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法治败坏的四大病源

警方高调拘捕及检控港台编导蔡玉玲。她因采访需要而追查车主身份，却被控以提供虚假陈述罪，完全背离常理，但此举不外是特区政府颠覆法治的又一恶例。

最大的颠覆莫过于否定基本法保障下的新闻自由。蔡玉玲的采访目的，是追查谁涉及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元朗黑帮袭击市民的暴行，因此希望向运输署查册，找出怀疑涉案车辆的车主，再作跟进，并让有关人等答辩。当政府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警方被指涉及该案（警队接报后三十九分钟才到达肇事现场）而影响其调查的公信力，该采访更显得合乎公众利益，而其手法也符合法律规定所谓「负责任新闻工作」的要求。但当局竟然还之以控罪，就是要立下先例，把合法的采访沦为非法，把合宪权利贬成政府恩赐。

其实看来违法的更是特区政府。传媒机构向运输署查册，从来是合法行为，现在由合法变了不合法，是由于运输署去年修改查册申请表，记者不能再表明为了新闻采访而申请查册，只有选择「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为理由，但事后会被警方追究虚报资料。不过，若说记者犯法，首先犯法的是运输署，因为禁止新闻采访权利，涉及重大的政策改变，但事前无谘询，也无立法会授权，更无合宪的理由去支持削弱新闻自由的变动，三无之下，首先该追究的是擅自更改政策的人，当局又怎能反过来恶人先告状？

除了行政和执法部门的不济，检控部门同样难辞其咎。特区政府检控政策早有规定，检控必须证据充分以支持提出检控，并基于公众利益才成，如触犯罪行属于技术性质或过时，律政司司长可选择不检控。今次蔡玉玲事件，不仅是运输署更改表格造成的技术错误，更明显会损害新闻自由，当局若坚持此举符合公众利益，因此决定起诉她的话，不啻是公告天下，当局眼中的「公众利益」，原来包含损害公众利益（新闻自由）的坏事。

坏事当好事办，当局难免被人怀疑是别有用心。有说如此执法是报复记者调查七二一事件，或者是有心引发寒蝉效应，令新闻界自我审查，但拘捕行动更直接的后果是，执法者可启动调查程序，从而尽量搜寻被告人的相关资讯，了解记者知道多少真相，以至合法甚或非法地翻查记者已有的新闻资料，包括消息网络、采访计划、笔记备忘等等，从中再抓记者的辫子，追究通风报讯的来源。

值得注意的更是，警方开展调查程序的门槛不高，权力的边际亦难以界定。警方近日拘捕被判袭警罪成但等候上诉的男子，指他有洗黑钱之嫌，但又说他可能涉及诈骗，正是一例。

案情显示，该男子通过众筹五十万元，以助解决遭解雇后的燃眉之急，达标后，他呼吁公众停止捐款，但结果是大量超额完成，最后收得款项五百八十七万元。警方认为可疑遂拘捕该男子，又透露调查包括两个方向，一是被告是否借众筹为名，洗黑钱为实，二是被告的筹款活动是否诈骗金钱。但两者其实不能并存，因为前者的定罪要求，是被告必须知道所收款项来自犯罪的得益，或者有怀疑但依然接受；后者则是以虚假陈述骗取金钱。

换言之，洗黑钱罪关键在于钱财来源不干净，欺诈罪则在于敛财手法而非钱财不干净，两者不能同在，但现在却同时调查两个方面，代表警方拘捕疑人时仍未确定案件性质（即钱源是否不干净），甚至有可能只凭银行存款数目，加上之前的众筹呼吁，便大胆假设，然后展开拘捕，入屋搜证。果真如此，问题除有扰民之嫌，警方连调查的大方向也不能确定，便向传媒透露案情，提出欠缺真凭实据的刑事指控，既对被捕者不公道，也对调查弊多于利（不怕同谋者消灭证据？）。

以上种种，由政府罔顾公民权利、部门违法行为、检控偏离政策以至执法及调查行动可疑，都在贬损公义，即使司法制度是刚正不阿，就可以力挽狂澜，保住香港的法治吗？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