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被捕，警方指她涉嫌透过运输署车牌查册时虚假陈述。由于媒体日常在调查资料时经常查册，事件引发传媒业界担心，进行查册或调查报道时会堕入法网，有学者认为，港府收紧调查方式，是为记者设下陷阱。（刘少风 报道）
负责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中，侦查元朗 7.21真相的编导蔡玉玲，被警方指涉嫌查册车牌时作虚假陈述，再利用所得资料进行报道，控以两项违反《道路交通条例》罪名。事件引发社会争议，甚至令一众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担心，当局是对查册划上「红线」，影响日后进行调查报道。
《立场新闻》调查记者陈信熙周三（4日）接受本台访问指，在日常采访中经常需要查册，除了车牌，亦会针对公司或土地注册等，他强调新闻工作者的查册动机是为了公众利益、追查真相，而传媒选用有关资料时亦相当谨慎。
陈信熙说：报道需要我们披露多少就披露多少，譬如很多车牌我们都有「打格」，公司注册署或者以往名人的婚姻纪录，身份证号码都会打格，因为资料与我们报道需要不相称，所以我们只需要运用资料的人名或车的外貌，都已经足够进行报道，所以传媒本身使用这些公开资料的时候都相当谨慎。
陈信熙认为，如果当局硬性执法，对传媒查册划上不合法的红线，将窒碍传媒获得公开资料的方法，冲击整个新闻界。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指出，调查报道是新闻很重要的一环，在全世界而言，查册是有力的方式去监察政府或当权者，包括一些国际调查亦是透过在香港查册，找到大陆权贵家族的财力分布及物业持有人，但他留意到香港近年开始收紧查册的渠道，认为特区政府收紧调查准许，是为记者设下陷阱。
吕秉权说：这个做法会令到调查报道的风险很高，等于记者要牺牲个人，为公众利益服务，这是很不正常，是极权国家的做法。在一个开放文明的社会，记者应该为了公众利益接触到这些公众文件，这些其实并不是私人或机密，是公众可以翻阅的文件，如果将界限收到那么紧，造成的客观效果是打压传媒进行深入调查。
除了新闻机构，香港有不少民间组织以查册进行研究工作，其中本土研究社多次进行有关土地政策的调查，成员陈剑青对本台指，担心当局下一步会收紧能够揭示权贵或利益结构的公司或土地查册。
陈剑青说：我估它其中一个针对的，是可以透过侦查报道或调查报道的形式，揭示一些香港重大议题或真相，会成为未来针对的对象，不单止是查册，而是全方位就著侦查报道会牵涉用到的工具或条例会受影响，今次可能是车牌，不知道下次会否是图则或公司的查册，有各种各样的条例可以字面上或表面上限制侦查报道或研究相关的工作。
陈剑青指，查册对普通市民或公司来说，亦有实质的需要，除了保障个人的人身安全，亦是为了提高交易或市场资讯的透明度，当局收紧查册限制或会打击金融市场。
对于港台编导蔡玉玲被捕，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周三回应指，警方调查这宗案件是因为有人投诉及报案，强调案情决定被调查的对象，警方根据调查寻求法律意见后采取行动，并非针对个别行业，与过往的做法一致。他又透露，今年8月亦曾有一宗涉及查册而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条例》的案件，被调查的人士不是新闻工作者。
李家超又指，查册需要按法律规限去进行，相信很多查册都符合法例规定，又指今次案件涉及作出虚假声明的行为，当事人需要为行为负责。他又表示，不同部门如何处理范畴内查册，是由部门决定，平衡保障个人私隐、公众知情权或按政策及相关法例而定出规定。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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