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
2020-08-22 | 「銅鑼灣書店」台北重開卻遭潑漆（資料照）
香港記者Yuhsin Chen到台灣旅行，特意去台北新開張的銅鑼灣書店，她在臉書上寫道：
我在香港長大，面對近日其司法不獨立、新聞不自由、經濟地位不再的現狀，卻是如此無力。
從去年以來，為香港的前途就擔憂不斷，曾經哭到嚴重影響視力，直到最近再也沒有眼淚了。
很感謝那些在前線為香港前途而抗爭的手足們，他們原本有美好的前途、也可以移民他鄉，卻選擇無數的清晨與黑夜，為香港的明天而選擇站到了前線。
記得我第一次被警察噴胡椒噴霧，眼睛再也無法睜開，那嗆鼻的氣味至今記憶猶新。噴霧在手上迅速燙紅，旁邊的抗爭者馬上遞給我一大罐的清水……新聞工作是我的職責與義務，對於抗爭者而言，這是他們的使命與責任。
在自由世界的我們，可以想像那些無眠的黑夜與白天，那些不到十五歲的青年們，就要面對無數的嗆鼻與傷口嗎？
原本，保護他們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卻讓他們背負重擔……
我知道，「自由的台灣會撐住香港的自由」（蔡英文總統拜訪銅鑼灣書店時在貼紙上寫下的留言），自由及民主是普世價值。這是我們給予前線抗爭者的承諾。
銅鑼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香港地名，在香港的影視中常常出現，從小喜歡看港片的我自是耳熟能詳。以前訪問香港，熙熙攘攘的銅鑼灣是必到之處。香港的銅鑼灣書店，原本不該流亡到台北的中山路上。
一家書店，本是街角的一道文化風景，何以上演一幕跌宕起伏、九死一生的「雙城記」？當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那些聲稱愛國的學生們感歎說，「偌大的中國，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然而，今天原本人人安居樂業的香港，為何也如同戰爭時期，容不下一家書店呢？
圖為銅鑼灣書店。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故事的緣起，要從一名「讀書人」和「賣書郎」林榮基說起——這是林榮基對對自我的身份定位。林榮基的流亡，比作為「讀書人」和「寫書人」的我晚了七年，而這七年，正是中國本土的言論環境江河日下、香港也逐漸變成「臭港」的七年。香港曾是幾百萬不願接受中共統治的中國人的「逃城」；如今，當年的逃亡者們的下一代，再度踏上逃亡的不歸路。逼迫人們逃亡的，是仇恨知識、真理和書本的共產黨政權及其黨魁習近平。
從老闆變店長：香港銅鑼灣書店早已失魂落魄
台北中山路的銅鑼灣書店開張後，很多讀者發現這家書店買的書大都跟「反抗」的主題有關。林榮基挑選的書大，比台北久負盛名的學術書店唐山書店還要「硬」——少有台灣年輕人喜歡閱讀的輕而薄的「小確幸」、「小清新」的書籍，更沒有那些香港銅鑼灣書店曾經滿坑滿谷的中共政治黑幕及八卦類的書籍。
此前，曾有台灣媒體人詢問林榮基，台灣銅鑼灣書店會否出售中共領導人情史、宮廷鬥爭八卦等吸睛書籍。提這個問題的人，顯然沒有做好功課，對香港銅鑼灣書店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只知曉銅鑼灣書店後期的狀況。林榮基的回答當然是林榮基的本色，他說他對此類書籍興趣不大：「我比較關注整個中國的發展及未來，我不大關注個人，因為個人太微不足道，哪怕是習近平，他也是微不足道。」他說得很客氣，但其實背後還有一段不足為外人道也的酸楚。
林榮基從小在一個香港左派家庭成長，接受的是正統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教育，對殖民地居民的身份深懷原罪感。年輕時，他進入中資的中華書局工作，一度做得風生水起。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從遠方傳來的槍聲才驚醒了他盲目的愛國夢。他從中華書局頗為優渥的工作職位上出走，五年後創辦了小小的銅鑼灣書店。
