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份发生的“厦门聚会案”（或称“1226大抓捕”）转眼已经过去一年，近二十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在这一年中被长期噤声、骚扰、传唤、羁押、甚至批捕。国内外多位学者告诉本台，在中共几近疯狂的极权控制和高科技监控之下，社会主义无社会的统治格局已然成形，中国人正被分裂为孤岛散沙，公民活动和维权方式需要做出巨大改变。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所做的“厦门聚会案”周年回顾特别报道的第三集：社会主义无社会
有人询问过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华泽，厦门案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美丽岛事件？华泽答，不可能。美丽岛事件中的战士们前赴后继，而今天的厦门案是几人被抓，万籁俱寂。
1979年，以台湾《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被捕，军民冲突导致约二百人受伤。然而，普通群众的反抗精神和参政意识自此被点燃，党外运动和国际压力最终倒逼蒋经国公开大审、开放党禁报禁，台湾逐渐从戒严迈入民主时代。
而当今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原子化困境，在中共的系统化打压下，一击就碎、溃不成军。这恰恰是许志永和丁家喜在出狱后深刻反思的问题。
“因为中共一轮又一轮的打压，我们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民间社会非常散，完全原子化。”丁家喜2017年在接受“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的采访时倾诉了他的担忧。
孔杰荣：中共恐惧、嫉妒，决心制服公民群体
许志永也在《这是我的祖国》中写道：“有人希望中国社会永远原子化，很不乐意地称我们‘串联’。我们是要联合，公民社会需要成长。专制一定会结束，不是我们推翻的，是它自己结束自己。我们做的是建设工作。当它脆断时，这个国家不是一盘散沙，而是有新的希望。”
美国纽约大学的中国法研究专家孔杰荣（Jerome Cohen）认为，厦门大抓捕实质上反映出中共对集体行动的嫉妒与恐惧。
“中共恐惧集体行动，他们不喜欢一群律师聚集在厦门，不喜欢任何公民群体，即使是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中共当然不希望任何群体在中国建功立业，而希望自己成为社会进步的独家代理人。他们非常地嫉妒、并且决心镇压任何独立存在的群体。”
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孔杰荣在1955年曾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前加州州长厄尔·沃伦（Earl Warren）工作。他告诉孔杰荣：“加州不是由悲观者建成的。”
在厦门案的当事人身上，孔杰荣找到一种同样的信念，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应该尊敬他们！”他用中文重重地强调，绝望中的坚守，源于扎根心底的公民信仰。
“如果只有悲观主义者努力，中国绝对不可能进化为民主法治国家。而许志永是一个了不起的乐观者，他要绝地求生，因为他把信仰（faith）托付在中国公民身上，不是政府的奴仆，而是那些不辜负‘公民’这两个字的人。公民是什么？它意味着对你的社会、政府和经济履行某种责任。
他试着启蒙民众，而不是任由其被洗脑。这值得敬佩，可能现在看来，也是完全绝望的。但是，这批人把信仰寄托于未来，而未来始于脚下，始于对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等理念的交流沟通。”
流动难，聚会难，中国公民正被技术分裂为孤岛
许志永曾经直言，类似“厦门聚会”的公民聚会，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公开讨论没有空间，会被无理驱散。所以尽量避开当局视线，私下讨论。”
厦门聚会最终是如何被警方发现的呢？参会者之一王应国推测，除了网格管理制度、奔赴厦门途中的脸谱、形态和语音识别技术，“不排除我们里面有部分人的手机装了流氓插件，可以启动手机的监控摄像头、录音，录到一部分信息。”
王应国指出，一个敏感人员流动到任何一个网格里，当地就有网格员盯守；而且近年来的雪亮工程（Sharp Eyes），逐渐在每家每户、房前屋后都装上摄像头，甚至进驻到客厅。
