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岁的梁女士在主权移交前便加入香港政府，成为一名从事文职工作的公务员，月薪有近8万港元 （1万美元），是香港个人入息中位数1.7万港元近5倍。 作为一名生活无忧中产，梁女士可以稳稳工作到退休， 可最近却毅然决然辞掉公职，以抗议政府要求像她这样的公务员宣誓“效忠特区政府”。
“我认同公务员不能够公然地去推翻当权者，但也不一定要爱国，首要的应是谨守公义和程序，公共服务和政治是要分开，外国有政党轮替，像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可以换，但公务员都是同一班人，这是社会稳定的原因，有些东西不能因为政治倾向而有所转变，公务员应适当地政治中立，”她说。
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后，大力推动“爱国爱港者治港”，政府公务员体系成为被重点改革的一环，梁女士和一众公务员被要求要宣誓效忠特区政府和《基本法》。政府表示，要求公务员宣誓是理所当然，此举能够对外展示公务员明白公众的期望； 但这让许多像梁女士一样的人担心， 《国安法》让原本承诺给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存， 他们的专业主义也会被政治绑架，失去中立原则。
官方数据显示，香港有17万名公务员， 129名公务员拒签后辞职或被勒令停职或离职。
公务员：爱国还是政治中立？
梁女士选择在当局发出宣誓文件前就递上辞职信，目前没有急于找工作，靠积蓄过活，也已打算移民。对被迫签署声明， 她表示自己非常反感，并不认同公仆必须“爱国”，认为这有违“政治中立”的职业操守，她感到公务员团队正受到更大的压力，可能要被迫执行“埋没良心和有违道德”的政治工作。
梁女士加入政府之时，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她笑言自己是“前朝余孽”，当时的聘用文件上仍然有英女皇的标记，她感叹公务员团队在《国安法》底下受到很大压力，被迫逐步放弃了坚持“政治中立”的原则。
“入职那时候并没有叫我要效忠英国或是英女皇，只是叫我们政治中立，不偏不倚，廉洁守法，不要有利益冲突，”她说。
有批评声音认为，公务员团队处事已非政治中立，例如海关早前针对亲民主派的黄店执法，却宽松对待亲政府的蓝店。
梁女士慨叹，2019年“反送中”示威爆发后，从警方区别对待示威者以及亲政府人士已显示公务员团队不再“政治中立”，这种风气蔓延到其他政府部门。
她举例说，近期香港海关高调动员过百人，搜查亲民主派的商店“阿布泰国生活百货”20多家门市和仓库，指这家店没有按法例在产品上贴上中英警告标签，该公司33岁男董事被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十万港元和监禁一年。
“阿布泰”承认自己疏忽，深表歉疚，但不少网民对事件感到惊讶，认为当局做法是有意针对“黄店”。
海关回应“阿布泰”事件时称， 将执法行动说成是打压是“失实指控”， 是恶意诬蔑，强调任何涉嫌违规情况都会果断执法，该次执法也是根据举报进行的，也“并非特别大规模”。
阿布泰被海关高调执法后，大批市民排队购物支持这家亲民主派的商店。
梁女士说，很多亲政府的商店同样存在标签问题，但海关似乎是出于政治考虑的作出差别执法：“海关这样做已经不是政治中立。以前港英政府就算要针对个别阵营，都会选择一视同仁地执法，即是无论你支持还是反对政府，都会按法例、按程序去执法，大家都要承受，不偏袒一方，但现在如果你是亲政府，它们就会装作听不到，看不到。”
她担心如果继续留在公务员团队会被迫做“违背道德良心”的事情，例如联署支持政府有争议的政策，或是在招聘、惩处或资源分配的过程中，以一个人或机构的政治背景作遴选而非他们的专业水平，而自己又没有能力去违抗上司们的命令。 “以前在政府工作，只要准时上下班，做好工作，不犯规就没什么事，但未来可能就不会是这样了，如果你不尽力去帮忙打压异己，你配合不够，打压得不足，也可能被针对。”
举例说，一名公务员批出一项津贴给予一名市民，如果其后该市民被发现违反《国安法》，那位公务员会否被牵连？这是她现在所担忧的。
她亦留意到，香港政府开始以中国大陆的方式对待公仆，其中让她接受不了的，是被迫参加国家安全相关的课堂，感觉像是要“被洗脑”。
“以前政府不会强迫你上堂、强迫你学习，而是鼓励你去参与。 现在的讲座是强制性，虽然没有讲明会扣你钱或有什么后果，但上司会讲明，这是必须的，就好像中国大陆公务员般，要上很多爱国爱党的课。”
港府在“国家安全日”（4月15日）向公务员推出《国安法》视频讲座，希望加强公务员对《国安法》的理解，有关讲庭由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主讲，“阐述制定《国安法》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正当性”。
港府积极推广国家安全议题。
模糊的宣誓条文
香港公务员宣誓声明内容为：“本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务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
但文件没有定义何为“效忠”，没有定义什么是“拥护《基本法》”，也没有列出何为违反誓言或是违誓的潜在后果。
