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五四』之后无中华：历史大视野下看『先生运动』与『学生运动』的历史成果

吴祚来

题记：

暴秦之后无诸夏
崖山之后无中国
鸦片战后无天朝
五四之后无中华

概述：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先生思想运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先生们建构了中华文明的思想道德体系，周秦之变的历史却由儒家的『学生变法运动』（法家）所决定，法家联手暴秦终结了诸夏多元化的封建邦国文明。

秦终结了诸夏多元文明形态，汉初道家与儒家等精英们延续了先生们的思想，遵循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重建了中华文明政治伦理体制，君主儒政体制从汉至清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

尽管宋朝被北方草原民族蒙古所灭，中国的统治者不是『中国人』，但是异族征服者却接受了中华道德文明，既祭祀孔子，也由儒政精英参与政治治理，元朝因此被纳入到中华编年史之中，可以说，宋朝亡国而没有亡中华之天下，满清灭明亦是如此，满清统治者较之蒙元更加尊儒，重加重视中华政治道德与社会伦理；鸦片战争是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大清由天朝被打成一个『国家』，从『天朝』变成了现代国家，没有了天子与朝贡体系，中华也因此被赋予新的政治涵义：五族共和、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东西方文明冲突中，中华文明开启了现代政治的进程。

中华文明在新文化『先生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被终结，新文化运动的『进步』先生们对中华传统进行了否定，而五四学生爱国主义运动之后，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共产中华压倒了共和中华，中华文明从此深陷百年灾劫。

 

一、新文化与五四运动：进步毁弃了传统，革命压倒了共和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先生运动』，先生们引进了西方理念，欲以『德先生』、『赛先生』取代『孔先生』，发起白话文运动、倡导文学革命、要在思想、信仰领域发动革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宪政民主的德先生作为制度已然确立，1840以降的社会精英们抬眼看世界，通过认知世界、开展了洋务运动与变法维新、预备立宪，没有成功实现君主立宪，但开启了国家经济与军事、思想与观念上的近代化转型，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这场先生文化运动之前，一场持续七十年的儒家先生们的思想运动已然引进了赛先生与德先生，辛亥革命之后，大清和平逊位，实现了东方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光荣革命式的政治转型，清末民初宪政民主是主流社会的共识，南方革命党与北洋军政集团开始了共和宪政的进程，中华五族共和，民族与国民平等也成为共识。

民国初年面临的是政治的技术性妥协、宪法的确立与可实行，而新文化运动的先生们，致力于文学革命、打倒孔子，在社会领域用德先生、赛先生取代孔先生，致力于在民族性与人性领域发起运动式革命。在政治革命已然完成的时代，缺的不是一场新文化运动，而是通过美国当年联邦党人文集那样的系列论述，使临时宪法成为永久宪法，使临时政府变成宪政政权，使共和精神取代革命精神，而新文化运动中的先生们在保守文化与文化革命上争讼，思想领域里革命压倒了继承，政治领域中革命精神也压倒了共和理念，随之军人政治取代了议会政治，北洋民国在内卷与外力双重作用下失败。

尽管批判是先生们的使命，但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点上，源于西方的宪政文明嫁接在数千年君主儒政之上，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与美国建构非君主制度下的联邦共和制度一样，知识精英们参与政治建构比批判重要，如果没有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系列文章在争论与思辨中进一步建构，美国的制宪就难以行宪或无法行宪。北洋时代不断修宪，府院之争，袁世凯复辟帝制，都是宪法无法成为宪政所造成的，宪政专家宋教仁遇刺引发的政治动荡，说明宪法与宪政精英的匮乏，如果宪法、宪政专家像新文化运动参与的先生们一样的众多，一样的有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并成功地影响政治，当时的南北冲突不会如此险恶，并引发无可挽回的历史悲剧。

用革命与运动的方式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是历史大转型时代的悲剧之源。新文化『先生运动』转而进入『学生运动』，五四运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先生运动的失败，进步的先生们随之也卷入到学生运动之中，成为苏联的学生与政治工具（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运动作为一次倒逼国际政治的运动，『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受伤害的是脆弱的北洋民国政府与相关官员，从呼喊美国总统『威尔逊万岁』到对『巴黎和会』的不满，使得年轻一代对美国主导的新国际秩序绝望。