在高度資本主義化的香港，人們的閱讀是快餐化的，開一家人文書店，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理想。在艱苦支撐十多年之後，銅鑼灣書店出現了虧損，林榮基不得已將書店出讓給外來商人桂民海，自己仍留下來繼續當店長。但換了老闆，銅鑼灣書店的特色就變了。很遺憾，林榮基時代充滿人文風情的銅鑼灣書店，我沒有去過；我去的時候，銅鑼灣書店已進入桂民海時代，真個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桂民海的故事又可獨自成篇，這裡只能約略帶過。我與桂民海在國際筆會的會議上幾度同席，他從北大歷史系畢業又留學瑞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還送過我一本研究瑞典貿易史的書。但桂民海在本質上不是林榮基這樣擇善固執的書生，他這位華裔瑞典人來到香港、買下書店，並無任何高大上的文化理想，而是要靠批量製作政治八卦類書籍大發橫財。比如，薄熙來案發之後，桂民海經營的幾家出版公司和僱傭的數十名寫手，短短一個月之內就炮製出二、三十本關於薄案的八卦書籍。這種書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學術和文化價值，卻滿足了那些到香港自由行的中國人長期在政治高壓下所形成的「政治窺陰癖」，故而大賣特賣，印書如同印鈔票。銅鑼灣書店由此成為專門銷售此類書籍的一家「名店」。桂民海賺得金錢滿缽，其作為並不觸犯香港法律，但多少有違良心。對於書店法恩的這一轉變，林榮基雖不至痛心疾首，但顯然有違其初衷，不過為生活所迫，他也勉強接受。
圖為桂民海。圖片來源：資料照
再後來，桂民海因為計畫出版一本《習近平和他的情人們》，被中共特工從泰國綁架回中國，以其他罪名受審，刑滿之後仍被軟禁在中國不得自由。此案在中國與瑞典之間引發軒然大波，使得瑞典成為率先覺醒的「反華」先鋒。該案又引發撲朔迷離的案中案——二○一九年一月，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安排桂民海的女兒安吉拉·桂同兩名自稱是「中間人」的中國商人在斯特哥爾摩見面，希望在此斡旋下使桂民海獲釋。事後，瑞典外交部稱，他們對這次會晤事先並不知情。林戴安隨即被解除大使職務，從北京召回。瑞典當局隨即對此事件展開刑事調查。瑞典檢察官伊爾漢指出：「在關於瑞典公民桂民海的一次領事事務的會見中，這位大使涉嫌越權。在那次會見中，大使同代表中國國家利益的人員進行聯繫。」林戴安被控「與外國勢力談判時任意獨行」，她是瑞典首個被控越權的外交官。
有人要太歲頭上動土，居然敢「侮辱領袖」，中共的國安特務當然蜂擁而出。偵辦欽點大案，可論功行賞，他們焉能不賣力？於是，銅鑼灣書店從老闆、店長、經理到店員，全軍覆沒。林榮基也不幸被波及，被誘騙到中國被綁架囚禁。在長達八個月的時間裡，他如同人間蒸發，不能與家人通信、不能請律師，二十四小時都有武警或便衣監控，不停被恐嚇「你一輩子都關在這個地方」，最後被強迫「電視認罪」。
習特勒的新焚書坑儒，林榮基成為犧牲品
習特勒焚書坑儒，直追秦始皇和毛澤東。銅鑼灣書店事件，顯示香港已不再安全，香港的出版業噤若寒蟬。銅鑼灣書店經理李波在香港被綁架到中國次日，我的第二本批判習近平的專著《走向帝制：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在香港的出版計畫中途夭折。從此之後，我的任何著述都不能在香港出版。我算是該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而林榮基的人生軌跡更因此而逆轉。秘密軟禁數月後，中共放他回香港，密令他將書店電腦中的讀者資料帶回。在北上的最後一站，他毅然折回，召開新聞發佈會說出全部真相。像童話《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他成為銅鑼灣書店失蹤五人中唯一曝光真相的人。由此，這個弱不禁風的賣書郎成為中共的眼中釘，在香港一度由三輛車日夜跟蹤他。同樣是受難，人與人的反應可以是天淵之別。固然不必譴責軟弱者，但理應支持和讚美勇敢者。
