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呼唤公民运动的开展

西九龙在两周之内已经从文化事件滚雪球成政治事件，考验着文化界的决心，考验着香港政府处理危机的政治智慧，同时考验着香港社会迈向公民社会的潜力。看起来极迫切的，对政府而言是如何「进」而不造成政治风暴，如何「退」又不颜面尽失；对文化界而言，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提出具体的替代方案，同时团结各界以及市民；对社会大众而言，是如何辨别何是何非，支持什么立场又反对什么立场。作为一个关心香港长远未来的文化人而言，我只能提供微不足道的台北经验，给香港朋友做「他山之石」的思考。香港人开阔大气，容许我多言。

　　 

　　寻找废楼

　　 

　　台北市经过十几年的辩论、研究、筹备，历经好几任市长接续的努力之后，在一九九九年终于成立了全台湾第一个文化专责机构：台北市文化局。在欧洲离群索居、闭门读书十三年的我在那一年的秋天踏入了市政府的大门。为台北市的文化发展做了三年三个月又三天的擘画，我没有建一座新的高楼，没有兴一个大的工程。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倒是一件极不起眼的小事：协调财政局普查台北市所有闲置空间。所谓闲置空间，就是所有不在使用中的办公大楼或官员宿舍或仓库工厂或监狱学校等等。调查结果出来，有一百多栋这样的房舍建筑。

　　 

　　然后去实地视察这些闲置房舍，将之一一分级：残破不堪，不值得整修的是一级；些微破旧，但是稍加维护就可以重新使用的，是一级；完好无缺，可以直接利用的，又是一级。

　　 

　　最要小心的，是中间这一级，因为在其中有许多是富有历史意义而人们还没认识到它的意义的老屋。更多的历史建筑其实藏在中央国有财产局的手中，不归市政府管辖，但是我们一发现有历史价值，就马上引用「文化资产保存法」与中央机关协调或谈判，极力抢救。华山酒厂、松山烟厂、钱穆和林语堂故居、李国鼎和殷海光故居、舞蹈家蔡瑞月故居、红楼剧场等等的保存、修复、再利用，在幕后都经过与许多单位长时的协调与折冲。

　　

　　传承不断

　　 

　　为了打开台北市与国际文化接轨的通道，我计划成立全台第一个国际艺术村，地址，就在这一百多个废弃空间里去寻寻寻觅觅，最后相中了台北火车站附近的一座荒废了五六年的办公大楼。去勘查时，刚刚下过雨，雨水从屋顶流入室内，地板一片绿色积水，蚊子密密麻麻贴在墙角。

　　 

　　林百里，一个在香港大埔墟长大的企业家，捐出两千万元作修缮费。今天，这个「台北国际艺术村」里有小小的咖啡馆，有定期的艺术展览、一场接一场的文学和美学讲座，透过它，台北市和世界上数十个城市进行艺术家的交换。来自各地的作家、导演、舞蹈家、画家、音乐家在小楼里驻足，穿梭台北的大街小巷，离去时，带着一份台北的感情烙印而走。

　　 

　　只是一栋朴素而简单的四层小楼房，但是艺术家给了它脱俗的性格和不一样的气质。

　　 

　　我去看中山北路一栋废弃了二十二年的「鬼屋」，前美国驻华大使官邸。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之后，大使匆匆离去，这栋曾经政要云集主导过中美关系的房子由极度的繁华逐渐沈入遗忘，中山北路的车水马龙已不记得任何故事。公元两千年我去的时候，庭院的草木犹如丛林浓密，要用开山刀除草才能进入；我们穿着长靴，怕有二十年未曾惊动的蛇在沈睡。进到当年宴请过尼克松的客厅，壁炉还在，只是一株树，虎虎生风从壁炉长出，爬窜到二楼，树冠破屋顶而出。

　　 

　　卸下每一块老砖旧石，做上印记。每一株庭院里的树，编上号，再将老屋一点一点恢复过来，花了两年的时间，六千万元张忠谋先生的捐款。现在，这栋「鬼屋」有一个小小的诚品书店，无数的人文讲座，艺术家和导演们爱泡的咖啡馆，还有一个侯孝贤在负责的艺术电影院。对年轻一代的台北人而言，这栋老屋成为新的文化地标，开始写二十一世纪的感情记忆。但是二十一世纪的感情记忆和他们父辈的记忆是紧密相连的，传承不断。

