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者陈文玲近日在一次智库论坛上指出，中国需要“容错机制”，允许多种表达，不要把所有网络都封锁了。这是近来少有的，体制内学者要求中国思想开放的呼声。但有专家指出，这恰恰说明中国的思想压制已经到了极致。
陈文玲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过去二十年都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并兼任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教授。
她在12月5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研讨会上指出，中国要建设“思想强国”，首先要有“容错机制”，要允许多种表达方式；但现在的官员说的话都一样，都是一个口径。
万马齐喑
这种评论并不让人意外。上周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的研讨会上，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沈大伟也给出了相似的观察。
“在这种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中，信息是自上而下的，下面的人只要表态、听话就可以了。”
沈大伟的原意是，中国政府并不倾听外界的批评和建议。两位学者的观察加在一起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内部的思想界已经被一种声音垄断，缺少色彩。
身在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指出，陈文玲在这种氛围下发出思想开放的呼声恰恰说明环境险恶，“就是因为现在中国控制得过分严密，连体制内的学者都感到压抑，所以体制内学者也必然出现一些声音，要求有所开放，但话都提得很委婉。”
经常评议时政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多年以来已经事实上被禁言。她向本台介绍了针对她的言论压制，“差不多每年他们都会来找我推荐书，我推荐之后，他们想发学者推荐的书目，但就发不出来。实际上就是我的名字是不能出现的，必须把我的名字换一下，比如说，他就只能写郭，然后拼音Yu，一杠，然后华。”
思想上的禁锢并不仅仅针对像郭于华这样的个人。在她所在的社会学界，一些常用的基本概念也被禁止。
“比如说‘公民社会’。社会学本来就是要研究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社会学安身立命的概念。但这个概念都不能在文章中出现，必须换一个别的方式来说。”
矛盾的思想界
陈文玲在同一个讲话中，还呼吁不要把所有国外的网址都封起来，要允许数据开放和数据流动，否则会影响对外交流对话。
但在今年十月份的一次采访中，陈文玲在分析中美关系时强调，美国正在重构全球性的反华体系，而中国将继续其第二个百年的总体战略，到2050年要建成社会主义强国。
陈文玲的官方职务是中国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她的这种说法符合其学者官员的身份。但她所主张的思想开放与社会主义体制内含的压制性又显然是矛盾的。
胡平认为，中国思想界的面貌比较复杂，学者们的思想也存在很多矛盾，“有的人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压制，一方面又希望有点容错机制；有的人则是本来就反对压制，只是现在说话谨慎一些。这些年压制得格外严厉，他们有的人又希望能至少回到前些年，压制得松一些。”
他强调，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知识分子对思想自由的要求都并不强烈，这与中国历史上多数时期并没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专制有关。
“过去中国政府对思想的控制主要是怕你造反，颠覆政权，只要你不颠覆政权，他就无所谓，因为它不是意识形态的专政，而是政治上的专政。”
胡平认为，中国真正进入意识形态的思想专制是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而习近平上台以后，这种专制又进入了新的高峰。
欲说还休
“现在承受的基本上都是压力，”郭于华对目前的思想环境这样感叹。
陈文玲在12月5日的会议上其实也是欲言又止。她说，中国没有把中华文明转化成思想品，缺乏这种转化的能力和机制，有一些值得抨击的地方，我现在就不抨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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