新聞發佈會後，香港政府為林榮基提供了一處安全屋。在安全屋的時候，他讀到馬奎斯的小說《枯枝敗葉》。小說描寫小城馬孔多遭受商業公司「香蕉公司」入侵，「香蕉公司」帶來的許多外地人徹底改變了這個小城，而小城原本的三個老居民發現自己面臨精神上無所寄託的處境。這讓林榮基想起香港。「香港也可能是這樣，到二○四七是不是這樣繁華呢？可能很多人會走了，香港變得很頹敗。」
林榮基也沒有想到，離開的那一天來得如此之快。一年多之後，送中條例即將出台之際，林榮基斷然決定離開香港，流亡台灣。他離開香港一年以後，中共在香港強制推行國安法，一國兩制完全變成一國一制，香港淪為警察城市。若是一年前林榮基沒有離開，現在或許就再也無法離開了。
但是，離開了地理意義上的中國和香港，並不意味著就離開了中共的恐怖陰影。林榮基初到台灣時，曾做過連場噩夢：「夢見他們三個人：一個陳處長，一個姓史，一個是其助手，從黑暗裏面撲出來，開始綁架我，叫我不要反抗，我在驚惶中叫了出來，醒了過來。」他回到香港後從未發過類似噩夢，為什麼到台灣才做這樣的噩夢？他解釋說，因為台灣保障人權、自由，令他感到心安，潛藏在心裏的恐懼終於得到釋放，他自此驅走心魔，輕裝上路。我也有類似的經歷，我被中共特務綁架並酷刑折磨之後，在中國的最後一年，不曾做過類似噩夢，反倒是到了自由的美國，頭一年同樣的噩夢重複了好多次，以後才慢慢不再出現。
到了台灣之後的日子，並非童話故事那樣一帆風順。剛開始，林榮基得到香港商界人士的承諾，說要資助他在台灣開書店。但當他開始選地方時，對方卻在中共的壓力下收回了承諾。又有台灣商人願意出資，結果幾萬美金開書店的錢，交由某位在台灣很活躍的中國民運人士轉送，此人士卻私自予以侵吞。人心的幽暗和江湖的險惡，讓林榮基再度受到沉重打擊。最後，友人幫他想到眾籌的方式，在台灣撐香港的社會氛圍下，台灣銅鑼灣書店的眾籌計畫火速達標。林榮基終於可以圓夢了。
林榮基於台北重新開設銅鑼灣書店。圖片來源：BBC
二○二○年一月，台灣大選前夕，林榮基租下台北捷運中山站附近一個高層商住單位，準備重開銅鑼灣書店。「新書店叫甚麼名字？就是叫銅鑼灣書店。書店不用改名，而且這個書店名好有象徵意味，共產黨用暴力手段將它推翻，將書店的人『困住』，好明顯是要限制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我在台灣重開，好有抗爭意味。」
林榮基將書店的一個角落闢為個人居住區，陽台上亦有爐灶可做飯。人和書店合而為一，書店就是家。條件雖然簡陋，但他不以為苦、反以為樂：「這就是我的私人圖書館，書店關門時，我一個人在這裡讀書，不亦說乎！」
中共當然不甘於失敗。書店開張前夕，林榮基收到一封律師信，警告台灣銅鑼灣書店名稱涉嫌侵權，聲稱早已註冊了該名稱。面對此氣勢洶洶的警告，林榮基不為所動，堅持書店按時開張。
開張前夕，早上林榮基在樓下的早餐店吃完早餐，突然遭到兇徒用紅油漆淋頭，從頭到腳，都是觸目驚心宛如鮮血的紅油漆。
有一位張小姐在同一棟大樓上班，她告訴媒體，她在電梯大堂看到林先生，「從頭到腳，連口罩都是紅漆，一直滴一直滴」、「媒體拍到的照片都是他事後清理好了，實際上他全身九成都是油漆」。她當日不知道林榮基的身分，但指他獨自站在大堂，「看起來很難過，一直在嘆氣」，便陪同他上樓回到店裡，途中她自己的背包也染漆。她說事後從網上了解到林榮基的故事，更替他感到難過，並指會等過幾天書店人潮散去後到場支持。
台灣的困境：有五百萬人支持韓國瑜這就是問題
中共沒有想到，其賣兇潑漆的暴行，反倒激起台灣社會的眾怒——如同這位原本不認識林榮基的張小姐，意外地成了林榮基和銅鑼灣書店的支持者。書店開張那天，成為台灣社會的新聞焦點。立法院長游錫堃等親自到現場支持，對媒體說，台灣的民主能讓「近悅遠來」。蔡英文總統送來花籃祝賀，上面寫了一句聖經經文：「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 使公義如江河滔滔。」後來，蔡英文專程來書店拜訪。瘦弱的林榮基越挫越勇，硬是讓銅鑼灣書店在台北浴火重生，站立成一道反抗極權主義的標桿。