　　

　　「减」的美学

　　 

　　花了三年半的时间一心一意地、一砖一木地修复老建筑而完全不兴土木，当然不是偶然，不是未经思索的。大多数的政治人物都会选择「形象工程」，争取兴建崭新的大楼大厅来做人们「看得见」的「政绩」，我并非不知这个道理，但是一个城市不是为了政治人物而存在的，更不会因为工程而伟大。幸运的是，授权与我的市长刚好不是一个好大喜功、作假邀功的市长。台北的人口如此稠密，土地如此局促，开阔的空间如此稀少，这个城市所需要的究竟是不断的「增建」还是一种「减的美学」呢？当你有一百多栋建筑是低度利用或闲置不用的时候──如果加上中央政府的闲置空间，那个数目就要加好几倍，你有什么理由去不断地增加建筑呢？

　　 

　　在拥挤不堪、高楼压迫的城市里，「减」的美学必须被认真思考；在物质过度充斥的城市里，「俭」的伦理应该被重新认识；在声光色彩刺激感官到极致的城市里，「简」的哲学应该成为一种平衡。

　　 

　　再说，台北经过五十年日本殖民，经过四十年国民党的严厉统治，经过十几年的民主动荡、分歧和政争，是一个正在寻找社会共识，迫切需要建立文化认同的城市。有什么比老房子、老街老树老地标，更能唤起人们共同的回忆，更能激动人们共同的情感呢？一座老教堂，一个战时蓄水池，一条石板街，一个鸡鸭鱼肉混杂、人声鼎沸的菜市场，一个土里土气的小火车站。。。可以勾起人们最深的记忆，而最深的记忆其实就是乡土之爱，它可以缝补代沟的裂痕，可以超越政争的对立。每抢救一栋废弃的老建筑，市民的共同记忆就加一分。每恢复一栋老屋让它风华再现，市民的文化认同就深一层，对这个城市的感情就多一分。这些看不见的「得分」，不是新的高楼做得到的。

　　 

　　「土」的魅力

　　 

　　我所以把资源和力气投掷在修复古迹和老屋，不仅只是希望纳入「减」的美学，「俭」的伦理和「简」的哲学，更为了让一个历史不断流失、共同记忆薄弱的城市可以实实在在拥抱我们共同的土地、共同的过去。

　　 

　　当我前瞻城市的未来，也相信，全球化的力道愈大，把世界上每一个城市的面貌都用所谓「现代」的、「进步」的品味给公式化、标准化时，愈「土」的城市反而愈有将来的竞争力。「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魅力，意味着地方独特的个性，意味着「人」的感觉真实醇厚，生活的热烈和情趣自然而不做作。有一天，当Norman Foster 或者库哈斯或者古根汉的分店到处都是的时候，那看起来还带着一点「土」气与本色的城市反而会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城市。

　　 

　　高楼不是不可以建，发展不是不值得追求，商业不是不可以结合文化，现代化不是不值得向往，危险的是将高楼大厦当作唯一的美丽，把发展当作单一的标准，让商业绑架了文化，将现代化简单地解释。

　　 

　　什么使城市可爱？

　　 

　　有一天，当香港整个变成「中环」──时代广场、置地广场、郎豪、Mega Tower 消灭了所有的老街窄巷热闹的菜市场，相信我，观光客也兴致索然了。他们将涌向澳门，因为澳门还有历史的痕迹、古朴可爱的「土」；他们将涌向台北──虽然台北的现代化基础建设落后香港很多，因为台北还有阿公阿婆的杂货店、坐在榕树下唱南管的老人家、文学家的故居里坐满才气洋溢的文艺少年、武术馆里舞狮舞龙的壮汉、喝苦茶谈天下事的紫藤庐、土里土气但是清香扑鼻的青草巷──现代神农采药人在尝他的七叶胆。。。,香港？不过一个购物的超级商场罢了──如果它这样走下去。

　　 

