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共产党当局出动其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和平示威者进行武力镇压，导致大约几百名、几千名无辜者打死。死者包括上班路上的工人，在街头卖西瓜的小贩，只是为了见证那一血腥的历史时刻的旁观者，外出给生病的孩子买药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张望发生枪声的街道的人......
镇压过后，中共当局不承认，不认错，不道歉，不赔偿，并对要求政府道歉和赔偿的受害者家属及其支持者进行骚扰，同时禁止学界和民间人世对那段历史进行调查研究，禁止中国媒体谈及那场镇压，即使是从歌颂中共果断决策展开镇压的必要性的角度提起也被禁止。
对那场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屠杀的研究在中国被严厉禁止，有关的研究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主要是在外国进行的，研究成果也都是在外国发表。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又译西蒙菲莎）大学社会历史学学者周杰荣（Jeremy Brown）的新专著《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是六四研究的新成果。
周杰荣在书中如此阐述了他的总体研究思路：“在将北京屠杀作为历史来处理的过程中，我采取了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总体思路，指出那些被打死的人的名字，指出屠杀推手的名字，征引（受害者遗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调查成果，交代死者是谁，死时正在做什么。”
关于屠杀主力和屠杀规模的问题，周杰荣写道：“在进入北京的部队当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和空降兵第十五军这两支部队表现尤其突出，它们分别从西面和南面接近天安门广场时一路直接向平民射击，对居民楼扫射，但很多其他部队的军人或者这是出于迟疑、恐惧或不愿以平民为射击对象没有开枪杀人。那场屠杀是可怕的暴行。假如其他几十支部队也跟三十八军和空降兵十五军一样急于开枪射击，屠杀就要更恶劣得多。”
作为一个外国的历史研究者所面临的局限，周杰荣也在书中表示了反思。他写道，“北美写六四研究的书或文章的作者所处的社会，他们所处的社会是崇尚父权、有性别歧视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一现实也制约了学者决定什么是值得写。”
在接受美国之音就他出版的新专著所作的专访中，周杰荣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写书这本书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的书是一种突破口。他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谎言。”
在采访中周杰荣介绍了他所认为的他的新书比以往的六四研究有所推进的地方，并扼要回顾了过去三十多年六四历史研究中他认为是最重要的或最值得关注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国内的人在极端严酷的条件的研究。
以下是周杰荣采访纪录的第二部分。（文中内容只代表他个人观点）
金哲问：你在你的大作中指出，关于六四天安门屠杀，有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宣传，如六四屠杀的发生是柴玲之流的学生领袖在某后黑手的操控下蓄意挑衅将中共领导人逼入墙角招致的，如1989年6月3日晚上和4日早上天安门广场没有人被打死。在你看来，如此之多的人听信中共的宣传，是因为中共的宣传力量太强，持续时间太长，信息封锁太厉害，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德国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有一句名言说：“说谎者具有一种绝对优势，这就是预先知道听众希望或期待听到什么，这就使谎言通常比事实更可信，更合乎情理。”你是否认同阿伦特的这一观点？假如不认同，为什么？假如认同，你认为在已经把信息封锁做到世界第一、公众的言说大都在中共政权掌控之下的当今中国，相对贴近真相的叙事出头的希望或突破口在哪里？
周杰荣答：我希望我的书是一种突破口。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谎言。我的目的是用写调查性新闻的那种方法来写历史，来挖掘当时的真相。所以我的书虽然不能在中国发表，但将来有希望。我的很多中国朋友告诉我你必须要写这本书，中国需要这本书，中国需要研究六四。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历史学家做很普通的很一般的历史研究，这是他应该做的。展示这一点也是一个突破口，这也是一种反对谎言、抵御虚假宣传的方式。
但是你说的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撒谎者有一种天然的优势，我不是特别相信也不是特别同意。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宣传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谎言问题。特别是89年、90年、91年，中国人（在他们记忆仍然新鲜的时候）知道什么是宣传，知道什么是假的。中国人非常聪明，跟各个国家的人民一样不傻。他们知道什么是宣传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相。他们也知道中国共产党用解放军杀人非常可怕，非常恐怖。