銅鑼灣在台北新開張後，人們發現書店的鎮店之寶是一本看似和香港問題沒關係的書籍——旅美作家李劼的《中國文化冷風景》。李劼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與劉曉波齊名的文學和政治評論家，當時文壇流傳「北劉南李」的說法。與劉曉波相似，李劼也因參與六四而備受中共迫害，最後不能發表作品、不能講課，遂逃離中國。李劼的作品曲高和寡，林榮基是其書迷，此前曾在香港銅鑼灣書店大力推銷其力作《百年風雨》，小小一家書店竟然賣出上千本，也是一個奇跡。看來，好書、好作家，需要好的「賣書郎」幫襯，才能相得益彰。
正是因為一邊賣書，一邊讀書，林榮基對中國問題的思考深度遠遠超過那些當紅的、自稱只反中共不反中國更不反中國文化的民運人士和反共人士。二○一九年夏，我在台灣訪問時，前衛出版社組織了一場新書《中國乃敵國也》的發表會，請林榮基來對談。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他比照片上的樣子略顯蒼老，可見這幾年來過山車般的經歷讓他身心疲憊。他不是學院中人，穿著隨意，頗有幾分草根味道，但他一開口說話，就有一種知識人的氣定神閒，其見解更是比很多名校教授乃至中研院院士還要高明得多。
林榮基自言是自由主義者，但與一般的自由主義者不同，他強調獨立才能有自由。他早已意識到，中國的問題不單單是共產黨，「驅除中共，恢復中華」乃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謊言。中共能在中國如病毒般肆虐，中共能得到相當多數中國人的支持和擁護，不能不說敗壞的中國文化是邪惡的共產黨最大的容器。中國文化比俄國文化低劣，所以中共統治中國的時間超過蘇共統治俄國的時間。用林榮基的話來說就是：「中國發生的問題有可能是文化、教育問題所造成，譬如我們看幾千年的專制政權，專制政權和文化形成結構關係，政權推行某種文化，而這種文化必然又成為這種政治制度的支撐。」
唯有在台灣，可以做到「書枱不屈膝」。林榮基感激台灣，但他的感激不是無原則地讚美，而是對台灣的民主深化提出諫言。雖然韓國瑜敗選了，但林榮基認為，韓國瑜能得到五百萬張選票，就是一個大問題。「我也很莫名其妙台灣有人支持大陸統一台灣，明明是台灣人，為什麼還要自認為是中國人？」如果說「兩岸一家親」的身份認同是基於文化認同，那麼從中國兩千年歷史來看，中國文化裡面從來就沒有人權，即使推翻中國共產黨，接下來的政權依然會是專制政府。
圖為台灣銅鑼灣書店。圖片來源：BBC
那天晚上，我跟林榮基的對談頗有相見恨晚之感——我們都走出了大一統的魔咒，不要小看這一步，若非刮骨去毒、經歷一場撕心裂肺的剝離手術，不可能成為精神上的「獨派」。林榮基說，清末學者王國維提出周朝是中國第一個統一的朝代，而孔子推崇的周朝禮教建制是大一統思想的根源。周朝禮教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建立起的國家觀念是一個從上而下管制的等級關係，而這個國家觀念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不存在人權、不存在民主，只崇尚大一統。另一方面，龐大的中國以農立國，不發展商業。為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農業可以將所有人困在一塊土地上；而發展商業產生的貨幣會將經濟的控制權從中央政府轉移到人民手中，影響了政府管制，而自由貿易、自由市場象徵了人和貨物的流通，更加無法進行管制。所以中國文化幾千年以來都主張農業經濟。這些觀點，對於仍然未能去儒家化和國民黨化的台灣社會而言，是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于病。
在這個意義上，銅鑼灣書店在台北重新啟航，具有雙重意義。一重意義是台灣對香港的休戚與共的支持，台灣人與香港人在捍衛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上是並肩作戰的同盟軍，共同面對窮凶極惡的大紅龍。另一重意義是林榮基及書店中的書籍，為台灣社會帶來一股新思想，讓台灣在文化和思想的啟蒙之路上向前邁出一大步。制度架構上的民主若無思想文化的更新來配合，很可能半途而廢；反之，若是思想文化有突破，則民主制度的深化水到渠成。
