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传媒人起革命 脱离财团后的中国新闻能否延续下去？
RFA制图“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浴火重生。”2020年12月31日，原“有线中国组”班底制作的最后一集节目播出后，主管司徒元以这一句话，为“有线中国组”划上完美句号，同时留下伏笔。
自“有线中国组”去年12月初宣布集体总辞后，观众不舍之声不绝于耳，更呼吁团队“另起炉灶”。原“有线中国组”10名成员近日终于宣布，将加盟网媒《众新闻》，以“众新闻中国组”的身份重现观众眼前，延续团队的“中国新闻梦”。
头炮会以三月中国全国两会为目标，报道中国疫情及经济最新情况，并会保留原“有线中国组”电视节目的部分形式，每晚为观众剖析中国最新局势，并同时期望在媒络平台上，可以“打破旧有框框”，做到昔日“电视台做不到”的，以新形式新手法，报道不同题材的中国新闻。
《众新闻》主笔杨建兴回忆《众新闻》在四年前成立时，和现时一样，眼见传媒空间愈渐收窄，传媒行业前景灰暗，希望向社会传达一个讯息─
“我们的选择到底是挨日子，能做多久做多久？还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向前走出一大步？我们如果有机会，也想传达一个讯息，这一行是仍有办法做下去的。”
有心、有人才做下去，剩下的是资金问题。现时《众新闻》全职编制有13人，“中国组”加入后，相当于人手“翻一番”。 《众新闻》总编辑李月华透露，《众新闻》经历四年发展后，仍未能达至收支平衡，加上“中国组”的加入，急需筹集一笔启动资金，呼吁公众订阅支持，并鼓励现时的月费订户转为年费订户，以支时团队的新发展。
“我们选择继续，关键是大家会否选择我们”
在最新的宣传片中，原“有线中国组”班底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直面公众提出一个问题：“我们选择继续，关键是大家会否选择我们。”
《众新闻》总编辑李月华坦言这是“大胆的一步”，“但不试就永远不知道会否成功”。 《众新闻》主笔杨建兴则期望改变香港传媒旧有生态，由过往以大老板、大财团支持传媒营运的模式，转为由公众自己去支持传媒：“过去以为理所当然，但很多新闻没有了，才会去珍惜”。
他希望向公众提供选择，改变部分社会习惯，有信心社会意识正在改变，也相信中国新闻仍有市场。
以往“有线中国组”在北京和广州设有驻站，驻站记者全天候紧贴中国最新情况。然而“有线中国组”变成“众新闻中国组”后，记者能否再申请到中国采访，也成为疑问。前“有线中国组”助理采访主任黄丽萍表示，目前暂未有计划派记者到中国采访，待团队站稳阵脚后，会再申请到内地采访。
团队表示，如果不能申请到现场采访，会是一个遗憾，但在网络发展下，并非一定要“过了罗湖桥”才可继续做中国新闻。
香港有线电视新闻部去年12月初以架构重组为由，解雇包括前“有线中国组”助理采访主任黄丽萍在内的大批资深员工，管理层事前未有和各组主管沟通，触发“有线中国组”集体辞职。
香港记者记录了中国真实历史
而原“有线中国组”大部分成员离职后，现时的“有线中国组”节目，大量使用官方资料为报道内容，报道取向也被形容是“变调走版”。过往香港曾被喻为中国最自由的一片土地，香港记者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关键时刻，都扮演着重要的见证者和记录者的角色。
中国维权人士胡佳忆述和香港记者最早的相遇，就是30多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上。“说着粤语的年轻香港记者，就在学生的帐篷中。”
胡佳以“香港记者同人”形容香港记者，而八九之后的30多年，他一直和香港记者打交道，甚至协助安排香港记者采访当时仍被软禁在北京的刘霞，更有香港记者被殴打。“这些年我其实是见证着香港媒体同人的投入、献身的精神，还有他们付出的整体代价。”
胡佳说，香港记者留下了很多中国的真实报道和记录，不单让香港观众看到中国的现实情况，部分报道更“出口转内销”，回传到缺乏新闻自由的中国，在网络上流传，“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认可、支持和鼓舞。”
他慨叹，随着《香港国安法》颁布，以及北京加强对香港的管控，只有“跟政府步调走得近”的媒体会受到北京欢迎，真正关注中国实况、有独立见解的媒体，都会受到官方管控，在各个领域都会很困难。
资深中国新闻记者：使命感和现实的对垒
香港资深中国新闻记者刘锐绍形容，前“有线中国组”目前的处境，如同他在八九后离开《文汇报》，和其他传媒人合办《当代》周刊一样，面对资金和采访渠道的困难，形容是“使命感和现实的对垒”，但他强调“办法总比困难多”，强调形势限难，但“不至于死路一条”。
刘锐绍表示，现时香港在北京高压管治下，愈来愈多香港人关注中国情况，未来中国新闻的市场将会更大。
而缺乏大财团的支撑，可以预见中国官方或会以此为由，拒绝批准“众新闻中国组”记者到中国采访，而即使记者以个人身份到中国采访，也有可能被指控“非法采访”；但刘锐绍认为，现代资讯发达，不能入境采访，不代表就完全无法报道中国情况，“元朝这么高压，大家都可以想到用月饼传播消息，今时今日方法更多。”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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