一战英美等协约国胜利，陈独秀认为公理战胜了强权，但公理的阳光没有解决山东问题，对日本的仇恨、对国际社会的绝望，使『新青年』学生们走向运动与革命，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的先生们致力于告别一个旧中华，那么五四运动开始，学生们要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一个新中华。这个新中华将按照苏联模式建构，而非北洋民国的美国模式，这个时代的伟大使命本是建构五族共和的中华国族，以形成美国联邦共和，通过宪法建构民主政治体制，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因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而误入歧途。因为爱国所以政治正确，就可以突破法律与人伦底线，爱国与革命的流氓化因此成为必然。

五四之后一年，共产国际与苏联支持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又一年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十年之后建立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华基地，用中华人民的血肉，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的长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道德正义被政治正确的革命所取代，儒家建构的传统中华成为应该废弃的旧文化，马恩列斯作为导师（相当于其思想祖宗或革命圣贤）主导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倡导的中华民族（国族）也因此失败，一个更『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组织『共产国际』更为伟大，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不仅要终结中国的旧文明旧制度，还要终结全世界的旧文明旧制度。
先生运动只是从文化传统角度认知中国文化人性的黑暗丑陋，而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将一切旧制度归因为私有制与私有观念以及资本主义的邪恶，共产主义运动将是一场终结私有制与深入灵魂的革命运动，新文化的左翼先生们开始拥抱马克思主义，先生运动之后的学生运动也进入到革命运动洪流中。

五四『学生运动』之前的新文化『先生运动』在精神上打倒了中华第一店『孔家店』，在理念上丑化了中华传统二十四史里只有『吃人』二字（鲁迅），宣告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李大钊）政治流氓运动与底层流氓运动通过布尔什维主义而获得合法性，革命成为时代主流，传统中国社会是讲道德讲道理的常识社会，而革命主义不再讲道德讲道理，而是讲政治讲革命，不讲人伦道德，不讲人性只讲党性。

清末民初的儒家主流精英们致力于保守传统、和平地转型到君主立宪或民主宪政，而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反传统的文化革命运动，传统儒家精英认为英美文明的良风美序是儒家建构的理想国『三代』之境，所以要引进宪政民主，『西儒』与『东儒』在价值理念是可以一致，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从批判礼教到打倒孔子，进而解构传统家庭模式以求平等与个人自由，这为五四后选择苏联作为理想国将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的扫清了路障，新文化运动由反儒家转而尊法家。

法家是中国传统的丛林病毒（古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能够突破人伦道德底线只求成功，儒释道二千年的的遏制，这一病毒只会间歇性传播，而到了五四之后，布尔什维主义病毒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法家病毒合流，迅速传播，赤化了中国，它成为一种红色基因，使中华黄变成了马列红，完全异化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属性，中华民族的属性从根本上被改变，代之以阶级划分民族性，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一个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这个民族的先进分子共产党人不是中华基因，而是红色基因。

五四之后无中华，中华文明因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侵入，而第一次失去文明主体性，而中华民族共和主义也因此失败。
中华民国的失败，第一次是一战后苏联支持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革命压倒了共和，使一点零版本的北洋版中华民国被终结，中华苏维埃成立；第二次是在二战后苏联支持中共推翻了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政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建政。宪政民主的中华民国败退台湾，传统意义上的中华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华国族民主共和失败。

 

二、『先生运动』、『学生运动』与『中华』、『中华民族』

 

从历史大视野看，中华史经历过多次先生运动与学生运动，其中两次引发思想性与社会性大革命：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先生运动』，百家争鸣，产生了影响中华思想史的诸子百家，随之而起的『变法运动』则由学生辈的法家发起，引发社会性的革命，它不是和平的进步运动，而是突破习惯法与人伦底线的社会革命，导致大一统君主帝国的形成，终结了周封建社会，另一次是清末民初的『先生运动』即新文化运动，与文化运动平行的是北洋军政力量与南方国民革命力量宪政共和建国运动，这两项运动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开始改变了方向，五四之后不再有宪政共和的中华，爱国与革命、斗争与战争成为成为主流思潮与运动形态。最终结果是既没有了共和，也没有了中华，宪政民主共和的中华国族建构被终结，中华成了苏维埃的中华，传统的人文中华、道德中华被完全异化、蜕变、毁弃。二千年中华史或始于商朝的诸夏中华都拥有信仰与道德的主体性，包容异族异教文明，苏维埃中华时代使中华文明第一次失去主体性，中华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基地，从此没有了文明的主体性。