香港記者Yuhsin Chen到台灣旅行，特意去台北新開張的銅鑼灣書店，她在臉書上寫道：
我在香港長大，面對近日其司法不獨立、新聞不自由、經濟地位不再的現狀，卻是如此無力。
從去年以來，為香港的前途就擔憂不斷，曾經哭到嚴重影響視力，直到最近再也沒有眼淚了。
很感謝那些在前線為香港前途而抗爭的手足們，他們原本有美好的前途、也可以移民他鄉，卻選擇無數的清晨與黑夜，為香港的明天而選擇站到了前線。
記得我第一次被警察噴胡椒噴霧，眼睛再也無法睜開，那嗆鼻的氣味至今記憶猶新。噴霧在手上迅速燙紅，旁邊的抗爭者馬上遞給我一大罐的清水……新聞工作是我的職責與義務，對於抗爭者而言，這是他們的使命與責任。
在自由世界的我們，可以想像那些無眠的黑夜與白天，那些不到十五歲的青年們，就要面對無數的嗆鼻與傷口嗎？
原本，保護他們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卻讓他們背負重擔……
我知道，「自由的台灣會撐住香港的自由」（蔡英文總統拜訪銅鑼灣書店時在貼紙上寫下的留言），自由及民主是普世價值。這是我們給予前線抗爭者的承諾。
銅鑼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香港地名，在香港的影視中常常出現，從小喜歡看港片的我自是耳熟能詳。以前訪問香港，熙熙攘攘的銅鑼灣是必到之處。香港的銅鑼灣書店，原本不該流亡到台北的中山路上。
一家書店，本是街角的一道文化風景，何以上演一幕跌宕起伏、九死一生的「雙城記」？當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那些聲稱愛國的學生們感歎說，「偌大的中國，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然而，今天原本人人安居樂業的香港，為何也如同戰爭時期，容不下一家書店呢？
圖為銅鑼灣書店。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故事的緣起，要從一名「讀書人」和「賣書郎」林榮基說起——這是林榮基對對自我的身份定位。林榮基的流亡，比作為「讀書人」和「寫書人」的我晚了七年，而這七年，正是中國本土的言論環境江河日下、香港也逐漸變成「臭港」的七年。香港曾是幾百萬不願接受中共統治的中國人的「逃城」；如今，當年的逃亡者們的下一代，再度踏上逃亡的不歸路。逼迫人們逃亡的，是仇恨知識、真理和書本的共產黨政權及其黨魁習近平。
從老闆變店長：香港銅鑼灣書店早已失魂落魄
台北中山路的銅鑼灣書店開張後，很多讀者發現這家書店買的書大都跟「反抗」的主題有關。林榮基挑選的書大，比台北久負盛名的學術書店唐山書店還要「硬」——少有台灣年輕人喜歡閱讀的輕而薄的「小確幸」、「小清新」的書籍，更沒有那些香港銅鑼灣書店曾經滿坑滿谷的中共政治黑幕及八卦類的書籍。
此前，曾有台灣媒體人詢問林榮基，台灣銅鑼灣書店會否出售中共領導人情史、宮廷鬥爭八卦等吸睛書籍。提這個問題的人，顯然沒有做好功課，對香港銅鑼灣書店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只知曉銅鑼灣書店後期的狀況。林榮基的回答當然是林榮基的本色，他說他對此類書籍興趣不大：「我比較關注整個中國的發展及未來，我不大關注個人，因為個人太微不足道，哪怕是習近平，他也是微不足道。」他說得很客氣，但其實背後還有一段不足為外人道也的酸楚。
林榮基從小在一個香港左派家庭成長，接受的是正統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教育，對殖民地居民的身份深懷原罪感。年輕時，他進入中資的中華書局工作，一度做得風生水起。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從遠方傳來的槍聲才驚醒了他盲目的愛國夢。他從中華書局頗為優渥的工作職位上出走，五年後創辦了小小的銅鑼灣書店。
