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人口危机显现，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愿放弃对生育的控制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共14亿1178万人，比2010年增长5.38%，年均增长0.53%，比六五普查数据的年均增长0.57%下降0.04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2016年已放弃一胎政策，中国的人口增幅实际比公布的还要低。事实上，根据公安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透露，去年出生并已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而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还有1786万人，可见中国的出生率在近几年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除人口总量外，这次普查还有以下一些值得关注的数据，如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表明劳动年龄人口的15—59岁人口以及表明老龄化程度的60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占比63.35%、18.70%，和2010年比，前者下降6.79个百分点，后者上升5.44个百分点。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分别是91.11%、8.89%，与2010年相比，前者增长4.93%，后者增长10.26%，人口比重上升0.40个百分点。

此次人口普查数据原本应4月公布，后官方推迟一月公布，外界虽然不得具体原因，但相信与已经公布的数据所显示的比预期的人口状况更不理想有关。

人口危机已经上路

人口数据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数据，一国的发展及其政策乃建立在真实人口数量的基础上，这是多数国家每隔一段时期进行人口普查的原因。中国现在还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普遍预测在不久之未来这一“荣光”就要让于印度。从是次普查数据看，中国的人口危机已经上路。

中国已经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

任何国家都需要一定的人口数量特别是年轻人口数量，否则不但生产成问题，若出生比跌破1，若干年后连保种都成问题。尽管一国需要多少人口才合适没有一个公认标准，但普遍认为年轻人口比老年人口多一些，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而中国正步发达国家之后尘，人口出生数量不足以弥补人口老化程度，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问题是，中国人均GDP才刚刚达到1万美元，不仅远不及发达国家，也落后一些人口年轻化的国家。“未富先老”是中国面临的尴尬。也因此，这些年来在中国越来越的人呼吁政府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经济学者和人口学家喜欢从经济角度看待人口问题，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得益于人口年轻化，也即“人口红利”，它贡献了GDP增长的很大部分。人口老龄化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然而由生育率下降所导致的人口问题或人口危机，有远比超出经济单一视角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包括男女性别比的失调，独子家庭的增多，建立在多子女基础上的传统家庭伦理和传统文化的消解等，甚至对战争也会产生影响。

地方、部门利益博弈

不过，面对多年来社会要求放开生育和人口管制的压力，中国政府似乎表现得很淡定，节奏始终是慢一拍。官方直到2016年才全面开放生育二胎，此前长达40年，实行严格的一胎政策，除了在某些时段对特定少数民族网开一面外。一胎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否起到了官方期待的作用，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它的执行过程产生的人道灾难可谓罄竹难书。这也是人们批评计生政策的最直接动因。

生育关乎人的最基本人权，是人之为人的最基础自由，可中国政府长期在这个问题上行使强制权力，对人口生产进行有计划的干预和调节，不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背后原因决非像官方说的计生政策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功莫大焉，以及担忧放开生育会导致人口反弹那么冠冕堂皇，而是有着部门利益的博弈，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乃至中央政府隐秘的对脱贫和特定民族的政治考量等复杂的成因。

1978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当时的中共中央在有关人口问题的“公开信”中说：“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但是，计划生育长期实施形成了深厚的部门利益，正是这个部门利益在计生政策已见成效下阻碍全面放开生育控制。这个部门利益就是计生系统，它包括向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和决策参考的某些人口、经济和社会学界的人士。后者顽固地坚持中国人口太多有害论，有的认为中国人口8亿就够了，他们甚至向中国政府提供虚假的人口信息。而计生部门长期将征收社会抚养费作为控制人口的手段，这也就在实际中导致目标和手段的背离，即手段本身成为目的。虽然社会的挞伐和生育率的下降使得中国政府后来改组了计生部门，但直到今天还曝出个别地方的计生部门向民众征缴抚养费的事情。

社会抚养费对很多财政收入不足的地方尤其基层政府也是一种激励，被用来解决庞大公务员福利的一种方式，特别在10多年前这很普遍。在这些地方，政府往往默许甚至纵容计生部门去征收超生罚款。如果说计生罚款只对穷地方的政府有吸引力，那么鉴于中国政府以GDP增长来考核官员，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不会有意愿去调整计生政策。因为假如在经济增长水平大致差不多的情况下，一个地方的人口越少，人均GDP也就越多，从而有利于提升官员的政绩。而且，对地方政府来说，它们会认为调整计生政策是中央政府考虑的问题。

生育、抚养成本过高，导致中产阶层不愿生育多个孩子

控制人口=控制社会

就中央政府而言，之所以在公开信承诺的30年后放开计划生育不兑现，一方面是受计生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的建议误导，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私利”考虑。中央政府的“私利”主要有两个：一是脱贫，二是对特定民族人口过快增长的担忧。中国政府需要用脱贫来证实自己统治的正当性，这不只是习近平一人的想法，从邓到江胡，都如此，中国改革的最大动力就是摆脱贫穷，只不过习在前任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明确的脱贫时间表。而人口过多显然不利于脱贫的实现。所以中国政府常常夸耀计划生育在过去30多年使人口少生4亿多。这也是2016年中国政府只全面放开二胎，不放弃计生政策的原因。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显然担心全面放开生育会冲击2021年如期实现脱贫任务，还会导致之后的反贫。而全面脱贫关系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后者对巩固习的统治和权威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中国政府担忧的另一问题是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将会使某些特定民族的人口激增，超过其在现有民族人口的构成，“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甚至有导致分裂之危险。中国过去的一胎政策，主要是针对主体民族——汉族，对少数民族则允许先二胎，对一些人口特别少的民族，允许先多胎。但在实际中，一些少数民族先多胎的现象很普遍。这导致整体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要快于汉族，本次普查数据亦显示这点。由于某些特定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与汉族不同，在本民族意识觉醒下，出现了一些争取本民族权益的事情，被中国政府认为构成对国家安全和统一的挑战，所以必须在人口上控制他们过快增长。

对很多人来说，随着生育成本的提升，即使放开生育限制，他们的生育意愿也很低，愿意生育第三个孩子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有特定生育文化和宗教的民族则很可能愿意多生。因此，若完全放开生育，汉族等人口生育意愿难以有效提升，依然会维持低生育率，而那些有特定生育文化和宗教的民族人口数量会突破一切约束，孩子越生越多。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专门针对某些特定民族去进行生育限制，否则会被视为种族歧视，受到国际谴责，甚至激起民族矛盾，能够实行的只能是所有民族在生育上一律平等，也就是继续保持计划生育政策，只允许生二胎最多放宽到三胎，这样，就很难会有特定的民族人口迅速超过现有的中国民族人口构成，起到了限制他们人口膨胀的作用。

上述两点考虑尤其后一点是中国政府不可能公开对外讲的。中国的人口和生育问题不单纯是个经济和人权问题，它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待中国政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鉴于多数人的生育意愿已经降低，尽管中国的人口危机已经显现，中国政府在未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可能性依然不大，最多可能的是允许三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