春秋战国时期与清末民初两场影响中国历史的思想领域的革命均由『先生运动』发起与主导，而后续的社会革命则由先生们的学生发起与主导，『先生运动』与『学生运动』影响甚至决定中华文明的性质与历史进程。也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先生们的思想运动，建构了中华文明，而北洋时期的新文化先生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开启了解构中华文明的进程。

第一次『先生思想运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运动，以老子、孔子、墨子、荀子等为代表，先生们通过道德保守主义挽救礼乐崩坏的社会，无法完成使命，学生的革命运动反其道而行之，商鞅、韩非、李斯等学生一代变法运动引发了一场社会革命，使秦一统天下，终结了周封建制度，使中华史进入到漫长的后封建时代；封建诸夏本质是氏族联邦，以周为共主，即『宗周共和』，以亲戚为纽带，形成一个诸夏文明共同体，对抗的是蛮夷，孔子认为管仲的伟大是九合诸侯，避免了诸夏文明的覆灭（『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见《论语》），“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以服饰与礼仪来区别华夷，自视诸夏为文明而蛮夷没有进入文明状态。

汉以后的中华成为多民族共同体，以魏孝文帝元宏（467－499）汉化为标志，唐朝达到一个民族融合的高峰，韩愈认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明末名士瞿汝夔（字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如果说中国与汉族更是一个区域性的族群概念的话，中华则超然于中国与汉民族之上，尽管语义有重叠使用之时。

『中华』被赋予人文道德内涵，是春秋战国时期先生思想运动建构的成果，这个时代既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复述出尧舜禹『三代』圣贤之治，孔子儒家重视礼乐之制、倡导仁义礼智信，形成中华道德核心价值体系。孔子圣者地位超越了民族国家与朝代，甚至决定性的影响着东亚文明。由此 建立了中华-东亚文明的天人秩序：天地圣、君亲师，天地信仰之下，圣人至尊，中华圣人孔子在所有君主之上，中华文明的精神一致性、道德价值的一致性由孔子奠定，也因此决定了中华二千年文明史的一致性。

中国、中原是一个可以逐鹿问鼎的开放平台，孔子奠定的中华文明则是一套人文道德编程，一旦中原逐鹿游戏结束，就接受儒家的编程，进入和平治理模式，并以此维系统治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中华文明因此成为一个中央人文道德高地。儒家无法遏制丛林生态中的国族博弈与战争，但无论战争结局如何，胜出的王者都要拜祭孔子，尊孔子为圣人，用孔子的学生参政理政，接受孔子倡导的道德礼制，通过人文、人伦重建中华天下秩序，否则天下无序，统治不可和平持续。

孔子如果被打倒，意味着中华文明的精神领袖被清除，对天地的敬畏与感恩，亲情社会与亲情伦常一并溃败，整个社会就陷入无序与流氓化状态。

『崖山之后无中国』，宋朝被蒙元灭国之后，终结了一千年中原汉族为主体的统治史，『蛮夷』开始统治中原，但儒家的道德普世性与儒政精英的治理能力，使蒙古征服者以元朝之名，被编入中华史，尽管元朝并没有汉化，却遵守了儒家道德政治，并由儒家精英参与治理，而满清统治者儒化程度最高，对儒家道德的践行甚至超过了许多前朝汉人皇帝，蒙元与满清均进入中华史编年，崖山之后尽管不再由中原汉人统治，但元朝与清朝的异族统治因为尊崇了孔子确立的中华文明道德宪章，所以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宋朝与明朝『亡国没有亡天下』。

这一切都是春秋时代先生们思想运动的伟大成果，主要功绩在孔子儒家，它的宪章编程具有超级兼容功能，不仅使北魏等融入汉儒文明，还使征服者蒙元、满清融入中华文明，孔子的圣人地位与儒家道德宪章的普世性或普适性，经过了历史的考验，后封建帝国的君主儒政，是区域文明中最不坏的一种制度形态，它带来了一定时期的和平与稳定、发展与繁荣，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它使人文中华民族得以延续与扩散，成为东亚文明的主导者。

