六四本来就不应武力镇压，更不应开枪，这是根本问题”。鲍彤说：“六四镇压是错误的，是犯了反人类罪。六四应该重新评价。你（中共）如果能重新评价就叫平反，你不做，就由老百姓翻案。”
鲍彤说，由高高在上的人，由决策（开枪镇压）的人自己来改正自己，就好像法院判了你3年，然后一看不对，说“错了，取消判决，你回来吧”，可以这样吗？当然不行。他认为应该有公正独立机构重评六四，对六四受害者应予国家赔偿。鲍彤又指，现在暴力维稳已成当局最大选项，“不光天安门广场，连小地方，比如乡镇，也学会用暴力镇压人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现年80岁的鲍彤曾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六四后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监7年，囚于秦城监狱，1996年获释后一直被当局软禁在家。
注：鲍彤先生是《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
来源：作者 郑汉良 RFI 时间: 5/19/2013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零八宪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束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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