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中国青年的愤怒

中国互联网行业盛行“996”工作制

（德国之声中文网）简单地说，“躺平”意指放弃靠拼命工作来攒钱，不断产生焦虑而伤身的生活模式，采取主动降低自身欲望，从而缓解生存压力的一种生活哲学。“内卷”用一些学者的话说，指“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及“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两者的意思刚好相反，一个代表“退出竞争”，一个指向“过度竞争”，事实上，“躺平”针对的恰是“内卷”所代表的强迫自己拼命工作，来获取相对别人的微小竞争优势，它实际是一种无意义的内部竞争，但却导致竞争者身心疲惫，于是索性就降低生活目标，以一种失败者的面目退出竞争的人生哲学。

“躺平”和“内卷”流行于90后和部分00后群体，说明这两个群体的就业环境和生活处境很不如意，这同他们给世人的直觉印象颇不吻合。因为90后尤其00后是在物质富裕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大多为独生子女，受过良好教育，比其父辈视野广阔，似乎也更自信。按理，他们对当下，对工作和生活，对未来，理应更积极乐观有为，不会生出内卷和躺平情绪。而现在这两词反映了这两个群体面临来自企业内部的竞争压力、职业上升空间的狭窄以及就业难。

其实，这只是90后和00后从迈入职场和社会的那刻起遭遇的困境之一，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上述两代人还面临着其他他们无法掌控的困难，其中最突出的有高房价、高生育成本以及社会给他们所能提供的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过去十多年，中国的房价经历了让人心跳的上涨过程，尤其在一线城市，以年轻人的收入，要么望房心叹，要么背负着沉重的房贷。生儿育女、抚养小孩同样负担沉重，以致90后中的丁克家庭如今越来越多。社会的开放虽看似给了年轻人无数机会，然而每种机会都有门槛，都已经被他们的前辈占据，今天不像他们的父辈处在野蛮生长的时代，只要有想法敢行动，就有机会改变命运，但这种机会大大减少。

为什么中国社会的发展要年轻人来承受这个代价？如果说西方也曾出现“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它背后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今天中国青年的“内卷”和“躺平”实际也是在表达一种对社会的不满乃至愤怒情绪，这种愤怒是否会导致社会出现危机，或者它本身就是危机的一种表现，值得关注。

改革开放名义下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

某种意义上，中国目前的高房价、高物价、高生存成本、青年就业难、低社会机会以致年轻人不得不从事高强度、无意义的竞争来确保自己的职场存在，这是中国40年在改革开放名义下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在40年里把西方资本主义在二、三百年走过的路都走了一遍，将后者二、三百年的发展浓缩在四十年内，本身就会导致问题和矛盾的发生异常集中和尖锐。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后者的发展近似于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自然发展过程，它最直接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中共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尽管也含有让民众富起来的目的。

正因此，当局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就其本质而言是只破不立，即凡有利于破除旧体制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都可以，包括道德和环境的破坏，劳工权利的牺牲。在改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没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规范市场应有的秩序。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言，这一政策在当时可能是一种务实选择，然而它的要害在于，什么人才有“资格”先富起来，落实到现实层面，必定是那些有权力有资源或者接近权力的阶层。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部分有“野心”敢干的平民借助该政策而取得第一桶金。这就导致先富政策必然以社会的两级分化为代价。此种情况越到后来越严重，因为掌控财富的阶层就在中共内部以及与之有联系的人，他们是没有动力和机制去改变这种高度失衡的财富分配格局的。

另外，当局为了做大经济蛋糕，一面鼓励和扶植民营经济的发展（至少文件如此），另一面也严格限制劳工权利，不准劳工组建自己的组织。由于这种政治的介入，雇佣劳动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便天然处于弱势，没有实力去争取包括工资在内的有利处境，从而加重了贫富分化的程度。这种情况于今也没有本质改变。在互联网行业的“996”式工作机制中，员工只能“自愿”接受这种工作安排，此乃该行业产生内卷心态的重要原因。