　　你会问，保存老街老巷的「土」香港跟「西九龙」有关系吗？

　　 

　　有。如果香港要保持它的城市魅力和竞争力，它势必要先厘清最基本的问题：西九龙是否能增添香港的城市魅力？如果主要目的是对外观瞻，那么十年后、二十年后会吸引国际观光客的，究竟是湾仔和石塘咀的老街、石澳的小村，还是眼前财团所规划的全球化现代都市面貌？谁，做过这个前瞻性的研究？如果主要目的是对内厚植香港文化，培养创意人才，那么四个博物馆、三个演艺厅究竟如何达到这个目的？现存的文化中心只有六成满座，艺术馆博物馆参观人数低得可怜，戏剧欣赏人口十年前是四万，十年后还是四万，西九龙再大量开辟设施，是为了谁？欣赏人口如何产生，在二零一二年以前如何倍增再倍增？谁，在思考软件和内涵的配套？

　　

　　「小政府」？

　　 

　　这时候，有人说，香港政府是「小政府，大民间」，所以这些规划政府不需要做。我认为这是对公民社会的误解。所谓「小政府」指的是，凡是民间有能力作的，政府放手，不与民争；但是民间没有能力做的，或者对公众有益但是因为无利可图而商业机制弃之不顾的，政府就必须扛起责任。民间若有经营管理能力，那么美术馆、展览厅都可以外判，而且应该外判以培养民间的文化行政和经营能力；但是，长远的文化政策和全面的艺术教育，是香港民间有能力做的吗？是商业财团扛得起来的吗？在这种文化的「基础建设」面，政府不做是失职的。政府在政策面该「大」，在经营面可「小」，而不是在经营面让公务员一把抓，做「大政府」，剥夺了民间的参与和成长机会，而在宏观的政策面却又自动弃守，说自己是「小政府」。结果就是文化建设拼命往上筑高，但地基是空的。西九龙，是不是这样的建筑呢？

　　 

　　西九龙不是不能做，文化设施不是不需要，地产也不是不能辅助文化，问题在于，如果对于基本问题都没有想清楚没有答案，四十公顷的城市土地用硬件工程盖满，盖满之后呢？数码港做好了，贝沙湾的地产变成第一名，香港的「数码」科技呢？

　　

　　公民教育的教室

　　 

　　文化人要成立八百人的监督团体与政府抗衡，建筑师学会、营造厂商、立法局议员各有立场，财团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各处使力，传媒热切追踪，争锋相对，性急者到北京告状，政府焦头烂额、进退维谷。。。已经有人将西九龙争议与二十三条相提并论，看出它的政治危机。我想说的是，这真是香港最美好的时代：今夕何夕，文化竟然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今夕何夕，文化建设竟然成为财团和政府念兹在兹的任务。什么时候，文化界竟然如此团结，如此迅速，如此高效率；什么时候，市民竟然开始关心香港的文化和它的长远未来。

　　 

　　如果说，透过六四集会，香港人是在否定某种意识型态说「不」，透过七一游行，香港人是在宣示一种肯定的「我在」，那么此刻对西九龙的辩论、争吵、角力和斗智，香港人已经不仅只是在抽象的政治层面模糊地摸索认同，而是在最具体最实在的实践层面上表达自己对这片土地的认真与在乎。在我眼中，今天香港人对西九龙的关心和抗议，是七一行动之后更进一步的公民成熟。大学生社团应该开始组织「文化关怀小组」去研究西九龙（别忘了中区警署）；中学老师可以把西九龙的公开辩论当作公民课的教材，带学生去聆听，在课堂里讨论；新闻系、文化研究系所、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等等可以把西九龙当案例来实习；公共行政系可以检验政府的决策过程；小学老师可以趁机教孩子们认识香港的发展史和建筑美学入门。。。

　　 

　　如果政府不把文化人的声音当作「杂音」，不把异议者想成麻烦，而把所有的抗衡行动看做民间力量的养成过程去尊重，把文化人看做自己应该服务的对象去理解，危机或可变成转机，公民社会运动在香港正式开展，那么到现在已经有所郁积的负面情绪都可以转化为社会进步的正面能量。

　　

　　2004/12/01

文章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