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至今兩年，逾萬人被捕，2,608 人被檢控。除了部分較嚴重的控罪，如暴動及藏有爆炸品，會轉介至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大多數案件都在裁判法院審結。
隨著接受審判的人愈來愈多，外界也很想知道，裁決是怎樣一回事。
為何藏 79 條索帶獲判無罪， 藏 48 條索帶卻要判監 5 個月？又或是——鐳射筆何時屬於「攻擊性武器」，何時屬於普通文具？
然而，裁判法院與其他法院不同，多年來不設供公眾參閱的裁決書，只能靠記者和旁聽人士在庭上邊聽邊抄，最終化成法庭報道和 TG 訊息，但始終欠缺一個完整記錄。
一班年輕律師和法律系學生不忍珍貴資料散落各處，去年組成團隊，與 Telegram 頻道「法庭文字直播台」合作，整理逾 500 宗反修例案件，再按案發日期、控罪及裁判官分類。團隊在大律師吳靄儀、吳宗鑾和各界學者的協助下，製成《香港裁判法院示威案件判例匯編》（Compendium Project），今年 6 月正式啟用。
除了讓公眾查閱案件，資料庫亦為律師提供案例，為學者提供參考數據，研究這場徹底改變香港的社會運動。團隊強調資料取自民間，也希望用在民間，「希望大家再用呢啲數據，做唔同嘅嘢出嚟。」
而更重要，是填補香港歷史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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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爬山 各司其職
在 8 人團隊中，大部分律師成員的日常工作，很少接觸抗爭案件，甚至不用出入法庭。
Anna 和嘉欣（化名）是舊同事，兩人在中環律師事務所工作，主打商業案。2019 年反修例運動爆發，她們公司附近成為「戰場」，大批示威者被捕。義務律師在不同警署奔波提供支援，同為律師的兩人猶如身處平行時空，坐在辦公室看新聞，深感無力。
某日，嘉欣看到大律師吳靄儀一篇訪問，得知她正與法律系學生研究暴動案件，忽發奇想：「我哋都可以幫 Margaret（吳靄儀英文名）做！」兩人於是在去年 8 月，膽粗粗向吳靄儀發電郵，提出可替她搜集資料或處理行政工作，很快得到對方回信相約見面。
吳靄儀聽畢兩人想法，拋出一個建議：要不要為裁判法院案件做一個詳細記錄？
一般而言，區域法院及更上級法院，都會以書面形式頒發判決及判案理由，不過裁判法院，就很少有公開的文字記錄。司法機構指，裁判法院處理的刑事案件數量龐大，每年總數超過二萬宗，判決一般在公開聆訊中以口頭作出，如涉及重要法律議題、公眾利益，或廣受公眾關注，主審裁判官的判決理由書才會上載至司法機構網站。
與社運有關的案件漸增，即使嚴重如暴動罪，都要先在裁判法院提堂，以致七個裁判法院經常「滿座」，不僅記者席坐滿人，也吸引了公眾旁聽，更衍生 Telegram 頻道「法庭文字直播台」，成員持續更新審訊內容。嘉欣對吳靄儀提出的計劃很感興趣，有意將直播台資料變成判例匯編，「將來可以成為一個記錄，而唔係喺個 group 入面，message 過咗就唔見咗，好難 search 返。」
不過案件數量眾多，憑二人之力難以執行，他們嘗試找師弟妹幫忙。學生反應不太熱烈，他們就從身邊朋友入手，終覓得數人「埋班」，包括大律師 Joe、見習大律師 Jacky、處理訴訟的律師 Cindy 和中大法律系學生阿俊（化名），負責統籌及整合資料。
為確保資料準確，他們舉辦旁聽工作坊，教授公眾基本法律知識，不乏學生及退休人士參與，亦有「法庭文字直播台」成員參加工作坊後加入計劃，負責旁聽記錄、輸入數據，成為團隊重要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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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零開始 重建「荒廢」資料庫
「茫茫大海，你係好難去搵得返邊單 case。」Cindy 口中的「大海」，是大量 TG 直播台訊息。
2020 年下旬，團隊開始收集案件，很快就發現問題：TG 訊息只有被告姓氏、年紀及案發日期，沒有案件編號，每宗案件基本要花一小時才集齊資料。
眾人苦惱之際，成員阿俊與團隊分享他自製的社運資料庫，當中洋洋灑灑列出控罪、被告資料及案件編號。阿俊頓時成為團隊的希望，嘉欣笑說：「佢俾我哋睇佢啲 excel，我哋就覺得可以繼續（計劃）。」
阿俊是中大法律系學生，也是「中大法律關注組」創辦人之一。自從朋友被控暴動，阿俊不時到法庭旁聽，還會記錄審訊，希望利用專業知識，整理社運案件，「『記錄』某程度上係將法庭好悶、好行政嘅嘢，filter 到一個重點得嚟，大家又唔會淨係搵 sound bite 嘅 level。」
然而工作量龐大，阿俊做了三、四個月便感吃力，無奈擱置計劃。他之後決定縮窄範圍，將目標放在暴動罪，建立「反送中暴動檢控資料庫」，細列案件進度，「由 2016 年（魚蛋革命）開始告暴動，咁多年渲染下，對呢個 charge 有情意結。」