这当然不是说90后的前面几代就没有承担高房价和高物价等的后果，而是这些前代已经积累一定财富有能力对冲这个社会成本，但90后和00后没有这个财力，特别是来自三、四线城市和小城的90后和00后们，他们是内卷化的主体。之前的几代，从50后到80后，虽然在每个代际内部也存在很大的贫富差距，然而作为代际整体还是在改革开放中受益的，即使80后群体，也赶上改革开放财富盛宴的末班车，但当90后以独立的个体身份进入社会后，他们基本没有受益，这就使得这两代年轻人和包括他们父辈在内的前代相比，在分享社会财富方面，存在着财富鸿沟的代际差距，原因当然和当局的发展政策有关。

房价上涨必定要有人来承受代价

房价的上涨最能说明这一问题。中共因为政绩合法性的需要，必须刺激经济，制造一种财富幻觉让民众满足，而刺激经济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房地产作为不动产和财富的象征就充当了超发货币的蓄水池，房价也就节节攀升。受这个逻辑驱动，甚至在经济不景气时，当局直接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但上涨总有尽头，可当局不能刺破房价泡沫，因为随着每轮房价的上涨，参与财富泡沫游戏的人越来越多，一旦刺破泡沫，房价剧烈下跌，不但很多取自房子的人其财富将清零，风险也势必会蔓延到银行等金融部门。这是一个连锁反应，所以当局这几年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调控房价，担忧的就是房价突然破裂，社会将一地鸡毛，冲击统治。

当局这几年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调控房价，担忧房价突然破裂

然而，房价上涨必定要有人来承受这个代价，现在就落在了90后和00后身上。在当局大力调控房价的这几年，也正是90后们大量进入职场之时，或许这只是一个时间巧合，但也可能经过精心算计，90后们正好碰上了这个高成本时代。只是对他们来说，难于理解的是，他们的前辈，甚至仅仅比他们大几岁的80后，无须像他们一样努力工作，靠房租就过上比他们舒适得多的生活，凭什么？他们把这归罪于机会的不公和黑心的资本家，由此派生出对资本和所谓自由市场体制的不满和仇视，而不知道或不愿去追究这背后的制度因素。

产业结构不合理

另一方面，内卷现象的出现与就业结构的不合理有关，而就业结构的不合理又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表现。90后和00后的内卷现象，主要发生在科技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这些行业的就业主力军多为大学以上学历的年轻人。而在劳动密集性行业就业的年轻人，则以农民工为主。这些年来，后者的工资提高得很快，说明蓝领工人短缺，而互联网行业盛行“996”工作制，说明员工过剩。低端产业就业供不应求，高端产业就业供过于求，表明低端产业占有经济的比例高，高端产业占有经济的比例低，从而说明中国这些年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并不成功。

90后和00后的内卷现象，主要发生在科技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当90后和00后因残酷竞争而感到内卷并决定以躺平方式退出竞争时，未来对中国会发生什么显然不言而喻。对当局更显不利的是，造成内卷的过度竞争本来应该通过产业转型，扩大高端产业比重来解决，但中美对抗加大了中国产业的转型难度，甚至会蔓延到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中国的低端产品主要供出口，美欧是中国的出口大户，一旦中国和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必然会波及出口，导致中国的出口企业倒闭，从而造成这一行业的蓝领工人大量失业。如果届时高端和低端产业同时或连续出现失业潮，无疑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引导舆论批评资本和资本家

中国当局虽已预感到“躺平”和“内卷”暗含的危机，但却对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有意割裂两者的内在联系，批评前者为消极的人生观，对后者则引导舆论去批评资本和资本家，让90后们把不满和怨气发泄到提倡“996”的马云们身上。资本当然有责任，但当局既不敢让工人团结起来，也不愿官方工会介入劳资双方的谈判，无力去纠正失衡的分配政策，因此只能把政策的错误诿过于马云们。

对处于内卷状态的年轻人，当他们无法把矛头指向当局，就只能指向资本，从而在“无形”中养成了他们的反资本、反自由市场，将内卷的问题视为资本和自由市场的过错，甚至用激烈的民族主义去对抗资本和市场。把青年的内卷之火引向资本，激发他们的民族主义之怒，这虽是当局乐于看到的，然而，若解决不了“内卷”和“躺平”背后畸形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长久而言，累积的愤懑最终有可能会反噬中共。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