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的 7 月 9 日，曾代理多起著名維權案件的北京鋒銳律師行律師王宇被當局帶走，她的手機發出了最後訊息：「凌晨 3 點家裏突然斷電了，接着 WiFi 斷了，然後就聽到有人撬門的聲音……」
中國法律界稱這一天為「黑色星期五」，也就是「709 大抓捕」之始。接下來的數天到四個月，中國先後有三百多名律師、律師事務所人員、人權捍衞者被約談、傳喚、限制出境、監視居住、逮捕或失蹤。大抓捕標誌着中國人權狀況步入寒冬 — 當維權律師受到迫害和打壓時，誰能為弱勢社群捍衛公民權利？
六年後的今天，不少維權律師仍然備受跟蹤、監控或逮捕的威脅。他們在法律和運動之間據理力爭的經驗，能否為法治狀況陷入低谷的香港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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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控是最可怕的事情」
這兩個月來，北京維權律師唐吉田過得異常煎熬，白天總是失魂落魄，晚上則睡不安穩，一下子消瘦了十公斤。
「這次打壓要比監控、強迫失蹤、或酷刑來得更大。」他翻牆給記者傳來語音短訊，聲音顯得疲倦消沉。
2021 年 5 月 1 日，他旅居日本的 25 歲女兒唐正琪因為肺結核，引發腦水腫，並影響身體其他部位，情況危急。「她住院沒幾天就不能和我說話，連續做了幾個手術，身體特別虛弱，要用人工呼吸器，有時對光和聲音沒有明顯的反應。」
雖然長年受到當局「邊控」（限制出境），唐吉田下決心，要設法前往日本看望女兒。他先透過朋友引見東城區國保；再信訪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東奔西跑的，只為要求當局以人道理由讓他前往日本。但待了一個星期，都沒回音，他心急如焚，就直接購買機票到機場「闖關」。
6 月 1 日，他從北京前往福建福州，雖受到機場地勤人員阻攔，但終能夠登機；6 月 2 日，他一大清早到福州機場，過關時被當局攔下帶往邊檢詢問室，其後，一個男警手拿着他的護照，宣讀手中一張小紙條，指根據入境法第十二條第五項，唐吉田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不許我出境。」
他再三追問，男警透露是北京市公安局預先上報和備案，不許他出境；而他原本乘坐的廈門航空工作人員，將他的登機證扔掉，他幾經交涉，工作人員終從垃圾桶把登機證拾回給他。
「還好（登機證）能找回來…」他說，「…只不過已被撕成兩截了。」
這次無法成行，唐吉田感到心如刀絞，亦自責不能為女兒多做一點事，「她原本不應該經此一劫，都是我無能，沒給她更好的學習和生活條件。」
今年已經 53 歲，他也本可是個每天穿筆挺西裝、出入玻璃幕牆高樓的律師；不過，他選擇當上全國 300 多名維權律師的其中一員，這意味他需要戴著腳鐐跳舞，迎向各種風險。
那些年，他曾為強制拆遷受害者（廣西北海白虎頭村土地維權系列案）、上訪者、毒奶粉受害者及法輪功學員維權（河北石家莊法輪功學員黃偉、郝秋艶夫婦非法拘禁；瀋陽吳業鳳等被控告「利用邪教破壞法律實施」案），多年來遭受跟蹤或監控已是家常便飯，只是他沒想到，「邊控」帶來的骨肉分離是痛苦得多。
這幾天，唐吉田的女兒完成排放腦積水手術，尚未能自主呼吸，腦功能幾乎喪失；他忐忑又焦急，連日又趕往北京市公安局、東堂子胡同的公安部，再次要求當局解除對他的邊控，「希望他們讓我赴日陪伴照顧病重的女兒。」
長期被監控、被迫失蹤的生活常態
唐吉田 2004 年考獲法律職業資格證，其後走上維權路，但路途一直崎嶇，甚至禍不單行。
2011 年 2 月 16 日，他和朋友在北京西直門的飯店午飯，席間他討論着聲援陳光誠的事情，察覺到隔鄰有一桌食客「精力並不在吃飯上」。當日下午，當他回到住處便遭到自稱廣外派出所的員警敲門，天黑時更被警員開鎖闖入，他被套上黑塑膠袋，押進車子，再送往一個郊區。
他憶述，被關押期間，經歷長時間不讓睡覺等殘酷待遇，近 20 天沒見陽光，最後被押回延吉，人人說他被弄得不似人形、像從煉人爐裡撈回來似的，幾天後，他被確診患雙肺結核。
此後，他每天都要吃抗結核藥，亦因而導致痛風和影響肝腎功能，一些身體機能亦明顯地退化，「感覺記憶力比以往差，很多一些熟悉的人和事真的想不起來，就不是很靈活了。」