在高度資本主義化的香港，人們的閱讀是快餐化的，開一家人文書店，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理想。在艱苦支撐十多年之後，銅鑼灣書店出現了虧損，林榮基不得已將書店出讓給外來商人桂民海，自己仍留下來繼續當店長。但換了老闆，銅鑼灣書店的特色就變了。很遺憾，林榮基時代充滿人文風情的銅鑼灣書店，我沒有去過；我去的時候，銅鑼灣書店已進入桂民海時代，真個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桂民海的故事又可獨自成篇，這裡只能約略帶過。我與桂民海在國際筆會的會議上幾度同席，他從北大歷史系畢業又留學瑞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還送過我一本研究瑞典貿易史的書。但桂民海在本質上不是林榮基這樣擇善固執的書生，他這位華裔瑞典人來到香港、買下書店，並無任何高大上的文化理想，而是要靠批量製作政治八卦類書籍大發橫財。比如，薄熙來案發之後，桂民海經營的幾家出版公司和僱傭的數十名寫手，短短一個月之內就炮製出二、三十本關於薄案的八卦書籍。這種書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學術和文化價值，卻滿足了那些到香港自由行的中國人長期在政治高壓下所形成的「政治窺陰癖」，故而大賣特賣，印書如同印鈔票。銅鑼灣書店由此成為專門銷售此類書籍的一家「名店」。桂民海賺得金錢滿缽，其作為並不觸犯香港法律，但多少有違良心。對於書店法恩的這一轉變，林榮基雖不至痛心疾首，但顯然有違其初衷，不過為生活所迫，他也勉強接受。
圖為桂民海。圖片來源：資料照
再後來，桂民海因為計畫出版一本《習近平和他的情人們》，被中共特工從泰國綁架回中國，以其他罪名受審，刑滿之後仍被軟禁在中國不得自由。此案在中國與瑞典之間引發軒然大波，使得瑞典成為率先覺醒的「反華」先鋒。該案又引發撲朔迷離的案中案——二○一九年一月，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安排桂民海的女兒安吉拉·桂同兩名自稱是「中間人」的中國商人在斯特哥爾摩見面，希望在此斡旋下使桂民海獲釋。事後，瑞典外交部稱，他們對這次會晤事先並不知情。林戴安隨即被解除大使職務，從北京召回。瑞典當局隨即對此事件展開刑事調查。瑞典檢察官伊爾漢指出：「在關於瑞典公民桂民海的一次領事事務的會見中，這位大使涉嫌越權。在那次會見中，大使同代表中國國家利益的人員進行聯繫。」林戴安被控「與外國勢力談判時任意獨行」，她是瑞典首個被控越權的外交官。
有人要太歲頭上動土，居然敢「侮辱領袖」，中共的國安特務當然蜂擁而出。偵辦欽點大案，可論功行賞，他們焉能不賣力？於是，銅鑼灣書店從老闆、店長、經理到店員，全軍覆沒。林榮基也不幸被波及，被誘騙到中國被綁架囚禁。在長達八個月的時間裡，他如同人間蒸發，不能與家人通信、不能請律師，二十四小時都有武警或便衣監控，不停被恐嚇「你一輩子都關在這個地方」，最後被強迫「電視認罪」。
習特勒的新焚書坑儒，林榮基成為犧牲品
習特勒焚書坑儒，直追秦始皇和毛澤東。銅鑼灣書店事件，顯示香港已不再安全，香港的出版業噤若寒蟬。銅鑼灣書店經理李波在香港被綁架到中國次日，我的第二本批判習近平的專著《走向帝制：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在香港的出版計畫中途夭折。從此之後，我的任何著述都不能在香港出版。我算是該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而林榮基的人生軌跡更因此而逆轉。秘密軟禁數月後，中共放他回香港，密令他將書店電腦中的讀者資料帶回。在北上的最後一站，他毅然折回，召開新聞發佈會說出全部真相。像童話《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他成為銅鑼灣書店失蹤五人中唯一曝光真相的人。由此，這個弱不禁風的賣書郎成為中共的眼中釘，在香港一度由三輛車日夜跟蹤他。同樣是受難，人與人的反應可以是天淵之別。固然不必譴責軟弱者，但理應支持和讚美勇敢者。
新聞發佈會後，香港政府為林榮基提供了一處安全屋。在安全屋的時候，他讀到馬奎斯的小說《枯枝敗葉》。小說描寫小城馬孔多遭受商業公司「香蕉公司」入侵，「香蕉公司」帶來的許多外地人徹底改變了這個小城，而小城原本的三個老居民發現自己面臨精神上無所寄託的處境。這讓林榮基想起香港。「香港也可能是這樣，到二○四七是不是這樣繁華呢？可能很多人會走了，香港變得很頹敗。」