怎會想到，早前嘗試整合全部案件、那個被「荒廢」的資料庫，仍然有用武之地，更在團隊努力下重生。
Anna 初時希望記錄如法律界的判例匯編般詳細，他們嘗試透過 Google form，人手輸入被告資料、案件撮要及裁決理由；又因他們特別關注保釋，想增設相關事項，「可能好苛刻嘅保釋條件，同埋裁決前關押日數，都可以拎嚟做統計。」團隊最終列出 40 個欄目，內容豐富但輸入過程費時。
大律師吳宗鑾認為他們做法不實際，「每一個 case 要做個幾兩個鐘，大家一開始會好有 heart 咁做，最後無以為繼」，建議他們刪除一半不必要的欄目，如律師性別、審訊語言。他又介紹資訊科技人員給團隊，幫忙設置內容管理系統（CMS 系統），讓他們縮短輸入資料時間。
團隊聽取意見後改善，在各人努力下，很快趕上進度，至今已整理約 580 宗案件。他們根據控罪、事件及裁判官分類，公眾想查閱案件，只要輸入關鍵字，便可找到案件的基本資料，某些案件更記載特別事項，如被告能否成功申請訟費、保釋等候上訴是否獲批。
為確保匯編的可信性，他們會找回處理案件的律師核實資料，亦強調不會增加個人意見，「我哋角色係 present 呢啲 data，公眾自己 draw 個 conclusion，我哋唔會特別評論裁判官係咪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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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鑾：數據反映運動全貌
吳宗鑾從旁協助團隊，見證他們逐步建立資料庫，「我係咁啱有啲嘢幫到佢哋，依家得好少資源，記錄係愈嚟愈難。」他欣賞這班年輕律師的付出，「呢啲律師唔係我哋熟口熟面、做開刑事或人權（案件），同我法律範疇好唔同，佢哋挺身而出做有意思嘅嘢，我係佩服。」
令他們深感佩服的，還有TG 直播台的旁聽記錄。
吳宗鑾在運動初期，已知道有 TG 直播員到庭旁聽，「我哋望住個官，唔知後面啲人做緊乜。我望落去都係普通聽眾，但散庭冇幾耐，啲嘢已經上晒去（頻道）。」他一直想知道背後是「何方神聖」，早前獲邀擔任旁聽工作坊的講者，認識一班「旁聽師」，終於揭開他們的神秘面紗。
他說逐字記錄，不只對公眾，對年輕律師都很有用。「有啲律師啱啱出嚟做，未係好熟悉某啲案件打法。直播員好有心機抄晒盤問，咁我哋知道，原來可以咁樣問差人，喺訴訟嚟講係幾好嘅參考。」
他又以襲警罪為例，指法庭判刑須考慮獨特案情及各種因素，資料庫能讓律師了解每宗案，牽涉甚麼法律原則，更重要的是，能夠梳理裁判官的判刑思路。
時移世易，法律原則會跟隨時代改變，案例則記載法庭和社會更迭。吳宗鑾說：「法庭要決定呢啲舊有原則，邊啲喺依家時代仍可以應用，邊啲原則需要改。」
「有個記錄喺到，就算對或錯都好，起碼第日有得解釋。」吳宗鑾說民間資料庫起了重要作用，「可能十年後睇返 law report，發現 2020 年有宗案件被定罪但冇上訴，原來之後有類似案件喺上訴庭奠定咗某啲法律原則，該案應該係無罪，都唔出奇。」
法律以外，吳宗鑾認為這些案件也有保存價值。即使反修例運動期間，坊間有很多書籍或文章，講述示威者被捕、面臨刑事檢控的經歷，但在他的眼中，這不是運動全貌，「其實情節係零碎，好難分析同統計。」資料庫剛好填補素材的缺漏，「俾後來嘅學者去研究成個運動入面，有幾多人被判刑、判咗咩刑⋯⋯喺法律、社會學甚至不同學術範疇都值得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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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都不能少
裁判法院從前多數處理較瑣碎案件，如偷竊、違例泊車及無牌小販，難以走進公眾視線，甚至這群律師坦言，唸書時僅去過一兩次裁判法院。
「以前大家覺得法院離自己好遠，我冇殺人放火，唔會郁到我㗎嘛⋯⋯但係 2019 年之後經歷好多案件，可能你行過街，背囊有支鐳射筆或者行山棍，你就會俾人檢控，跟住上法院。」Anna 說被告候審期間，還要遵守一堆嚴苛保釋條件，「就算佢最後被裁定無罪，過程都係不愉快。」
如今，法庭對很多人來說，不再是陌生的地方，更有人成為「常客」，案件去到哪階段，都願意花數小時排隊取入庭票，「我好佩服每次仍然會去聽嘅人，佢哋冇得到新嘅資訊，純粹去支持被告。」
民間支援，除了是強大後盾，亦成為他們最大的推動力。
「佢哋唔會覺得，你呢單冇隔嚟嗰單咁嚴重就唔報。佢哋當每一宗案件、每一個手足，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
資料庫現時覆蓋七至八成已完結的案件，未來也會持續更新，團隊期望將來出版實體的判例匯編。
「作用唔係為現在，係將來有一日無論香港點都好，都需要有個記錄。」
文 │ 淇
攝 │ Oiyan
文章来源：立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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