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回应式极权”：对习近平政权性质的判断

（编辑说明：关于中国当下政权的性质，近些年中外学者提出些不同的看法，这里刊发的这篇文章，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从政权政策回应的角度来确定当下的政权性质，是否成立，读者可做出自己的判断，也欢迎更多的学者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准确地判断习近平政权的极权性质及类型，对认识中国和采取正确的行动策略至关重要。但这也是个难题。

在多数政治评论家或观察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习近平政权是一个极权政权，它表现出了极权政体的典型特征，如领袖独裁，一党垄断国家权力且企图控制一切，意识形态的唯一性且不可挑战等。这在描述的意义上是对的。但仅有此还不够，因为即使同为极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社会文化环境和领袖性格下，其程度和呈现形式也有很大不同。如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军国主义的日本以及斯大林的苏联四者之间，极权类型就很不相同。我们需要分析其中的差距，而非泛泛指称。

极权主义的英文名是“Totalitarianism”，又称全权主义，全能主义，含有全能、总体的意思，即国家控制一切，德国纳粹学者、近年来被中国国家主义者奉为导师的卡尔·施米特就把它称为“统治一切”，墨索里尼也是在这个意思上把它定义为“国家掌控一切，没有例外，一切不得反抗国家”。从这个角度说，人类历史上经典的极权主义或极权政体，可能只有德国的希特勒政权、苏联的斯大林政权、中国的毛泽东政权、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以及朝鲜的金氏政权。习近平也想效仿毛泽东，宣称“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而且把它落实为政策，将党的触须深入到私人企业、外国资本、非政治性的民间组织和团体等中共过去不曾或比较少触及的领域。然而，毛泽东能做到真正将党的统治，他个人的思想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甚至大多数人的灵魂，还有一系列的制度配套，特别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单位制和物资的供给制等。但现在这个配套体系没有了，虽然习近平的专政程度比过去大为强化，而且有毛时代没有的科技和数字技术相助，可要做到毛时代尤其是文革那种党/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尽管多数公共生活已经泛政治化，但毕竟不用“早请示晚汇报”，同政治关联不密切的公共空间还存在，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还可以发泄对国家权力的不满，虽然也存在被“喝茶”的风险。另外，它还基本侵袭不到大众的私人生活。

换言之，习即便要复制和复兴毛的统治方式，将党凌驾于一切公共空间上，其实是办不到的。这不是他的能力不够，而是历史根本不可能提供给他这个条件和机会。就此而言，四十年改革还是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这种变化堵死了中国重回毛式文革之路。现在很多人批评习要把中国引回文革，习或许有让中国在思想和观念上重回文革的想法，但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上是没办法将中国强行拉回文革的。

和经典的极权主义不同，习近平的极权统治是在一个开放、数字技术以及强调所谓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样一个价值指向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就为它带来了许多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包括：一边是政治上的封闭和垄断，一边是经济上的有限改革和自由贸易与开放；一边残酷打压政治反对派，一边把改善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作为中共的“初心和使命”，对民众进行儒家式的“讨好”；一边在意识形态上挂着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招牌，一边用民族和国家主义作为思想舆论动员工具；一边倡导依法治国，一边将将法律工具化，实行法家式的统治；以及一边没有展现出对外领土扩张的战略野心和在全球输出共产主义，一边在全球治理中要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一）极权主义的本质是国家实质上垄断公共权力、公共事务并试图垄断私人生活和公民的个人道德，其垄断的程度也就构成了极权的程度。就对权力的垄断而言，中共自全国建政开始，就是一个极权政体，只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长时期，它对权力的控制有所放松，也尝试着和社会分享权力，但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共重又收紧统治权，尤其在他成为党的核心，提出“党领导一切”后，政治空间几乎完全封闭，党成了公共权力的唯一主体，凌驾于法律和宪法之上。可以说，它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极权没有什么程度上的显著差别。

不过，得益于改革开放，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上，与毛式极权和斯氏极权不同，中国拥有了私有经济，且比重还不少。习近平虽曾一度表现出要节制私有经济的发展，扶植和壮大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但随着中国外部环境的恶化，不得不放弃对私企的歧视，并着手推动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中美贸易战开打后，为应对外部压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经济改革有所加强，尤其在开放上，力度比较大，至少对外展示出要接过美国自由贸易的旗帜，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先后建立了海南和上海自贸区，在深圳开展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试验，并在2020年底和东盟十国等签署了RCEP以及和欧盟完成了投资协定谈判。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共政治极度僵化，可在外部压力和内部不满的共振下，也表现出某种灵活性，未来不排除在某些敏感的领域政策不会不出现调整。RCEP的达成涉及法律和政策的修改，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据报道，中国是以和欧盟同一标准，即发达国家的身份谈判的，并在欧盟压力下承诺要对劳工和环境政策以及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要做出某种修正。习近平还表示要加入CPTPP，众所周知，CPTPP在劳工和环境上是黄金标准，对加入者的条件要求很高，中国如若成为其中一员，势必就要修改国内相关政策和法律，如允许成立独立工会。这将有可能迫使中共在政治上作出某种让步。

