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常务副主编、此前曾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编辑、主笔及《商务周刊》主编的高昱三十年没有启蒙运动，只有畸形的“让一部分人人先富起来”
财新网常务副主编、此前曾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编辑、主笔及《商务周刊》主编的高昱，在二零二零年最后一天发出一篇短文：“我敢僭越的说一句，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比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更恨我们。”他有感于中国宣传机构，将武汉肺炎病毒泛滥由坏事变成好事说：“这个国家的惨痛损失却变成了凯歌礼赞，教训已经被忽略，甚至都看不到几个人还在追问。”
高昱还写道：“失败就失败了，我是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即使回到黑暗，我也不会去回忆那些曾经有光照进来的日子。没有光，那就取火。”
这是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自由派”媒体一贯的文青文风——好像他们真的是正义的化身和光明的使者。这群新闻人，大都不是新闻系毕业的，而是中文系出身，特别喜欢煽情。
然而，在高氏的贴文下面，人们大都是冷嘲热讽，支持的人寥寥无几。冷嘲热讽的，除了少数五毛党和小粉红之外，大都是对中共的本质有着比“改革派”公知和“自由派”媒体人更清醒认识的草根人士。
高昱承认失败，这一点无疑是真诚的。但此一失败，不是所有反对派的失败，而仅仅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寄生体制反体制的屈原式道路的失败、是“第二种忠诚”的失败。所谓“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群体的自恋与臆想。他们还在刻舟求剑，而很多草根民众早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高昱将自己新闻从业的二十年，放在“启蒙的三十年”的背景内定位。然而，六四枪响之后，哪里还有什么启蒙运动？一九八零年代的启蒙运动，早已在那一场血雨腥风的屠杀中画上句号。不敢直面六四的血泊而奢谈启蒙，如同望梅止渴、缘木求鱼。
高昱自以为义地以启蒙者自居，大概是因为他对一九八零年代的思想遗产一无所知——或许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中共对具有独创力和彻底性的异端思想和异端思想家的绞杀，使得当代中国出现了学者朱学勤所说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现象。高昱在体制内媒体享受高薪和优厚待遇，有一种巡城御史般的荣光，当然不曾与刘晓波及《零八宪章》群体有任何交集——后者才是真正的启蒙者与反抗者。
在一九八零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学者包遵信，早已对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失败的原因作出深切反省。包遵信在《未完成的“涅盘”》一文（收入《批判与启蒙》一书）中指出，“所谓启蒙走向反面，说明启蒙的起步就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点。‘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始终停留在政治、伦理的层次，缺少现代哲学的理论深度。”他进而剖析说：“启蒙屈服于政治，最后却被政治扭曲了，淹没了。启蒙的这一厄运，从启蒙者主观自身来说，他们没能完成自我精神的超越，所以尽管在理性上最先觉醒，对传统进行理性的批判，可是感情和行动上，往往又回到传统。”这是五四那一代人的悲剧。
而高昱这一代人的悲剧是，晚近三十年来，根本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启蒙，只有邓小平所说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邓小平的这句话，点出了畸形“改革开放”的实质。高昱和他的同仁们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至少分到了一点残羹冷炙。所以，他们永远只能点到为止。
唯有财新可以说话的言论自由，当然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
高昱在武汉封城期间，带领两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穿着防护服在武汉采访调查，频频披露疫区情况。后来，高昱在财新播客谈及在宛如敌占区的武汉的新闻采访工作时说：“我们可能发现了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八十的事实。”不过他另一句话被拦腰折断：“只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调查内容被发表出来。”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我更倾向于相信，他们发现的真相不到百分之一，他们报道的真相不到千分之一。因为他们的报道权和言论自由并非由宪法赋予的，而来自于他们背后的某一权势力量的支持。
法国《世界报》评论说，财新是中英文双语的经济新闻网站，数记者倾向于言论自由和民主理念，在中国算是一个大胆的“自由媒体”。《世界报》特意给“自由媒体”打上引号，言下之意是说，它是“伪自由媒体”，就像鲁迅以《伪自由书》命名其文集一样。《世界报》也点出财新貌似自由背后的不自由——“在这个猫和老鼠的游戏中，属于上海演艺界大亨黎瑞刚的财新网，知道如何把审慎、经验、分寸结合在一起，并得益于创始人胡舒立的真实或被猜测的政治人脉。”众所周知，胡舒立的靠山是习近平最得力的副手王岐山。没有王岐山的撑腰，财新一天都不可能存在下去。
数年前，财新参与了王岐山帮助习近平扳倒周永康的权力之战。就在中央宣布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当日，财新精心准备一年的、长达六万字的长篇报道《周永康的红与黑》瞬间曝出，主要执笔者正是高昱。一夜之间，此文风靡网络以及微博、微信自媒体平台，当局刻意纵容其病毒式的传播。如果说，当年毛泽东以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宣告了刘少奇集团的垮台，那么今天习近平就利用财新的这篇《周永康的红与黑》的网络文章，宣告了周永康的落马。
作为周永康时代人权灾难的受害者之一，我当然对周永康的下场没有任何同情。我也不接受其儿媳黄婉的道歉——二零一九年二月，黄婉在推特上发文说：“我是黄婉，美国公民，周滨的妻子，周永康的长儿媳。我目前人在北京，接受小区矫正，滞留在中国已经五年。我的处境并不安全，但我愿以无惧做最真诚的忏悔，忏悔当我享受特权的时候对维护司法的健全毫无作为。希望我的遭遇能让当权者有所警醒，维护法律的尊严与公正是为自己也是为家人。”她还说：“我作为周永康的家属，我要对所有在周永康执掌政法委期间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公民说声道歉，你们维权的路上异常艰难，我也踏上了这条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周永康及其家族统统被剥夺最基本的自由与人权（包括探监权）之际，他们这才悔不当初。
然而，另一方面，我不会对高昱和财新“打死老虎”的揭秘文章给予一点点的赞扬，他们不会不知道自己在这场高层权力斗争中棋子的角色。后来，高昱将多年的报道和评论结集为《人民需要放鞭炮》一书出版（能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出书，书的含金量可想而知）。这个书名看似辛辣，实际上是“多情应笑我”——人民从来没有放鞭炮的权利，党允许你放，你才能放，党若不准你放，你只能沉默是金；中国的记者和文人也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党赐予你言论自由，你才能“为党出声”。
真正的言论自由，不是在体制内媒体小心翼翼地发声，这一点刘晓波早在一九八零年代就洞若观火。刘晓波指出：“在中国，一份具有独立发言权的民办刊物、一个具有自治权利的民间团体对于民主化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执政党的改革之举。台湾从五零年代的《自由中国》杂志开始，历经《民主评论》、《大学》等杂志，终于在三十多年后迎来了言论自由和反对党建立的时代。中国难道真的就做不到吗？”中国真的做不到这一点，刘晓波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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