雖已帶病在身，也不能捱更抵夜，他卻沒顧慮再強迫失蹤甚至遭受酷刑的風險。2014 年，他跟維權律師江天勇、王成前往黑龍江建三江一個被指是黑監獄的「法制教育基地」，代理當時被非法拘留的法輪功學員，結果，他被當地國保戴上黑頭套吊打完後扔進七星拘留所，行政拘留 15 天，期間被毆打至十餘根肋⻣斷裂和確診腰椎結核。
或許迫害者都會「同情」他所受的迫害。2015 年的 709 大抓捕，官方行動撼動整個維權律師界別，唐吉田為「中國人權律師團」發起人之一，亦收到一些信息顯示他會被捕，最後卻避過一劫，「可能當時受傷就不好馬上動我了」。
但之後，他一直在中國土地上處於流亡狀態。他不用微信和朋友連繫；不用身份證和銀行卡；火車和飛機要實名購票，他就乘地鐵和長途大巴，目的只是要擺脫公安和國保對他的跟蹤。唐吉田亦長年居無定所，因國保經常威脅他的房東不要租房給他，「大多數房東無論是老北京或新北京的, 都沒有多少人扛得住到這壓力，就會跟我訴苦讓我提前搬走。」近年，他只在朋友家中短暫停留，流離失所。
有一次，他轉移居住地，途中卻忘把手機關掉飛行模式，結果被國保找到。「他們對人的控制，幾乎是大腦思想以外的東西都掌握到。」要躲避像天羅地網的跟蹤並不容易，709 大抓捕後，他曾在電梯間被國保堵截，被警告「不得在背後周章營救王宇一干人等，二是人權律師團，也不好再搞」；最近一次被找着，是去年底的世界人權日前夕，他在街上被帶走並關在賓館整整三天，無法參加相關活動，看守的國保還威脅他說，「你不要跟我們對着幹。」
不論是 709 大抓捕前後，唐吉田一直風塵僕僕。他記得女兒年幼時，無法理解父親為何不能正常地生活，「她就是不接受」；後來她漸漸長大，加上聰穎善良，開始關注到弱勢群體，尤其時鄉村女性的處境，慢慢明白父親所作的事情是要幫助別人。
「我們父女倆，現在（的價值觀）應該沒有大的差異了，她到日本求學開闊眼界、學習自己喜歡的知識，還會跟我聊一些她在日本的觀察，如她覺得日本社會男權色彩太濃厚，她已有一套平權觀念。」
以社運視角看律師維權
唐吉田形容，他的人權理念啟發自一次在檢察院工作時讀到的雜誌《律師與法制》；也因為父輩是文革時受壓迫的一群。2009 年，他因得知有律師被官方毆打、刁難或非法拘禁，要求北京市律師協會（律協）直選，提出律協要有合法章程和選舉辦法，工作重點在於維護律師權益上，獲得 35 名律師嚮應。
這件事，最後被當局定性為顛覆律師制度、顛覆法律制度，並全面圍剿，唐吉田的律師執照於 2010 年被吊銷，但他繼續以親友辯護人或公民代理人的身份，提供法律知識，連結家屬，處理人權案件。「官方經常不認同你的資格, 設重重障礙，有時只能做一些後援；有時能從聽証到一審到二審，例如代理湖南人羅茜司法考試成績被取消案，實際地做完一套程序。」
如今，唐吉田已被吊銷執業證 11 年，一直難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他慨嘆動輒非病即傷的狀態，亦給親朋好友添了不少麻煩。「這種生活狀態實在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官方不斷的收緊，自己又不能放棄認定的方向或事情。」
希望以法律方式推動社會進步的他，亦漸漸成為一個擅於連結的行動者。
2013 年，唐吉田跟王成和江天勇，在以往郭飛雄案法律後援團等的基礎上發起成立「中國人權律師團」，以應付 2012 年底後數量激增的人權案件，他們商量以互聯網為「基地」，讓認同人權理念、願意推動中國法治進程的律師同行凝聚起來，共同探討人權案件或事件的應對策略，以為當事人及其家屬提供更好的法律幫助。
「維權律師有必要通過辯護和代理案件把人權理念進行普及，調動當事人及家屬的積極性，即便不能完全制止官方人員徇私枉法，最起碼可以使真相得以有效傳播，為未來追究濫權者的責任打下較好的基礎。」
這理念，實質上就是以社運視角去推動人權 — 雖然有法律人不自覺甚至不同意這做法。「人權律師團也有一些純法律派或者技術派律師，但數量不多。」唐吉田說，另有「死磕派律師」以規避政治風險在法庭上講技術，「他們認為只玩技術應該不會打擊到官方。」
唐吉田的觀點，也可套用在新時代香港的一些行動者不謀而合。有近十年在中國大陸維權經驗的支聯會副主席、大律師鄒幸彤早前接受《立場》訪問時便認為，在思考香港司法制度在不民主的社會所存在的問題時，應參考內地維權律師的運動策略：律師公開發聲，讓當事人的處境被社會看見，造成輿論壓力，「內地律師知道一些案件不會有公正判決，他用其他方法。但我哋而家，當事人不講，家屬不講，互相不溝通，又不當一個 campaign 去做，大家仍然兜去法律技術上……主戰場不在法庭，而在公眾。」