当然，这些变化并非出自习近平的本意，而完全是为应付同美国的竞争压力。但也说明，即使僵化如习，只要外部压力足够大，是有可能推动他的极权统治出现某种调节和改变，并非完全一成不变。我们应该看到这点。

（二）这些年来让外界强烈痛恨习近平极权统治的，是他不仅以反腐之名在党内整肃政敌，大权独揽，更是对包括党内和党外的政治反对派残酷打击。习上台8年，被当局抓捕判刑入狱的包括律师在内的维权人士、异议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大大超过江、胡时代，特别是2020年这种情况更严峻。其中代表性的有709律师群体、任志强、许章润和张展等。当局除了动用专政工具严厉打压政治反对派，还对他们中的一些人采取冻结银行账户等手段进行经济惩罚，无所不用其极。当局也强硬对待香港抗争，出台港区国安法捕获香港抗争的活跃人士，强行将香港的反抗运动压制下去。应该说，习近平对政治反对派的残酷压迫，还是起到了“效果”，中国国内的异议之声基本被控制。

对公民不服从的镇压充分显示习式极权的残忍，但另一面，对支撑中共政权群众基础的大众，当局又通过“精准扶贫”决战扶贫攻坚、低水准的全民健保，以及改善公共服务有条件回应大众抱怨等方式，以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生活，缓解民怨来赢得支持。做好这些本来是一个政权的分内事，但习近平把它包装成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博得民心。中共组建的初心是要革命，习把革命改造成“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富强”，并把完成该“初心”看作中共使命。也许是因为有在农村做知青的经历，习本人对农村的贫困问题确实表现出非同寻常的重视，但这种重视更多的是服从党的利益的需要。习的七年知青岁月可能让他体认到农村的贫困对共产党长久统治的危害。所以他把完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在他领导下实现，可以被用来作为证明中共有资格统治中国的一个“功业”。习是从此一角度去对待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

表面看，习政权的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功业”带有儒家“仁政”的色彩，与前面提到的对政治反对派的残酷打压产生鲜明对照，但这实际上正是习政权的精心雕琢之处，是用后者来掩饰前者，是它的两手统治策略，共同服务于保政权的目的。习政权是一个披着马列毛（现代化）外衣的中国传统式王朝，至少带有很多传统王朝的统治特点，包括儒家的仁政和后面要谈的法家的“法治”。如果说，脱贫和小康显示的是儒家的仁政，那么打压政治反对派显示的就是赤裸裸的法家式“专政”。正因此，习政权并不像有些自由派宣称的那样没有群众基础和支持力量，它用掌控的财力和儒家式的“为人民服务”“讨好”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特别是在中国较早控制疫情而西方却疫情泛滥后，中共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修补。这一点外界也应看到。

（三）中共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它师承的是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极左一派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它的党纲、组织结构和动员方式都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到文革结束改革之前，中共都抱有世界革命的理想，毛发动文革，也有着这方面的成分在内。至今，它的意识形态虽然抛弃了“世界革命”理想，但还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其组织结构仍然是严格的等级制，并终于在习近平时代变成了习的一人独裁。

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共没有改变，改变最大的是中共的动员工具或者动员内容（请注意！不是动员方式），尽管中共还在用共产主义的海市蜃楼要求它的党员和教育全国民众，但它现在更愿意用一套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话语体系，即“民族复兴”的说辞来打动和感召民众，这也即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中共的这个转变不是从习近平开始，只是他比起前任来更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当然是因为到习时期，中国的国家发展已经到一个临界点。另外，也是因为中共虽然是以革命起家，但它也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其成立初衷，确实也要为中华民族找出路，只是受俄国革命的影响，认为应通过革命的方式。毛泽东在中共的崛起和成功，是中共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影响，独立性即民族性加强的一个表现。但中共要完全放弃革命的意识形态和叙述策略，则要等到改革开启特别是苏东垮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

如今的中共，应该说已经完全没有了世界革命的理想，即使习近平要回归中共的创党初心，他也是把这个初心解释成民族主义的复兴和民粹主义的幸福。中共虽然还保持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然而，这可能更多是出于延续历史连续性，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考虑。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的美好蓝图理想，它在现实中的承担者和推动者是各国共产党，它曾经也吸引了中共的广大党员，为中共赢得政权。尽管这个理想过于遥远，对讲究功利的现代人包括中共党员来说没有吸引力，且它在人类实践中造成的灾难让许多人放弃了它，但在中共看来，党需要有一个“无私”的理想作为招牌遮掩它实际的自私自利，同时和中共自身的历史不能割断。