近代史上第一次先生思想运动从林则徐抬眼看世界开始，1840年代开始东西方文明大碰撞，激荡出认知与思想革命，儒家精英成为西洋学生，以林则徐等人为代表，到李鸿章落实的洋务运动。公车上书时康梁们启动的是学生运动，而维新变法时，他们是变法运动的主力，他们是预备立宪的先生，大量的讲演与著书使维新与立宪成为主流社会的常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革命先生孙中山也应运而生，革命成为他的生命追求与政治宗教。这个时代的先生运动与学生运动同时进行，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是西方思想与理念的学生，却又在中国引领时代思想，辛亥革命是新兵起义或者说是学生起义，而袁世凯迫使大清逊位，他的身份既是李鸿章的后学，也是西方兵家的新学。有限的辛亥革命与北洋军人集团的逼宫，内外合力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光荣革命，中华进入到新的宪政共和文明时代。

先生运动与学生运动、革命运动与政治妥协、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几乎是完美的配合，不仅使大清王朝被终结，二千年的后封建制度也被终结，中华成为一个宪政共和国家的名字出现在东亚与人类文明史册上，中华史从主导区域天下朝贡体系，成为新世界文明中的一员。历经元朝与满清，中国实质上已成为中华帝国，中华成为一个包容异族、异教的『天下』共同体，从汉后形成的相对单一的中原汉民族，已成为一个复合民族，『中华民族』的『国族』概念呼之即出。

『中华民族』『五族共和』是清末伟大的国族建构设计，意味着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在新的宪政体制中，通过统治民族的平身，所有民族的人民成为平等的国民，实现人民平等与民族共和，终结民族间仇恨，实现永久的和解与融合。

清末立宪运动之时，君主与人民关系将被颠覆、礼法、宗法与宪法、民法将要调适，还有民族问题，统治民族将要与其它民族平等共和，梁启超与满清精英达成了共识，就是五族共和，以儒家的大同精神，建构中华民族（国族），清朝君主在逊位诏书中表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就在五四运动这一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继承了国族主义理念：“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孙认为美国文明强大的根本原因是国内几十、上百种之种族、民族融合为一个美利坚民族，如果中国要实现统一与富强，也必须将国内诸族融合为一个民族。

 

三、五四之后无中华，中华文明失败

 

如果说1840年以降是英美等列强主导了大清的国门开放与经济上融入近代世界体系，晚清七十年，是近代的春秋时代，大义尚存，国家领土完整与信仰道德并没有被破坏，五四运动或1920年代以后，中国历史进程则由苏联主导与控制，中国由此进入战国时代，分水岭就是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党作为国际共运在中国的延伸，后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作为苏联的延伸，成为国外或国际力量在华的政治工具。

五四学生运动的负面清单：

一是转移了社会主题，由倡导民主、科学，转到了爱国主义，进而异入到共产主义；

二是学生无视国内现实与国际局势，以运动倒逼政府不遵守国际约定，无法达到目的，却导致政府失信与失效，为革命力量推翻政府制造了声势；

三是破坏了北洋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西原借款』维系了北洋政府的运行，英美日支持的北洋政权被颠覆，苏联扶持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因此做大，苏联力量对华的决定性影响因此不可逆转；

四是导致年轻一代对美国的失望，加之英美欧洲一战后对华保持中立，使中国被苏俄与日本逐鹿，日本与俄国两种不同的侵略与占领，决定着中国现代史的走向。而学生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爱国反政府，年轻一代因此投奔革命，不惜流血牺牲。

五是被新青年与共产主义思想教化的青年学生，是精英无产阶级，除了年轻与热血，理想与躯体，一无所有，他们与乡村流氓无产者合流，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主体。

六是进步青年开始形成一个共识，世界上的理想国不是英美，更不是日本，而是苏联，蓝图已有马克思设计，并由苏联实现。

毛泽东列出了五四运动对共产党人的正面清单，在《五四运动》等文中，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这种新式革命，五四运动后的指导者属于无产阶级了。

五四学生运动之后，《新青年》变成了党『青年』（共产党机关刊物），新媒体第一影响力平台从此被国际共运与苏联资助、收编。五四运动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共产党利用学生运动制造社会动乱，达到政治目的成为其斗争的重要法宝，与五四运动一样，五四后的学生运动均是『革命先生』们利用了年轻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本质没有充分的认知，卷入历史事件，被中共政治利用，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促使更多的热血青年投入到中共红色革命的洪流中，最终摧毁的是传统的中华与民国中华，而建立的是苏维埃中华、共产中华。由革命先生们策划与主导的学生爱国运动，均以反合法政府、反西方特别是反美国、反日本为主题，苏联成为红色中华的祖国。