“第一，他们知道你在哪里；第二，定点跟踪你到那里，包括你身边的手机有哪些人，他们都知道。你真是插翅难逃，你想有点隐私是不可能的。深圳好多小区，摄像头已经伸到你家。”
根据前美国国务院官员、中参馆（China File）高级编辑白洁淑(Jessica Batke)参与撰写的《监控之国》（State of Surveillance），2016-2020年之间，雪亮工程的支出就超过140亿人民币（21亿美元）；中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年底之前将视频监视覆盖率扩大到“重点公共区域”的100％。
基于之前审阅的多份政府采购通知，白洁淑向本台推测出一系列致使厦门聚会曝光的潜在因素，1.地铁、巴士、飞机等交通枢纽的安检和视频监控；2.当地政府监测出外来车牌，发出预警； 3.中国政府常常在餐厅、住所、商场等地安装镜头，甚至收缴私有录像；4.中国政府正试图利用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等计算机算法快速定位追踪目标，甚至以类似“预期性警务”（predictive policing)的方式发现目标名单之外的可疑人员。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也许正在被监控，无论是在电子平台上发言，还是在公众场合行事，尽管他们只是从点A移到点B。”白洁淑说，虽然法国哲学家福柯（ Michel Foucault）笔下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a)还未成真，中共正在努力将自己的眼睛延伸至所有公共场所，最终要不留死角。
“你无法知晓：是哪只眼睛，何时在看着你，你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目标。寒蝉效应就是，人们也许选择完全不再见面和联络对方。他们会自我审查，在国家改变他们之前，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
她无法确定，中国公民社会的出路在何方，是否还有生根发芽的空气和土壤。
社会主义无社会，钢铁机器碾压血肉之躯
六年前，在独立纪录片导演艾晓明的纪录片《新公民审判》中，北京法院外，声援者人头攒动，“呼吁教育平权有什么罪？呼吁公开财产有什么罪？”、“这是我们民族的良知，要在这里被审判……它这是用下位法强奸《宪法》。流氓到家了，丧尽天良！”https://www.youtube.com/embed/LBw9kCervas
（独立纪录片导演艾晓明2014年制作的《新公民审判》，将现场记录和采访穿插在一起，呈现公民对这场审判的质疑以及对新公民运动的理解）
（ 视频和声音 新公民审判时的群众声援 ）
这些愤怒的诘问，已经成为历史的回声。“1226大抓捕”（即厦门聚会案的抓捕）过后，“一片寂静”，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悲哀地总结道。
在被封掉八十个微博、五个微信号之后，她现在能做到的，就是给山东临沐派出所寄去一封封明信片，祝这些“站立的公民”，节日快乐。
“包括许志永、丁家喜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在跟权力做一个博弈，但是这个空间越来越小。你看到立法者和执法者都在违法，从2013年（以来）越来越严酷。”
一个代表性个案是，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和他曾经的代理律师许志永都再次被套上镣铐，市场和社会双双沦陷，西西弗斯的石头回到了原点。
在正常的社会结构里，权力、市场和社会通常是三足鼎立、缺一不可。郭于华认为，这个时代最大的荒诞之一就是–社会主义无社会。
“没有社会，党政权力就没有任何制约。权力无所不至、无所不管、无所不控制。一个一个的血肉，去面对钢铁机器，你如何去磨合呢？而且人是社会性的人、融合性的动物。如果变成一个一个孤立的个体，可不就是韭菜吗？任人宰割。”
对于厦门案的一部分亲历者，培育公民社会的一片赤诚，换来钢铁机器的迎头痛击。
它索要的代价，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自由，还有半生打拼、积攒下来的一切：被剥夺的工作和半冻结的房产，破碎的家庭和失学的孩童，甚至是逼仄的囚室和酷刑峻法。
“我自己就像一个蚂蚁，你们可以随意把我踩死。甚至我连鸡蛋都算不上，鸡蛋打碎了还溅你一身。但我们可以说是仰不愧天，俯不怍人，靠着气节一样的东西，感召其他的人。通过我们的受难，彰显他们的邪恶。”一位因安全原因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厦门参会者无奈地叹息，一群蝇营狗苟、朽木雕成的提线木偶，践踏着他的公民理想，削磨着他的尊严与意志。