当然中共知道共产主义理想已经失去了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解释力，所以它只在党纲和一些特殊的场合才祭起共产主义这面大旗，它也以此要求党员，但完全变成了一种形式化。在党纲和日常宣传中，包括所有重大的场合，它都以民族复兴的使命代替共产主义理想。民族复兴既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叙述话语，同时也是回归汉唐盛世，以此唤醒大众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回归传统王朝的治理。小康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概念就充分显示这点。前者（二）部分分析了， 这里说说后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反映习近平要在全球推广共产主义，它只是中国儒家“大同”理想的现代翻版，从这点来看，它和小康社会一样，有着传统儒家的“仁政”色彩。但这个现代版大同理想是否是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扩大版，由于习没有给出该概念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清楚，它不是要在全球推广共产主义。

（四）前面指出习近平政权是一个穿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传统王朝。它既体现在用所谓的儒家德治和仁政治理现代中国，更体现在用法家的“法”来治理中国，包括用“酷法”办理政治案件。这就是中共提出的“法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后者的价值导向看起来是现代化的，但它衡量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标准，是要在全社会做到有“规矩”可言，规矩即“法”，凡事皆有规矩/“法”，按规矩/“法”办事，就是治理能力和水平提高的标志。

然而实际上，这里的规矩或“法”，虽然也包含着现代的法律（主要与政治无关，涉及经济和社会治理的领域），但主要是中共特别是习近平意志的一种法律化、条文化。从这个角度说，中共推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习近平在党内搞的“政治建设”是一回事，两者都是要建规立矩，而这个规矩或者法律的首要目的，是确保中共的统治及习近平的权力和权威。

现代国家都是法治国家，权在法下，以法治理，法即是权。这是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区别传统国家、传统社会的标志，后者不是说没有法，但传统国家的法一般是朕即法，有权就有法，这个法是随统治者的权力和意志而变的，因此，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或者说是“权法”。

习近平也要叶公好龙，他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免得被人批评为前现代国家和社会。但要真正成为现代国家和社会，就要建立真正的而不是假装的法治，以法来约束和限制权力，中共就必须在法之下治理社会。然而，习近平的依法治国，以及他要建立的法治中国，虽然形式上也强调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在某些与政治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事情上，也强调程序正义，然而，它无法做到权出自法，共产党必须在法之下，而非高居法之上。因为这样一来，他本人的权力就必须受法制约。但习不想自己的手被法捆住，所以，中共的经典表述是它“领导人民制定法律”，换言之，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是不受法约束的，中共的依法治国本质上还是权大于法。这些年中国对建设法治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建立了一个形式化的法律框架，事事看似有法可依，改变了过去“无法无天”的情形，似乎这样就现代化了，但中共的法治实际上还是“权治”，法碰到权一点都硬不起来，只是被中共当作工具使用，给权力披上一件法的外衣而已。

中共法律工具化的一个方面，就是政治问题、政治事件法律化，中共现在不承认有政治斗争、政治反对派、政治犯，将言论问题、政治反对派的行为当作刑事问题和刑事案件，用刑法来处理。它必然会损害法的精神和法律本身，这样，在适用刑法方面，完全取决于当局权力者的看法。大量的维权案件和言论问题，最后都是作为刑事案件被处理，很多人都被判了重刑，就体现了这点，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任志强。

可以说，和中国传统王朝一样，习近平政权也是一个典型的马（马克思）表法（法家）里的专政政权。它的治理虽然有马克思主义做外表，揉进了一些儒家的成分，但法家色彩明显要多于儒家，法家式治理占主导。法律（包括党内“政治建设”）成为习近平集权和为中共统治保驾护航的工具，是一姓一家的“法律”。

（五）习近平政权对内实行政治高压，对外也抛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中国外交当局对引起国内外广泛批评的“战狼外交”明确表示不放弃。不过，习近平释放的外交政策信息和外交目标也是含混的，它是否如西方忧虑和批评的那样要向世界输出共产主义，改变冷战后格局，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取代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主宰全球，需要审慎评估。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崛起，习近平和中共要为中国谋求和自身实力相称甚至超越国力的地位和权力，乃至要让中国成为全球权力的中心。他是有此野心的，他本人并不掩饰这点，多次宣称中国正在向世界中心走进，说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共存。这背后的潜台词很明显，如果中国还不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老大，也至少应该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导世界。他提出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其目标当然是要像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一样，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共并为此也在做努力和部署，如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要求改变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提高中国在其中的权重。中国最引起西方警觉的“一带一路”，虽然不是一个外交战略，但是它带来的地缘政治结果，必定是改变中西特别是和美国的全球力量对比。