林榮基也沒有想到，離開的那一天來得如此之快。一年多之後，送中條例即將出台之際，林榮基斷然決定離開香港，流亡台灣。他離開香港一年以後，中共在香港強制推行國安法，一國兩制完全變成一國一制，香港淪為警察城市。若是一年前林榮基沒有離開，現在或許就再也無法離開了。
但是，離開了地理意義上的中國和香港，並不意味著就離開了中共的恐怖陰影。林榮基初到台灣時，曾做過連場噩夢：「夢見他們三個人：一個陳處長，一個姓史，一個是其助手，從黑暗裏面撲出來，開始綁架我，叫我不要反抗，我在驚惶中叫了出來，醒了過來。」他回到香港後從未發過類似噩夢，為什麼到台灣才做這樣的噩夢？他解釋說，因為台灣保障人權、自由，令他感到心安，潛藏在心裏的恐懼終於得到釋放，他自此驅走心魔，輕裝上路。我也有類似的經歷，我被中共特務綁架並酷刑折磨之後，在中國的最後一年，不曾做過類似噩夢，反倒是到了自由的美國，頭一年同樣的噩夢重複了好多次，以後才慢慢不再出現。
到了台灣之後的日子，並非童話故事那樣一帆風順。剛開始，林榮基得到香港商界人士的承諾，說要資助他在台灣開書店。但當他開始選地方時，對方卻在中共的壓力下收回了承諾。又有台灣商人願意出資，結果幾萬美金開書店的錢，交由某位在台灣很活躍的中國民運人士轉送，此人士卻私自予以侵吞。人心的幽暗和江湖的險惡，讓林榮基再度受到沉重打擊。最後，友人幫他想到眾籌的方式，在台灣撐香港的社會氛圍下，台灣銅鑼灣書店的眾籌計畫火速達標。林榮基終於可以圓夢了。
林榮基於台北重新開設銅鑼灣書店。圖片來源：BBC
二○二○年一月，台灣大選前夕，林榮基租下台北捷運中山站附近一個高層商住單位，準備重開銅鑼灣書店。「新書店叫甚麼名字？就是叫銅鑼灣書店。書店不用改名，而且這個書店名好有象徵意味，共產黨用暴力手段將它推翻，將書店的人『困住』，好明顯是要限制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我在台灣重開，好有抗爭意味。」
林榮基將書店的一個角落闢為個人居住區，陽台上亦有爐灶可做飯。人和書店合而為一，書店就是家。條件雖然簡陋，但他不以為苦、反以為樂：「這就是我的私人圖書館，書店關門時，我一個人在這裡讀書，不亦說乎！」
中共當然不甘於失敗。書店開張前夕，林榮基收到一封律師信，警告台灣銅鑼灣書店名稱涉嫌侵權，聲稱早已註冊了該名稱。面對此氣勢洶洶的警告，林榮基不為所動，堅持書店按時開張。
開張前夕，早上林榮基在樓下的早餐店吃完早餐，突然遭到兇徒用紅油漆淋頭，從頭到腳，都是觸目驚心宛如鮮血的紅油漆。
有一位張小姐在同一棟大樓上班，她告訴媒體，她在電梯大堂看到林先生，「從頭到腳，連口罩都是紅漆，一直滴一直滴」、「媒體拍到的照片都是他事後清理好了，實際上他全身九成都是油漆」。她當日不知道林榮基的身分，但指他獨自站在大堂，「看起來很難過，一直在嘆氣」，便陪同他上樓回到店裡，途中她自己的背包也染漆。她說事後從網上了解到林榮基的故事，更替他感到難過，並指會等過幾天書店人潮散去後到場支持。
台灣的困境：有五百萬人支持韓國瑜這就是問題
中共沒有想到，其賣兇潑漆的暴行，反倒激起台灣社會的眾怒——如同這位原本不認識林榮基的張小姐，意外地成了林榮基和銅鑼灣書店的支持者。書店開張那天，成為台灣社會的新聞焦點。立法院長游錫堃等親自到現場支持，對媒體說，台灣的民主能讓「近悅遠來」。蔡英文總統送來花籃祝賀，上面寫了一句聖經經文：「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 使公義如江河滔滔。」後來，蔡英文專程來書店拜訪。瘦弱的林榮基越挫越勇，硬是讓銅鑼灣書店在台北浴火重生，站立成一道反抗極權主義的標桿。
銅鑼灣在台北新開張後，人們發現書店的鎮店之寶是一本看似和香港問題沒關係的書籍——旅美作家李劼的《中國文化冷風景》。李劼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與劉曉波齊名的文學和政治評論家，當時文壇流傳「北劉南李」的說法。與劉曉波相似，李劼也因參與六四而備受中共迫害，最後不能發表作品、不能講課，遂逃離中國。李劼的作品曲高和寡，林榮基是其書迷，此前曾在香港銅鑼灣書店大力推銷其力作《百年風雨》，小小一家書店竟然賣出上千本，也是一個奇跡。看來，好書、好作家，需要好的「賣書郎」幫襯，才能相得益彰。