这不是一个相信假新闻相信假信息的问题，而是你假如反对这个谎言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被抓，你的家庭也会受到连累。这是恐怖所导致的结果。因此，突破口是消除了恐惧就有了好奇，想知道历史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现在可以研究、可以分析。所以突破口是你要离开恐惧的环境，才能突破假的宣传。
我的一些学生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到加拿大来学习历史。他们还是有点恐惧感，因为他们没能完全离开中国，他们还有家人在中国。他们会受到家人或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的影响，所以有些害怕说错误会影响家人。但是他们相对更自由，没有什么更大的恐惧的事情。他们可以开始挖掘，可以开始学习。然后他们可以开始说，哦，这个是宣传，这个是事实，这个是历史的真相，这个是共产党的谎言。
这个我也觉得是突破口。所以我看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学习中国历史，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希望。
问：假设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推广你的最新著作的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你要说什么？
答：我要说我的书有四个部分比较新鲜。
第一，我解释了中国八十年代的背景，我的角度是要解释和了解中国人八十年代为什么那么高兴,，是因为他们享受了新的自由。为什么不高兴，是因为他们的期望被提高了，但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自由。他们在八十年代不高兴到愿意示威的地步，是因为在八十年代发生了新的迫害。八十年代有两大迫害，一个是计划生育，一个是严打。很多人的自由，特别是生孩子的自由和谈恋爱的自由被计划生育和严打所限制了。我发现有些参加示威和抗议的人，他们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或者他们是同情计划生育的受害者。要么他们是严打的受害者，或者是同情严打的受害者。这些历史背景可能有的人没有完全分清。他们不知道八十年代计划生育和严打的影响。
第二部分是北京大屠杀。6月3号、六四有解放军开枪，到六五、六六、六七还在杀人。我的角度与众不同是很受天安门母亲的影响。我是要强调受害者的角度。受害者是谁。是卖西瓜的人，是买早饭的人，是工人，是父母出去给发烧的孩子买药就被杀了。解放军乱扫射，所以我在分析这些人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们的名字叫什么以，并此来证明屠杀的非必要性，这是我对屠杀解析的新角度。
第三部分是，我介绍和解释了北京以外抗议的新的事实。很多城市都是有自己的绝食，自己的学生和当地城市领导或中共省委领导的对话，这都非常有意思。北京之外其他城市的对话展示了新的解决问题的渠道，特别是山西的学生和政府的几次对话，越来越深，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有意思。
分析北京以外的抗议运动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内容，包括在处理、镇压和解决示威的问题上，很多城市的经验都证明不需要开枪，不需要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运动。上海是一个例子。很多城市都是例子。只有八九年拉萨3月份有开枪镇压的事情，成都也用很暴力的方式镇压示威，北京当然六三、六四直接是解放军开枪。这很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很多别的城市解决问题时没有使用暴力。所以，研究北京以外的八九年抗议运动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思考（北京屠杀的）线索。
最后，我的这本书的新鲜贡献是对所谓的“双清”运动的分析。六四之后，八九年后半年，九零年很多人需要经过这个双清运动。所谓的双清运动就是清理、清查运动，很多学者完全不知道有过这个运动。当时的人必须要交待自己在八九年4月份、5月份做了什么，周围的人做了什么。我分析显示这个双清运动很有意思，因为它跟过去的政治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很多人不愿意说他做了什么，所以他们说假话混过去，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在当时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但是在所谓的“重灾区”，比如说在新华社、人民日报或其他一些单位。更像是一个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
问：假设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向中国关心中国历史、关心六四屠杀事件奇迹历史研究的人介绍在过去的30多年里在西方的学者对这个历史课题进行的在你看来是最重要、有意义的研究，你会怎么说？
答：最重要的研究是在加拿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写的那本书《镇压人民》（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那本书也是关于六四屠杀的军事历史，那本书在九十年代初就出版了。卜正民八九年六四期间不在中国，但是他在八九年后半年和九零年去中国做了调查写了这本书。他的书到现在还是比较可靠的，对六四历史研究最大的贡献是说明和解释了解放军进城即入侵中国首都的方式是很荒唐的，很悲剧的，那是一个有很多错误的失败的政治决定。他那本书写得不错。