尽管如此，仍要区分谋求成为世界中心是否和颠覆全球现有秩序一致，野心是否等同结果，中国是否有实质的推翻后冷战国际格局的战略、政策和举措，有输出共产主义的行动。之所以外界特别是西方会产生中国要改变世界，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新霸主的印象，和在这些问题上的混淆是分不开的。

前面指出习近平有让中国成为世界中心的野心。但也许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可以有两个或多个中心的，正如他本人和中国政府多次表示的，中美可以共存，意思是我不吃掉你，你不吃掉我，我们共同领导世界。这可能更接近习近平的真实含义。从第三者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崛起速度固然有些超出外界预期，习对中国实力膨胀的认识也可能产生误判，即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实力，然而，有理由认为，习没有自大到中国现在就可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老大的地步，即使他有这样的妄念，他的顾问班子也比他理智得多，会认识到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还是很大的。换言之，中国现在有实力在某些方面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而且特朗普四年“美国优先”的政策也给了中共这样的机会，但要完全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相信习近平没有这样的想法。

人们看到，在中美贸易战、美中对抗中，中共外交当局多次强调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也无意取代美国，中国更不会去试图改变现行国际秩序，因为中国自己就认为，中国是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即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当美国搞单边主义，频频退群时，中国反而维护全球多边主义和多边秩序，因为它知道这是其利益所在。外交当局这样的宣示不仅仅是对美国和西方“虚伪”的示好，的确也是在这轮美国对中国的极限打压和围堵中认识到中美无论经济科技以及总体实力都还有很大差距，现在就盲目公然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只会给中国继续崛起制造更大障碍。逻辑上也是，既然一个国家自称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获利最大，它又要改变这个于己有利的格局，说不通。

所以，客观解读，习近平的想法应该是，中国不会改变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和格局，但中国要和美国一起领导这个世界，至少美国要把更多的国际权力分享给中国。如此理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中国一边“喊冤”，宣称自己不改变国际现状，一边却又高调表示要给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当局这么说，是它认为，现行国际秩序有很多不完善不公平的地方，中国有责任使它变得完善和公平，那么这个“责任”就是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要说“中国方案”完全不会塞进中国制度和中国模式那套内容，是不可能的，但它也不完全是中国模式的国际翻版，而更多可能是中国为世界设计的一套治理版本。就两者的关系而言，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有关联，但不能等同。在习近平看来，它不仅仅代表中国利益，也代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愿望，习把这套方案贴上道德标签，以此来回应西方要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指责。

 

从以上分析看，关于习近平极权政权的性质，对它某种程度的复杂性要有认识，此种复杂性可用“纠结”一词来形容。借用美国学者沈大伟十多年前研究中共提出的“调适”概念，今日的习近平政权尽管非常僵化僵硬，但依然没有完全丧失应变的能力，尤其在经济领域。当然这是外界压力的结果，但也表明，它会根据外界环境的表现，改变某些政策和法律。即使在敏感的政治领域，它也可能以政治经济化的方式做出某些调整，以回应外部世界。如独立工会和强迫劳动的问题，若中欧签署投资协定和中国要加入CPTPP，就无法回避。就此而言，当中国的地缘政治极度恶化，开放倒逼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习近平政权无疑是人类历史少有的极权政体，说“少有”不是指它的极权强度，在这点上，它比不上它的先辈毛泽东和斯大林，而是指有效性。借助于高科技和数字控制技术，它实施了对大众最严密的监控，对试图挑战它的力量，包括政治反对派构成了有效威胁。但毕竟人类的政治文明在40年的开放中在中国扎根，这是习式极权与毛式极权最大的不同，也是习式极权不可能重回毛式极权的根本原因。尽管人们会对这种极权恐惧，但不会有全民崇拜，虽然习近平很想人们崇拜他。相反，很多人虽然基于各种考量，包括自身利益不会公开起来反抗他的统治，然而也决不欣赏附和，对他存在很大不满，包括统治集团内部。在这点上和毛式极权有着本质差别，那时大多数人对毛式极权是不自觉，心生混沌的。这些都是未来变革的条件。

正是考量到上述特点和区别，可以把习近平政权看作有某种弹性或调适能力而非完全僵化的极权政体，用一个词称呼，叫做“回应式极权”。这是在现在的科技条件和开放环境下，又遭遇外部围堵的中共以应对外界对它的变革要求而正在创造的人类尚未遇到的一种新式极权。从这个角度说，它还真是习近平和中共对人类极权历史的一大发明和“贡献”。但也说明，用过去破解极权的方式对付它，可能会有难度。

此种新式极权的生存力究竟会有多强，不好预估，但鉴于当下中国的国力、民众对习政权的认可度以及西方尤其美国自身的问题，反极权的抗争恐怕要进入一个较长时期。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