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2日星期四

北京强化公开统治,香港中联办走向前台

这是中国共产党经常表演的一个经典场面:高级官员到一名贫困的爱国工人家里探望,带来了礼物和国庆祝福,官员得到了工人的感激和忠诚作为回报。
不过,本月的这场探望不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贫困村庄(那里是官员经常照本宣科搞这种探望表演的地方,显示他们密切联系群众),而是发生在香港。中共机关以前很少在这片半自治的领土上做这种公开表演。
这次得到广范宣传的探望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自从中国在今年夏天在香港实施新国安法后,这个信息得到了强化。中央政府在幕后行使意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它要越来越公开地统治香港。
“香港比任何时候都应该强调对国家的责任担当,”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处主任骆惠宁在去这位工人家探望的前一天在讲话中说。“爱国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更是一条正道。”
对香港来说,接受来自北京的更直接管辖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允许它在香港公务员和商业精英中的代理人来管理这个英国前殖民地。
对北京而言,让香港服从对更广泛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决意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党的主导地位,尤其是香港,这里去年曾爆发抗议活动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是中国政府新控制行动的核心力量。
中联办在历史上曾一直比较低调,顾名思义,它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央政府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传递信息和要求。但近几个月来,中联办已开始有规律地大声发布命令和警告,突显了其新地位。
中联办指控一名教授煽动反对中共的造反;要求泛民主派政客取消非正式的初选;警告香港教师以确保他们向学生灌输中国的爱国主义价值观。
周一,就在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原定宣读年度施政报告日子的两天前,她突然宣布,把宣读报告推迟到她与中央的高层领导人就施政措施进行磋商之后。她说,她将去北京“亲自解释这些措施的重要性”。
香港许多传统上能左右当权者的人似乎已顺从了这个新现实。
“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单向通道,”立法会前建制派议员、颇具影响力的富豪田北俊说。 
中联办是秘密诞生的,在英国殖民时期,它是中国主流新闻机构的一个宣传渠道。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时,中国的统治者渴望利用香港的商业能量,并向其商业领袖学习——于是中联办在幕后运作。
“港人治港”是它的口号。
但近年来,中央领导人对这种“不干涉”的安排失去了信心,特别是在示威活动使这座城市动荡的时候。
在几乎没有香港参与的情况下,北京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基本没有事先通知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地方领导人。
“他们从我们的苦涩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林郑月娥的内阁成员之一叶刘淑仪说,她指的是2003年她领导港府进行的类似立法尝试,但因民众反对失败。“协商有什么用?”
新国安法让中国的安全机构可以在香港设立办公室并公开运作,由一名大陆官员负责领导新的国家安全公署。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兼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1月获此任命的骆惠宁象征着中央政府收紧控制的努力。以前的北京的官员都是在香港生活了相当长时间后获得晋升的,骆惠宁基本上没有在这里待过。
没有多少证据表明骆惠宁会讲香港本地人说的粤语,他也一直与这座城市的精英阶层保持距离。叶刘淑仪说,骆惠宁很少会见本地的亲北京议员,把这类谈话交给了他的副手。
骆惠宁拥有的是习近平的信任,后者似乎颇为欣赏他担任省级官员表现出的能力:擅长清理不守规矩的省份和任意妄为的干部。
骆惠宁在内陆省份安徽任职期间得到党的重用。被调至青海省后,他努力将藏族这一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纳入中国的主流。后来,骆惠宁在腐败猖獗的煤炭大省山西清洗官员,赢得了习近平的赞赏。
如今一些人半开玩笑地说骆惠宁是香港的中共党委书记。这一头衔不是正式的,但说明了在骆惠宁监督之下香港的变化。在中国,党委书记的地位高于其他地方官员。
“中联办与港府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比作中国的党委书记和市长,”香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李咏怡说。“这种关系将逐渐正常化。”
中联办日益提升的地位也可以从它的现实足迹中看出来。
过去30年,它在香港拥有的物业数量增加了两倍,包括数百处公寓楼、办公室、零售单位和停车场。根据香港纪录,其下属的一个部门去年购买了至少20套住宅物业,这反映了其在香港的员工数量有所增加。
它还监管着在香港图书零售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联合出版(Sino United)公司。在该公司旗下的一间书店,展桌上堆放着诸如《香港跌荡》之类的书籍,这是中国官方通讯社对2019年抗议活动的精选报道,还有《冲破香港暗夜的曙光》——指的是国家安全法。
长期以来被视为政治宣传的中联办旗下报纸,如今被用来分析北京在香港的意图。近来,这些报纸——《大公报》和《文汇报》——指责那些驳回对抗议者的起诉的法官过于宽大,而建制派议员随后也呼吁进行司法改革,包括成立一个量刑委员会。
上个月底,中联办召集建制派政客会面,商讨了立法会的优先事项。根据亲北京议员何君尧发给其他成员的会议总结,中联办明确表示,希望优先对教育、司法和社福界这“三座大山”进行改革。
其他官员证实了这次会面,但对他的描述提出异议,称中联办只是试图征求意见。他们还表示这样的会面很寻常,因为中联办传统上就曾通过调解冲突和决定谁在选举中竞选哪个职位,来帮助组织立法会的建制派联盟。
骆惠宁最近探访低收入居民的举动清楚表明了中联办的扩张策略。根据中联办的声明,在与一名去年失业的厨师聊天后,骆惠宁告诉副手要尽快帮他实现就业。
中联办这种摆拍安排相对比较少见,而关注具体政策及社会福利问题则更加不同寻常。
那之后第二天,数位亲北京政客呼吁港府加大对低收入居民的支持。邓家彪在其中说,香港缓解失业问题的力度不够,并强调了中央政府在大陆的扶贫行动。
“我真希望这样的精神也能出现在香港,”邓家彪在接受采访时说。
骆惠宁探望过的厨师徐天民因为来自北京方面的关注而激动不已。
七年前从大陆来港的徐天民在社交网络上似乎极其爱国,他反对香港抗议者,并将出现在“列侬墙”上的抗议标语清除。他告诉一家官方报纸,自己亲政府的举动正是他丢掉上一份工作的原因。
“完全没想过自己会被探访。”他对另一家报纸说。“很感谢中联办对基层市民的关怀!”
但在骆惠宁探访数天后,这种光环就有点变色了。香港的反对派阵营质疑这次探访不过是照本宣科,并提到了徐天民家乡获捐防护装备的传闻。
徐天民拒绝接受面对面采访,但在一款通讯应用上的短暂交流中,他说自己还没找到全职工作,仍然只能靠在工地打零工勉强度日。
他说,在他被探访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都试图帮他找工作。但主动提供潜在工作机会的都是他的朋友——并不是中联办。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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