正是因為一邊賣書，一邊讀書，林榮基對中國問題的思考深度遠遠超過那些當紅的、自稱只反中共不反中國更不反中國文化的民運人士和反共人士。二○一九年夏，我在台灣訪問時，前衛出版社組織了一場新書《中國乃敵國也》的發表會，請林榮基來對談。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他比照片上的樣子略顯蒼老，可見這幾年來過山車般的經歷讓他身心疲憊。他不是學院中人，穿著隨意，頗有幾分草根味道，但他一開口說話，就有一種知識人的氣定神閒，其見解更是比很多名校教授乃至中研院院士還要高明得多。
林榮基自言是自由主義者，但與一般的自由主義者不同，他強調獨立才能有自由。他早已意識到，中國的問題不單單是共產黨，「驅除中共，恢復中華」乃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謊言。中共能在中國如病毒般肆虐，中共能得到相當多數中國人的支持和擁護，不能不說敗壞的中國文化是邪惡的共產黨最大的容器。中國文化比俄國文化低劣，所以中共統治中國的時間超過蘇共統治俄國的時間。用林榮基的話來說就是：「中國發生的問題有可能是文化、教育問題所造成，譬如我們看幾千年的專制政權，專制政權和文化形成結構關係，政權推行某種文化，而這種文化必然又成為這種政治制度的支撐。」
唯有在台灣，可以做到「書枱不屈膝」。林榮基感激台灣，但他的感激不是無原則地讚美，而是對台灣的民主深化提出諫言。雖然韓國瑜敗選了，但林榮基認為，韓國瑜能得到五百萬張選票，就是一個大問題。「我也很莫名其妙台灣有人支持大陸統一台灣，明明是台灣人，為什麼還要自認為是中國人？」如果說「兩岸一家親」的身份認同是基於文化認同，那麼從中國兩千年歷史來看，中國文化裡面從來就沒有人權，即使推翻中國共產黨，接下來的政權依然會是專制政府。
圖為台灣銅鑼灣書店。圖片來源：BBC
那天晚上，我跟林榮基的對談頗有相見恨晚之感——我們都走出了大一統的魔咒，不要小看這一步，若非刮骨去毒、經歷一場撕心裂肺的剝離手術，不可能成為精神上的「獨派」。林榮基說，清末學者王國維提出周朝是中國第一個統一的朝代，而孔子推崇的周朝禮教建制是大一統思想的根源。周朝禮教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建立起的國家觀念是一個從上而下管制的等級關係，而這個國家觀念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不存在人權、不存在民主，只崇尚大一統。另一方面，龐大的中國以農立國，不發展商業。為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農業可以將所有人困在一塊土地上；而發展商業產生的貨幣會將經濟的控制權從中央政府轉移到人民手中，影響了政府管制，而自由貿易、自由市場象徵了人和貨物的流通，更加無法進行管制。所以中國文化幾千年以來都主張農業經濟。這些觀點，對於仍然未能去儒家化和國民黨化的台灣社會而言，是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于病。
在這個意義上，銅鑼灣書店在台北重新啟航，具有雙重意義。一重意義是台灣對香港的休戚與共的支持，台灣人與香港人在捍衛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上是並肩作戰的同盟軍，共同面對窮凶極惡的大紅龍。另一重意義是林榮基及書店中的書籍，為台灣社會帶來一股新思想，讓台灣在文化和思想的啟蒙之路上向前邁出一大步。制度架構上的民主若無思想文化的更新來配合，很可能半途而廢；反之，若是思想文化有突破，則民主制度的深化水到渠成。
文章来源：六都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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