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德克勒克和曼德拉的南非转型是很难想象的。但可能鲜为人知的是，没有图图大主教的南非转型，更难想象。
这么说当然潜含着一个逻辑：一定程度上，图图大主教之于南非转型，比做为总统的德克勒克和做为反对派领袖的曼德拉更重要。
南非转型通常被视为和平转型。其实未尽然。即便在党禁取消、曼德拉获释之后，血与火仍伴随着南非转型，屠杀事件此起彼伏，短短四年中至少14000人死于各种暴乱。
不必怀疑德克勒克个人的善念，但他不具备给自己绞肉般的专政机器刹车的能力。国家机器尤其专政机器有其独立的生命和独立的意志，作为领袖不仅往往束手无策，甚至只能听其裹胁，否则必遭反噬。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同样，曼德拉也无从制止反对派中的极端派。他甚至无从约束自己的妻子，以致两人分道扬镳。他妻子所代表的极端派，其残暴嗜血，相比于体制内的刽子手并无多少逊色。
体制内温和派与体制外温和派合作，据说是诸多国家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经验。当时南非显然具备这样的基础，符合这一定律。但事实证明，这并不够。属于温和派的德克勒克和曼德拉，都无力约束各自阵营的极端派，而极端派彼此刺激诱发的暴力和仇恨循环，很可能彻底撕裂整个国家，令其䧟于绝望的无底深渊。
需要新的力量，中道而行的力量。或者说，终极的均衡力量。这在当时南非集于图图大主教一身。他应运而生，也可以说，他为此而生——这是他的天职，他的使命，他全部的生命意义。
惟有他，能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于千钧一发之际，担负起这样庄严的使命。
他最终不辱使命。
我很早就关注这话题，关注图图大主教之于南非转型的奇迹般的作用。我惊讶于他的巨大能量。无论狂暴的国家机器，还是同样狂暴的反对派中的极端派，都不能不最终屈服。真相与和解的航船才得以扬帆出海，穿越无穷惊涛骇浪，胜利抵达彼岸。当时我断言，图图的力量之源，应归因于他的个人德性。我是这么说的：
“图图拿什么去搏击风云？凭什么力挽狂澜？无它，惟有人性，惟有爱。 ”
但今天回头看，我不能不承认，这总结太简单化了。没错，图图的个人德性是重要的，没有超凡入圣的个人德性，他当不起大主教的大位。但大主教这大位，以及这大位代表的超然的宗教力量，更不可须臾忽视。毕竟当时南非仍保持某种社会多元，没有把民间的全部影响力收归国有。宗教因而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仍然是公共资源，为全社会、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服务。图图大主教才得以尽情挥洒，把超然的宗教力量运用到极致。
社会的多元，宗教的独立，中道而行的力量于变革时代之绝顶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南非决不缺反对派。但政治转型不仅取决于有没有反对派，更取决于什么样的反对派。当时南非众多的反对派，如果被温妮·曼德拉那样的极端派一统江湖，如果被极端派的政治正确彻底绑架，那么绝非南非之福，真相与和解将永难启航，南非将永无宁日。
反对事业越是兴旺发达，反对派越可能泥沙俱下，极端派越可能哗众取宠。这是历史的铁律。这时能否从鱼龙混杂的反对派中成长出具有超越性的主导力量，则是政治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这种超越性，主要体现于对于世俗功利尤其政治功利的超越，即主要体现于大公心。惟有大公，才能纯粹，才能毫不动摇地坚守道义伦理和责任伦理，肩负起对于国家和民族、乃至对于人类的神圣使命。
图图大主教无疑属于南非彻底的政治反对派，而他之彻底，首先取决于他的大公心。他不需要在南非的政治演变进程中捞取个人名利，一切仅基于公义。这注定他不仅敢于对抗当局的暴政，这点上一直走在反对派的最前列；而且毫无偏私地反对一切暴行，反对一切仇恨，反对一切烂污。没有精神高度，没有超越性，在同一个海拔的泥潭里混战，只会彼此拉低，共同堕落，这样的民族很难有前途。必须超越，必须拥有更高的精神海拔，才能挣脱同一个海拔的泥潭恶斗，才能引领民族的未来。图图大主教正是超越的典范。这使他从当时南非的反对派中脱颖而出，代表当时南非迫切需要的超越性力量，征服了整个南非朝野。
这是南非之幸。南非走过的这条政治转型之路，当下中国能否走通？却并不是没有疑问的。全能政治水银泻地的中国，缺乏宗教文化浸润的中国，超越性力量的空间不能不尤为局促，反对派的成长不能不特别艰难和痛苦。但无论怎样局促，无论怎样艰难和痛苦，其实别无选择。既然没有选择，那么，只能面对。没有必胜的把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参见《惟有德性，是转型时代的定海神针——〈图图传〉读后》。网址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2963583/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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