20来岁的陈女士同样选择拒绝宣誓并辞去公务员工作，代价是放弃3万多港元的月薪和稳定的工作。
陈女士说，她最不满的地方是自己本身入职时的合约没有这条款，而且宣誓条框推得很急，事前完全没有咨询，内容又很模糊。 “一旦被政府说你违反声明，那会有什么后果呢？文件没有说明红线是什么，龙门（球门）任由它搬来搬去，它没有清楚定义何为效忠政府，我进入政府当然是以政府利益在前，我认为我现在这样已是效忠政府，但对它们来说不一定，它们甚至连你的想法也想控制，这事很恐怖。”
她担心，一旦签了这一份文件， 不排除日后公务员会被要求就争议政策作出联署声明，被迫参加其他支持政府的联署：“政府会觉得你为了工作应该可以放弃很多东西，日后就会塞什么给你，你都要接受。”
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被问到政府没有清楚说明“违誓”定义和追责问题，他回应指：“无可能巨细无遗好像清单一样列出来……作了一个承诺，明白和接受这个责任，本身法例上没有刑事责任。”他表示，一些公务员如果因不愿宣誓离职，“是他们本身的选择，对公务员团队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留在团队的人都清楚其角色和责任，要服务好市民和落实“一国两制”。
有工会表示，香港公务员出现举报文化，涉及个案逾万宗，但公务员事务局否认。
公务员团队现“文革式举报风”？
陈女士表示，虽然只是入职政府两、三年，但她已感到工作环境随着社会事件和政治环境有所改变：“这份工作变了很多，无论什么职位，都有政治任务在你身上，你的言行都被视为代表政府，上司会盯着你。”
在《国安法》出台之后，众多香港市民担心触碰红线已不敢发表政治言论，陈女士表示，公务员就更加担心，其中，政府内部出现了一种“犹如文革式举报风”，同事之间互相猜忌，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向上司举报一些曾经发表政治言论的同事。
“很多人会‘笃灰’（互相举报），在办公室范围你不敢乱说话，担心有人录音、拍片告发你，你甚至在社交平台也不敢轻易赞好一个帖子，担心会被人截图，这是一种很像文革的白色恐怖。”
香港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表示，自从公务员被要求签署声明后，出现“笃背脊”（背后举报）的文化，曾有同事截取新入职公务员社交平台言论，举报他们有政治表述。 他称，相关个案至少过万宗，令公务员团队气氛很差，人心惶惶。
不过，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对BBC中文表示，近月来自外间或内部对公务员的投诉，或某一类的投诉有显著增加，“但没有证据显示在公务员宣誓及作出声明后收到有所谓超过一万宗涉及公务员的投诉”。局方表示，有关公务员的投诉，无论来自外间或内部，都会由所属部门或政策局调查，各部门首长或常任秘书长会委派合适人员调查及处理，若公务员事务局收到有关投诉，亦会按既定程划转交相关部门调查和处理。
较资深的梁女士则对BBC中文表示，言论自由并非她离职的主因，她认为公务员本身就不应该在任何社交平台或公众场合以公仆身份发表政见，这是有违政治中立原则。
2019年社会运动中，梁女士以和理非（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示威者身份，参与近乎所有合法的游行示威，惟独在8月的一场公务员名义的集会，她选择缺席，因为她不认同以公务员名义进行社会倡议。
2019年8月2日，香港公务员罕见地以公仆身份举行“反送中”集会，是历来首次有公务员以公职身份发起抗议政府政策的集会，该次集会发起人称有超过4万人参与，港警称最高峰时期是1.3万人。
根据以往局方的资料，除了高级文职公务员和警察等纪律部队外，对公务员被允许参加“与本身职位并无利益冲突的政治活动”。 但这场集会遭到港府高调批评，指“公务员必须对在任的行政长官及政府完全忠诚，并须竭尽所能地履行职务，不得受本身的政治信念支持或影响。”
有观察人士把是次集会认定是北京和港府收紧公务员体制的原因之一。发起该场集会的新公务员工会在今年1月解散，其工会主席颜武周在2月离开原本在劳工处的公务员职位。
梁女士由始至终，不认同该次集会：“无论有没有《国安法》，即使在港英政府年代，香港公务员的言论自由，本身就是有限制，合约写明公务员不能发表政见，可以说，公务员身份是没有言论自由，我自己也不会发表这些言论……我尊重这份职业本身引致的限制，当时是不应该有公务员集会。 你（集会上）好像是做了表态，但害了很多人，共产党就是你愈刺激它，它打你打得愈大力，但新世代是如此决定，没有办法，这是不可逆转，也阻止不了。”
明确拒绝签署声明的公务员有129人，当中113为文职人员、16人为纪律部队（警署，海关等部门），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文件发出前离职的公务员，本地媒体零碎地报导了个别部门似乎有比以往更高的离职比例，但政府并不支持这一说法。
受访的陈女士和梁女士都对BBC中文表示，很多人或有家庭负担，而公务员薪水待遇不差和稳定，拒签声明的比例不大是预料之内。
文章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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