唐吉田眼中，法律的技術層面作用在於論證和揭露迫害者的荒謬和無理，固然不能忽略。例如，2012 年他曾經跟王全璋合作，為深圳警察王登朝被控貪污和妨礙公務罪一案，以突破慣性的反控方式進行辯護，「那不是簡單地表達當事人無罪的觀點，而是要把迫害者的罪責明確指出來。」
但唐吉田亦強調，單在法律上據理力爭，是難與官方博奕。「不可能光在缺乏合法性的法庭來解決，也要結合民間處境，那裡是社會意義上的『法庭』，人們心目中『法庭』。如果當事人是個好人，最起碼要為他站出來發出聲音。」他認為，即使當事人最終被定罪判刑，但過程中公眾能了解案件來龍去脈，也起碼普及了人權理念。
他續指，當律師辯護和代理案件越來越受限制，或在當事人失去自由沒法公開去為自己辯護，家屬的發聲就顯得格外重要。「家屬參與案件的辦理過程、為抗爭行動進行一些客觀記錄、對外發佈等，這個實際上是廣義上的『辯護』組成部份。」
在他心目中，維權律師還有另兩個身份：一是教師，有着義務去普及法律和人權常識，並向公眾傳播真相；二是心理諮詢師，對當事人及其家屬提供開導和鼓勵，「維權律師的特殊性，就是企及這種道義和法律上的高度，必須有勇氣去承擔，所以不能只談技術。」
唐吉田亦留意到，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司法程序和法庭裁決，開始不以對人權法治的影響作考慮，「何俊仁律師被關進監獄，還有蘋果日報的案子……唉，香港目前確實是非常艱難。」當鄒幸彤主張香港的律師需要隨著形勢改變作出應對，唐吉田同意，香港可參考中國人權律師的維權運動。
「面對不公義的法庭，我們或不可能脫離它，便要指出它的不足；雖然一時間沒有更好的辦法，但指出並記錄暴力和謊言的細節，適當的時候那股力量可以是無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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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律師已達保住生存權地步
反觀內地情況，最初人權律師團在面臨各種威脅下，尚且還能挺得住。在重大事件上，他們能發表聲明表達立場；期間亦在積極連結，為受難律師組織辯護團隊；對家屬進行安慰和鼓勵；尋求業界內外的幫助（如開展給受難人權律師每月愛心捐款），「整個反迫害工作，起碼揭露或略為阻遏官方的非法行為。」
但 709 大抓捕發生後，形勢變得更惡劣，譬如民間充滿恐懼，沒多少人敢談 709 這個話題，律師界也在迴避，一時間氣氛極為壓抑；而民間直接抗爭的表達行動，譬如舉牌也減少了。在法庭上，義正詞嚴、直奔主題的陳詞，同樣收斂。
近年官方又大量地使用「年檢」（以「年檢方式」進行檢閱）、「註銷」（暫時喪失律師執業資格）或「吊銷」（永久失去律師工作）等方法，使維權律師們無法正常執業。
「理論上，註銷比吊銷嚴重程度是小一點，但是一旦被列入黑名單，律師復職的機會是相當困難；而吊銷無論是行政處罰或被判罪，基本就是判了律師這個職業死刑，我們再難有用武之地。」
面對更嚴密的監控和打壓下，唐吉田近年已難以以親友辯護人或公民代理人的身份處理人權案件，「維權律師現在已經處於保住生存權的地步；要麼去了坐牢；要麼選擇流亡之路。」
他回想，他 2004 年通過司法考試，正式由檢察官轉業成為律師，就一直懷着一個希望：「社會上的每個公民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興趣去生活、工作和學習，不必受到各種巧立名目的理由干涉，或被操控。」他認為，這正正是律師所能發揮的功能，讓人權更彰顯，而不是萎縮，甚至消失。
然而，這希望似乎變得遙不可及。他安慰自己：「即便如此，內心的信念是不能放棄，它好比長跑，有時候會慢下來，甚至不得不暫時的停下來，仍對所選擇的，堅守下去。」
撰文、採訪｜蕭曉華
文章来源：立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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