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 | 写给公知圈：中国需要一场身心灵的变革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是基督教在中国大复兴的四十年。1949年的端口，中国基督徒大约有90万人，经历各样政治风暴和运动横扫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基督徒又可在地上活动时，人数已近600万。可以显见，酷烈的红色政治击败了所有对手，惟基督教仍在润物细无声地成长。

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今天中国基督徒差不多有近亿人口，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十年，这一信众还将超过2亿人，中国也将成为全球基督教信仰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却带来了两方面显而易见的忧虑。

一方面是政府层面的恐慌，他们迫不及待地制定出一些新的条例条规，用公权力方式来抑制基督教的快速成长，浙江强拆十字架运动乃至当下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逼迫等，无不与此攸关，但这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一方面是公共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一教独大”横生出许多的担忧，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多元化殷殷关切，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追求带有天然道义与使命感。他们下意识地以为，基督教独大，势必会将其它宗教或民族文化从整体上埋汰，进而影响社会多元化的发育。

这是一个非常诡奇的人文现象，日益固化的权贵阶层与推动社会转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家国天下的诸事上多执异议，唯独对基督教在中国的蓬勃兴起，有着不约而同的横虑。

笔者在中国经济文化界有许多朋友，像经济学家胡星斗、人文学者笑蜀、剧作家黄世英先生等，他们与我交流时，都袒露出这种内心的隐衷，甚至还带有文化与信仰的忐忑。

郭飞雄先生发给我的关于他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系列理论与观点，也带有这种焦心热中之虞，虽然他看上去并不排斥基督教。

事实上，我们应该明白，基督教才是全球化和社会多元化的真正推手，而且，唯有基督教文明的社会，才会有真正意义的文化多元化。

荷兰政治家和学者凯波尔对此很有洞见，他认为：未有天地之先，三位一体的上帝本为一统；开天辟地之后，上帝与选民又成一统。但在天地之间、时间之内，巴别塔下被天使变乱的口音，不能一统；各按海岛邦国居住的诸族，不能一统；多样化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形态，不能一统。

如果你对这种带深刻神学奥秘的话似懂非懂的话，那么用C.S.路易斯的观点来看就简单明了多了，他认为从伊甸园到巴别塔，“统一已死，多元当立”，这是人类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也是人类自身的宿命。

换言之，任何反对多元化进而强化大一统并施之以思想统挟的行为，都是在逆天行道，必然带来人伦社会巨大的灾难。保守主义大家哈耶克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任何强行统一的尝试，都会打着“历史终结”的旗号，实质上退回到未有历史之先；貌似最美观的理性设计，一次次把人类带入非理性的血海深渊。

故而，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们发起教改运动以来，直到我们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越是以基督教信仰为背景的国度，社会多元化越趋丰富多彩，奥秘就在于此。

坦率地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对这些历史的看见也都普遍认同，但他们若把自己置身在普罗米修斯的情怀时，就会因着理想国的幻觉，继续保持对基督教的那种深层岐见。比如他们仍会下意识地以为：基督教“一教独大”实质上正在快速边缘化我们固有的宗教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云云！

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必然会有社会逻辑的纵深思考，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心灵磁场中，还带有深刻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文色彩（其实我们也有），也即是固有的传统文化基因（我们因信仰而更新），他们既想保持和承传这些习以为常的并渗透进灵魂的文化记忆，又想阔步与世界最美的价值观达成和光同尘的共识，这就决定了当下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信仰的更新与取舍上，因着这种缠绵悱恻的心理矛盾，产生了不由自主的排斥。

我们正处在一个千变万化的富有挑战意义的时代，大变革虽然可以带来英雄主义的快感（公知尤其如此），但也会不由自主地坠入到这样一种悖谬之中：沉浸在物质欢愉中的精英们反而更加难以解决物质层面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当社会试图固化之时就必然是全民大撕裂的开始，直至社会在摇摇欲坠中失去中心。

这些都是我们固有的宗教文化解决不的，即惑我们当下的法典如此丰富，对日益颓废、茫然无措的中国社会，也只能扼腕长叹，人们亟需重建有价值和有责任的信仰。这就是M·维沃在《思想的后果》一书中所说的，更高的人类会赋于世界一种充满想象的意义。

我们知道，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万教合一、偶像林立的社会，信仰的终极也是自己成为那类偶像。这就是易中天所说的，多宗教就是无宗教，多信仰就是无信仰。所以中国社会很难靠自己的文化演绎出政教分立、三权分立这样的高端东西，就委实不怪了。

信仰及其制度，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基督教不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宗教（或宗教独大）的国家，而是要使这个仍在文化旷野中迷茫俳徊的民族，迈入一个有真信仰的国度。这样的国度里，改变首先不是从别人开始的，甚至也不是从国家、社会、政党和政府开始的，首先是从自己开始的，从自己的家开始的，由小及大，由低升高，彼此相爱，互相效力，这就是基督教信仰要带给这个民族颠覆性认识的福音。

这样看来，国人常说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也是颇有道理的。今天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所推崇的民主宪政，的确是个好东西，也为基督徒所奋斗和追求，因为这毕竟是我信今生的福利。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那种撇下信仰直奔民主与宪政的选择，诚然所走的就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捷径。

我们为此要澄清一个基要的观点：基督教从来不是用来改造中国的，任何企图利用基督教来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想法，都带有“替天行道”的邪恶思想，信仰必会陷在极大的世俗过犯之中，因为这容易把基督教乃至上帝，当着实现社会目的工具。

我们认为：社会也好国家也罢，离开了人和人权，就显得虚空无无。故而，基督教核心关切的只是人的本身，并透过福音来更新人心。倘若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自己的困境，家庭就是社会的困境，政治就是政党的困境，政府就是国家的困境。而改变人心，就是改变家庭、改变社会，改变政党，改变政府，更是改变世界。

基督教会改变中国吗？当然会，人心是社会的起点，基督教必然改变中国。

如果你明白这样的逻辑，就会豁然洞开，社会涌现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乃至科学家，远没有上帝赐给国民一位好牧师带来的祝福更大！

所以当下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并不是社会转型，乃是先要有一场国民身心灵的变革，当我们内心属灵的土壤真正种下公义、自由、良知和爱的种子时，石心才会变成肉心，才会熄灭普罗米修斯式的极权心火，实现十字架上宽恕与和解的声音，社会转型自然会水到渠成。

从这一层面来讲，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复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是社会新的亮光，是一个民族走出成亡败寇的开始，更是信仰与文化更新的天机。

我们的国运恰恰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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