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甄：斗垮教协 可否震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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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之「极」，在于权力极大，能够赶尽杀绝；也在于权力延伸极广，在政治上固然不容任何挑战，在其他领域，经济、宗教、文艺、不同专业等等，也要紧紧控制，对异己务必排挤、打压、斗垮。在香港，新近的一个事例，是教育局封杀教协。

教协是一个教师工会，会员占现职教师比例估计曾高达八、九成，即使近年稍有回落，仍然是教师行业最大的工会。面对这样规模的工会，无论在九七前或后，尽管不一定乐意，政府官员也必须与之维持一定的工作关系。远的不说，回归以后在教育改革、语文基准、缩班杀校等多项议题上，教育官员与教协高层的确是「有倾有砌」的。

教育常常是政权争取民心的范畴。前两任特首曾荫权和梁振英加强资助幼儿教育，正是教协多年的诉求，在政策形成过程，政府和教协自然有相当的或明或暗的互动。到了现任的林郑月娥，其50亿经常性拨款，改善班级与教师比例、减少合约教师等，都在回应教协，2018年5月她更曾亲身到贺教协的45周年会庆酒会并致词，说甚么教育不是「无掩鸡笼」、通识科十多年来都有问题，是2019年后她搞得灰头土脸后诿过于人的事。

对「反修例运动」以来的失利，对巨大民意的抵抗，政权必须有一套说词，用以解释其继续执政的正当性。当然，这说词的听众，主要还是没有充份资讯的国内民众，而且，说词也可配合斗争，欲恫吓教师，也打压教协，在极权控制来说，可谓一举数得。

因此，由《新华社》等的文章，到教育局新闻公报的指责，谩骂有馀，理据不足，例如《新华社》文章指教协污名化国民教育，或阻挠去殖民的教育改革，其实又是挪用民族大义的伎俩，骗不了全程目击无能施政的港人。至于指教协编制「公民抗命」的教材，为甚么又隐去不提这课题属于官方指引的课程范围之内？教育局所谓「供全港教师用以教授学生」云云，罗织罪名之馀，为何有多少教师采用的实据统计又欠奉？

不是要灭教协的「威风」，他们不过是替罪羔羊罢。政权诿过于教协影响年青一代后，难道就可回避缺乏人民认受的管治难题？稍懂教育原理的人，当会知道塑造价值观极其复杂，怎会像斗争论述所说那样容易？肯按事实说理的人，当会明白在香港这样的开放社会，市民对暴政的厌恶，又岂是教师或再隔一层的教师工会所能塑造的呢？

类似的政治斗争工程，其实早已到了不作任何掩饰的地步。像一年前的中学文凭试历史科取消试题事件，考试方在上午举行，造势的舆论、教育局的跟进，便接连在午后出笼，组织和部署不惜斧凿处处，为求的是所谓「震慑」的效果。这次简直如出一辙。《新华社》等两篇批斗文章在7月31日凌晨发稿，经香港媒体报道后，教协的回应声明和教育局的新闻公报，几乎在当天下午同时发表。教协还在思量如何澄清批斗时，教育局已在部署断交，教协以在野之身，根本无权无势，说理是必由之路，可是政治斗争不靠理性讨论，他们遇着的是惯于造势、滥权的对手。

斗垮教协就是斗垮一个几近十万教师会员的工会，当然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教育局中人可向极权主子邀功的。如果在《港区国安法》或其他刑事条例中钻不到空子，教育局给教协扣上的政治帽子，也许已够政权用于《职工会条例》上找蹅。空泛无据的政治批斗，即使可以吓退部份会员，教协的底子还是够实力应付的，如能配合足够的抗争意志，香港公民社会这一血脉，可望还能传承下去；教师或许一时受到震慑，在专业价值的稳固基础上，终究还是可以复原的。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