这个时期的先生运动、学生运动与周秦之变一样，使中国发生了社会大革命，而非仅仅的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与周秦之变不同的是，秦一统天下后二世而斩，而中共极权政治建政后已持续七十多年，仍然是革命的党章高于人文道德宪章，领袖高于一切。

五四之后，中共主导的媒体，不再讲民族共和，而是倡导地方自治与民族独立，社会革命压倒了中华共和：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主张建立“湖南共和国”，使湖南脱离中国北洋政府独立，并主张中国应该像其他帝国一样解体为至少二十七个国家。

作为新文化运动熏陶出来的一代，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人成为革命者，中华传统是黑暗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卖国、腐败，是应该被推翻的，中华共和应该被解构，北洋民国的失败意味着民主共和的失败，一个崭新的理想国模式，在苏联实验成功，苏联也正在以全新的传教与殖民模式，向周边国家与全世界扩张，这种扩张模式不是传统的军事征服与经济殖民，也不是宗教传教，而是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在全世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收购或控制其媒体，影响一代年轻人，然后通过党组织建立国中之中苏维埃红色根据地、苏维埃共和国。它像一种极其先进的病毒，攻入生命体内部，使健康细胞被病毒感染后转而攻击生命体，最后整个生命体成为一个病毒体，也成为病毒源，向更多的生命体传染，通过控制生命体的意识，使其受病毒操纵。

五四运动意味着日本扶持的北洋政府与新生的共和宪政体系即将失败，它掀起了整个国家的反日运动与仇日情感，并对西方文明绝望，苏俄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政治空间，支持南方国民革命军与共产党合作，推翻北洋政权。当蒋介石意识到苏联扶持下的中共的性质时，为时已晚，共产党的力量快速扩张到全国各地，中华苏维埃在南方诸省建立，1931年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中央政权，共产党人在苏维埃统治区印制的钞票上印着列宁的头像。所以苏联支持的力量成功，将完全改变中华文明的属性。

五四之后无中华，是五四运动终结了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建构，它在精神与行动上开始与苏联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一个契合的整体，学生运动者是天然的有知识的无产阶级，与城乡流氓无产阶级合流，成为共产主义最理想的战士，无产阶级知识精英们得到了追求理想社会的精神力量，而流氓无产者可以通过阶级理论与革命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红军，睡地主家的小老婆』。

所以，五四运动之后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终结了北洋时代来之不易的中华共和国的政治建设，还开始毁弃中华文明的信仰与道德价值。

 

中华史的尾声：先生与学生被运动、被镇压

 

苏联利用宏大的共产主义叙事，利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与共产国际组织，在中国获得传播与苏维埃基地建设，中共像一头食血魔兽，中华儿女的血肉喂食它成长强大，它最终却成为异教将中华吞噬，使中华成为外壳虚饰，共产专政才是它的本质。

中华苏维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概念里的『中华』只是一个区域概念，传统人文道德内涵被归零，『人民』所指是党的人民，一切异于共产党的力量都不是人民，共和国的共和，是党的专制之下的组合，通过暴力征服与屠杀，西藏新疆失去自治权，通过政治运动，民主党派的先生们与对中共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1957），政协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废弃，当年追随共产党的民主先生们，被中共的政治运动所迫害与虐杀，1966年毛泽东发起的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先生们不仅被学生政治运动迫害，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这些在传统与民国文化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们，是中华文明的『逸民』，在封建与后封建数千年朝代更替的政治革命后，都会被推举到新政权中，既是对传统的尊重也是对知识精英的尊重，『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孔子）的中华人文传统被终结。

学生运动之后，毛泽东又开展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学生们像被右派的先生们一样，被运动到农村，与1930年代学生运动由城市转向农村形成巨大的反讽，共产党只要创造一个宏大叙事，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就能无成本的使一代人成为其政治工具与牺牲品。

文革时斯的学生运动是打倒先生的运动，文革群众运动是造神运动，先生与学生从共产党成立开始，一直追随着共产党而运动，而中共建政之后，是被共产党运动，由主动的受害者，开始变成被动的受害者，学生们上山下乡运动，是因为城市无法供给新生代的工作机会与住房，没有犯罪的年轻人被集体流放，通过劳动进行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质上是一次集体『劳改』运动。文革打倒了最后的传统精英，同时毁弃的还有物理意义中的中华文化遗产，从精神上与物质上消灭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一种人文灭绝，与对政治异已的灭绝（屠杀与虐杀）同时发生在中共治下，从中共成立的那一天起，至今没有停止。