还有一本书是安戈（Jonathan Unger）写的。他在澳大利亚任教，是社会学家。他主编了一个论文集，标题是《中国要求民主的抗议：来自各省的报告》（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Sharpe, 1991）。那本书收录了很多著名学者写他们亲身经历过在西安、在大连、在福建、在上海的见闻。那本书讲的是北京以外的学生运动，有很多新鲜的内容，到现在还是一本很好的书。
关于学生运动，有一个中国人现在在美国任教。他的名字叫赵鼎新，他写了一本书叫《天安门的力量：国家- 社会的关系和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他的那本书也有中文版，那本书非常好地解释了各方各面的学生运动是怎么开始的，有什么问题。因为学生当然犯了很多错误，它不是一个完善的运动。所以，赵鼎新的那本书解释了学生运动的来龙去脉，写得挺好。
还有两个华人，最关键的是吴仁华。吴仁华是我的榜样，我研究六四历史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了解的细节，都是跟他联系。他写了三本书（其中两本是，Wu Renhua, 六四事件全程实实录 [The full record of the Tiananmen movement]. Alhambra, CA: Zhenxiang chubanshe, 2014；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The martial law troops in the June Fourth incident]. Alhambra, CA: Zhenxiang chubanshe, 2009）。89年5月份、6月份他在中国，是政法大学教授。他6月3号晚上在广场。镇压之后逃亡到香港，后来到美国，他现在在台湾。他的三本书写得都非常好，虽然他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是他是专业的学者。他的三本书是非常可信的。
另外一位女教授叫何晓清（Rowena He），她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她写了一本《天安门流亡者》（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她采访了王丹、沈彤，还有一位在广州的一个学生运动领袖。来让他们分析自己的经验。那也是一本很好的书。
关于中共高层领导，也有学者研究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最优秀的学者是台湾成智大学的钟延麟教授，很能分析，也很能从新的角度来解释八十年代的高层领导的老人政治（Yen-Lin Chung, “The Ousting of General Secretary Hu Yaobang: The Roles Played by Peng Zhen and Other Party Elders,” China Review 19, no. 1 (2019): 89–122）。他写得非常好。
这方面优秀的也有美国的学者朱利安·格维兹。他也是分析了1980年代的中国政治，特别是赵紫阳对改革开放做的贡献（Julian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但是，我说的这些著作还不是太多。因为研究六四的难度非常大、非常大，因为这是一个禁区。这是年轻学者不愿意做的课题，因为太难了。如果你做这方面的研究，就可能就不能再去中国大陆了。但还有这些人做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问：我知道我这个问题有点强人所难，但我还是想问：你知道中国有学者在进行六四屠杀的学术研究吗？我说的中国学者是主要是指中国大学里的学者？你知道中国民间有对这一屠杀的学术研究的吗？
答：作为中国的一个大学教授，你的工作任务是发表文章也是写书。你在中国第一是没有办法进行六四研究，没办法去档案馆或做采访做口述史，然后发表文章发表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中国人要做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只能是地下做，或者鼓励我来做，所以我在中国大学的朋友都是鼓励我做，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做。他们想做也不能做。
在中国做关于研究六四的人是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是已经在体制外的完全不怕后果的人。这些人包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玲，包括所谓的暴徒作家廖以武。廖采访了很多暴徒。因为他当时也被称作暴徒，也坐了牢。他也找到了很多被投入监狱的“暴徒”。廖以武敢研究是因为他失去了一切，他愿意做这个。那些暴徒已经没有单位，他们的生命已经被毁灭了，所以他们敢说话。
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她们的贡献是最大的。对于我的研究来说。没有她们的努力我就不可能写成我的这本书。她们这些人经过了所有的做父母的不可想象的悲剧，所以她们愿意为纪念她们的儿女而做这事。这是非常可贵的。
就中国大学教授而言，整个制度不允许他们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你在制度外你可以做。但是这种情况我希望将来会有所变化，我也希望我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课题的线索。
我原来开始教天安门示威运动和北京天安门屠杀的课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中国再开放，能够让我去档案馆研究，可以自由地去采访人，有朝一日我可以真正的做很专业的研究。但是我最后还是决定，干脆现在就写吧。因为历史学家可以研究中国的八十年代，不需要等。虽然现在我们的资料不完整，限制很多，但我们可以抛砖引玉。所以我就开始做了，我觉得值得做。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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