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竞选中令许多人困扰的一个宣示就是他坚持俄国而非中国是美国最危险的敌国。这究竟是竞选策略还是真心主张？从拜登险胜的结果看，不能排除前一种可能，因为若没有反特朗普力量的大联合，包括反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人的支持，拜登确有可能败选。随著特朗普难以翻盘明朗化，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继续含糊甚至是暧昧，会引起盟国极大不安，尤其是地处抗中第一线的日本、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这还可能增加特朗普离任前这段敏感时间，美中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我相信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克林顿和奥巴马上周几乎同时宣示了他们鼓励拜登坚持对华强硬的态度。
克林顿和奥巴马鼓励拜登对华强硬，不可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们执政的时候，为甚么选择了现在遭到诟病的亲善和软弱的对华政策。两人的解释，尤其是奥巴马详实的回忆录，对我们理解美中从结盟走向对抗这一重要的转折，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克林顿强调习近平选择终身独裁，完全改变了美中关系的性质，而奥巴马则强调了2008金融危机迫使他极不情愿地忍辱负重，以顾全大局。这些解释固然有道理，但也不能令人满足。
如果我们不以事后诸葛亮或刻舟求剑的方式来看历史，应该不难理解，能像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那样洞察到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有巨大风险的人，毕竟凤毛麟角，更重要的是，这种先知型人物并不一定总能说服职业政客。有人说，早在冷战之初，乔治‧坎南就告诫过美国领导人，要与共产阵营对抗，日本可信，但蒋介石不可信。这一告诫其实并非基于他对蒋本人和国民党的认知，而是基于他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总体判断，那就是中国人善于利用基督教文化的弱点，却不易放弃自己的专制偏好。
倒退二十年，我相信自己也不能完全理解乔治‧坎南。但在今天，很多人都不难从百馀年来，尤其是从尼克松访华以来的美中关系史获得重要感悟。在现代化过程中，美国对中国的帮助和恩惠超过所有国家，但结果是中国以怨报德、恩将仇报。虽然有不少中国人不愿面对这个事实，但真正的挑战是，如何理解这个事实背后的文化逻辑。
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信仰是政治大一统，即中国人不可没有政治大一统，也不可能接受任何分权自治的政治秩序。当这个信仰支配了中国的权力博弈，就为各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不仅美国人感受到了这种背叛，俄国人，日本人，也都有类似的体验。对外如此，对内更不在话下。
近代以来，中国因政治原因而死于非命的人难以计数，绝对多数是因为内斗。现在，有机会享受自由的香港人和台湾人，又成了政治大一统「罪不可赦」的敌人，尽管他们为中国经济崛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尽管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自由而无意挑战大陆的专制秩序。美国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让他们很难理解中国人为甚么会这样思维和行为，但我相信，每天都能看到习近平公然在世界面前碾压和凌辱为自由的尊严而抗争的港人时，特别是他们还看到北京对港人的暴政不仅在大陆听不到反对声音，甚至还能迫使李文亮这样善良的医生认同，信仰自治和自由的美国人再愚钝也能明白，除了对抗习近平独裁的中国，美国别无选择。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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