不见义人一呼百应，不见邻人守望相助，他孤零零地站在荒原之上，任凭钢铁齿轮碾过骨头和血肉。
一盘散沙，统治者的心头爱？
中国在农业社会阶段，存在着宗族、行会、地方社会等较为坚固的共同体纽带。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的社会组织都被破坏殆尽。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释放出的NGO、社区、维权运动等一系列公民社会的生长点，众人寄予厚望，然后眼睁睁看着一簇簇萌芽都烟消云散。中国民间再度回归一盘散沙。
“散沙社会，是历代大一统帝国征服者，为了防止民间出现和自己竞争的力量（制造的）。”
旅美历史学者刘仲敬对本台表示，中共无法容忍公民群体，就像法国历史上路易十四忌惮投石党人的贵族力量，儒家社会最多容忍地主乡绅的存在，共产党夺权后疯狂剿灭大地主资产阶级。
“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互害社会。处处是悖论，遍地是张献忠。我不能信任我的邻居。”他眼中的互害社会，没有共同体和底线共识，人民头脑里装着风行草偃的价值观，在恶性竞争中挥刀砍向彼此。
绝地求生，出路何在？
公民社会和民主规则的落地和萌芽，在当今的中国似乎已经异常地遥远。一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以免遭到政府打压的厦门案当事人说：“公民运动，黑暗一眼望不到头，现在大家都觉得，束手无策。”
《零八宪章》签署者、广东独立作家野渡也颇感悲观：“旧的方法手段已经不适用了。从一些朋友的批评来看，像厦门事件的聚会是不应该采用的，增加了民间风险和党国打压的概率。民间大规模的秘密聚集交流，可能性越来越低。”
12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说，中共诞生于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
习近平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10点要求，包括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打造坚不可摧的国家安全干部队伍，把可能带来重大风险的隐患发现和处置于萌芽状态。
“一旦政治化，就被干掉了。维权就是一个源程序，不断地增值扩散，最后组成一个庞大的互联网海洋。”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告诉本台，回顾几年前的新公民运动，一贴标签就被极力打压。但在今天的中国，去政治化、去标签化的随机性布朗运动，仍然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陈永苗不希望做浮在表面的啤酒泡沫，而是不断下沉、扎根，远离枪炮，也避开聚光灯。“中国维权人士，要像基督教教会里面的传道士、牧师一样，不断勤勤恳恳地做贡献，做十年二十年。将来的民主化之路，靠你才能成功。”
在改革和革命路径之外，他还提出“民国当归”，寄希望于台海关系升温和美中关系的另起炉灶，最终达到国体回归民国、政体移植自台湾。
“不管你是搞维权的，搞公民的，只有两条选择——要么共产党，要么台湾。从空间上退到台湾去，从时间上退到49年以前。”
刘仲敬则对中国现有的想象共同体和公民社会的前景彻底绝望，最终转向民族发明学，在中华民族的语境之外开辟一套新秩序。他曾经这样形容中国社会瓦解的程度，“一轮红太阳，十亿蓝蚂蚁”，“发育公民社会，就是说：让割草机驾驶员负责在草坪上种树苗”。
“西班牙弗朗哥将军遵守天主教的规矩，韩国军阀遵守儒家的规矩，日本军阀遵守武士道的规矩。（这些）专制政权是有规矩的，可以要求它修改规矩、分享统治权。在这个前提下，公民社会才有可能成功。但是共产党人，并不接受自己定下的规矩。完全没有规矩的人，你没有办法利用原先的秩序来修改秩序。这比五月花号在荒野之上——上面没有统治者，下面没有无产者的情况下——建立秩序，要困难得多。”
他悲观地看到，今天的中国人好像是站在一个无法无天的孤岛上，一切坚固的纽带都烟消云散，而洪水不断涌上来。公民社会的种子无从生长，遍地皆是根无所系的浮沤泡沫，不知会被历史变革的风暴带向何方。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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