中共建政后中华概念淡出，『世界人民』概念突出，中华文明的天空被重新建构。传统亲情代之以革命化、阶级化：亲不亲阶级分，亲情社会与人伦被破坏，中华传统是讲道德、讲道义、讲道理的社会，而文革确立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法则，不讲道德、道义与道理。

正所谓：“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龚自珍），还要加一句：欲灭其族，必毁其神，中共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重述了中华史甚至人类文明史，将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历史的正面价值被删除：即，人类各民族间的和解妥协共和带来了文明，而战争与斗争带来的只是征服与屠杀。因为中共将斗争与革命视为历史进步的价值，所以以制造斗争与革命为正义，以推动所谓的历史进步。

中共将传统的宗教信仰与民间信仰一概归之为封建迷信进行人文灭绝，却神化中共的历史与领袖，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始于造反、终于造神』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成为共产中华的神圣与精神领袖，而在这个过程中，『批林批孔』运动上承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打倒孔子，以树立中共领袖的思想至尊之位。

集权的最高境界是形成宗教狂热式的神圣崇拜，毁弃传统神圣的同时，解构传统亲情，所有人的土地与工作机会被政府控制后，千万颗红心只能向着北京、向着『红太阳』，无数的话儿不是给父母亲人讲，而是要对北京、对党、对领袖歌唱与倾诉。党、人民、领袖成为三位一体的神，其中人格神是伟大领袖，即党和人民的领袖。

当毛泽东与文革谢幕，中共出现 统治危机，又开始使用『中华』概念，通过中华民族来重建人民对中共的信心，中华概念甚至恢复传统人文道德，中共的目的是通过民族主义来补充无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空洞，用传统道德人文来弥补马克思主义荒诞与不适应新的经济市场进程。这个过程中，『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而不是为共产主义而读书）、『中华文化复兴』（而不是共产主义文化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共重建合法性与凝聚民族民粹主义的宏大叙事。

经济改革成就了中共的权贵腐败，政治领域没有改革也没有自由开放，文革结束后，一场先生思想运动又开始萌发，由文艺界到思想界，由媒体人到出版界，而中共则以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进行打击，一场突如其来的学生运动席卷北京与中国，这就是举世罕见的1989年民主运动，学生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全民运动，市民与先生、体制内外广泛参与，从纪念中共党内开明派代表胡耀邦逝世开始，升级到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中国学生运动史上最和平理性的运动，结局却是世界民运史上最惨烈的结局，被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与枪杆子镇压。真正的先生思想运动与学生争自由民主的运动，却为中共所不容，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一页，无数抗争者以血为证，共产党人不属于中华民族，也不属于人类文明任何一族，它是由虚拟的红色基因决定其邪恶特性，与中华传统文明为敌，也与人类普世文明为敌。

中共没有共和的理念，只有统战的政治，没有法制下民主，只有造反与斗争的利用。中共的早期提出民族独立自治只是统战的需要，宗教信仰自由与民主协商制度也是为了统战目的，以对抗国民政府，一旦党的敌人被消灭，统战的意义也就解除，所以对民主党派与被统战的民族以及宗教信仰全部纳入维稳机制之下，任何力量只要出现不稳定因素，就要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现在不仅中华共和难以重构，民主宪章更无法超越中共党章，习近平当政后重视祭拜的是红色圣地，第二个任期开始带领常委到中共的诞生地对南湖红船宣誓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祭拜过黄帝陵等象征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纪念地，对『中华民族』也只是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大叙事一语带过，对五族共和与民族自治更是从不言及。对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都是以高压的方式严厉对待，使中华多民族共和的重建越来越不可能。

五四之后有中共无中华，有专政无共和，中共不除，中华文明不可能复活，更不可能复兴。

 

综述：

暴秦之后无诸夏：暴秦一统天下，改变了诸夏多元文化生态；
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灭宋朝，改变了汉人统治中原的历史；
鸦片战后无天朝：近代西方使满清天朝成为一个平等的国家；
五四之后无中华：五四运动之后，共产中国终结了共和中华。

吴祚来 独立学者
2021 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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