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驾鹤西去，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值得深深怀念。与很多余先生熟悉的华裔学人一样，我从不对他用教授这令人有陌生感的称呼，而是用民国时代学界对师长的传统称呼，称先生。我1990年初春从欧洲到美国就认识了余先生，此后30来年，一直和他同住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地区，彼此非常熟悉，他对我和内子何清涟也都很了解。我在这里访问也在这里念书，又在这里研究，还在这里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搭建言论平台。而这个过程当中，自始至终都有余先生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对我来说，余先生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时时遇到的身边熟人。可以说，过去这30多年来，余先生始终是我的精神导师。虽然不曾做过他的学生，但他可以说对我是非师亦师。
一、流亡学者之路
普林斯顿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而余先生则是我在这里落脚的引领人。我在这里住下后，无意当中循着余先生当年来美国的足迹，步步前行。中共占领大陆后，余先生在香港念大学，然后有20年一直处于无国籍状态。1994年，余先生在日本关西大学演讲介绍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1950年起，他的身份便“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
我也是从1989年起走上了这条路。1988年底，我奉派到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搭乘横跨亚欧大陆的国际列车转车三次，从北京到西德的波恩。圣诞之夜途径莫斯科，零下40度的气温里，看到的不仅是红场旁边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公司一片萧条，也看到了苏联人那冷漠阴沉的面容，这就是那个已经没落的苏维埃帝国。从通往西欧的莫斯科白俄罗斯火车站到红场匆匆一游本是过眼烟云，但当时我绝没料到，不久以后余先生引导着我又回到了那个不再叫苏联的国度。
去德国之前，我在赵紫阳建立起来的智库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任综合研究室主任。1988年代表自己工作的机构，参加了很多赵紫阳主持的小范围工作会议，讨论经济政策。由于有时与会者仅三、五人，所以与赵紫阳有很多工作上的直接交流。1989年的“六四”屠杀发生前几个月，我在德国收到国内同事来信，知道那年春天已有喧动之兆，因此对“八九民运”并不感到意外。由于1989年赵紫阳拒绝镇压学生运动而出局，中共准备搜集赵紫阳的罪证抓了十来位我的同事。那年的5月下旬，我从西柏林打电话到自己工作的研究所，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工作组已同时进驻，接电话的同事不能回答我的任何问题，只说了四个字“坚守岗位”。我因此明白了，自己不能回去了。就这样，“六四镇压”之前我就成了无国籍人士。
二、余先生帮我选择了普林斯顿这第二故乡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有一位校友John Elliott，他经常给学校捐款，资助东亚图书馆。1989年“六四”之后，他向学校捐赠了1百万美元，提出一个要求，请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一个特别项目，邀请因为“六四事件”而无法回国的中国学者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来访问。当时我在巴黎，看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为这个特别项目邀请大陆学者的传真函，于是就申请了这个项目。当时余先生和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负责这个项目，我很快便收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这样我就到了美国，进入普林斯顿大学。
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报到时，这个特别项目只有两个人，即陈奎德和张郎郎，我是第三个，一到系办公室报到就认识了余先生。后来这个项目接收的流亡学人越来越多，由此便组织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虽然“中国学社”才刚刚成立，余先生已经开始为我们指引今后的人生了。
余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到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然后选择念博士项目，此后成为历史学大家。或许因为有此经历，1990年夏天我刚在普大落脚，余先生就问我下一步作何打算？我回答，在考虑念书。余先生告诉我，如果要念书就进入博士项目，要早作准备，多申请几所学校，也可以考虑普林斯顿大学。从余先生那里，我感受到的不仅是鼓励，而且也是一种为师的关怀和督促。当年秋天，我申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项目时需要两封推荐信，其中一封就是余先生写的。没有他的举荐，我虽然TOEFL和GRE的成绩不错，有比较强的研究背景，也未必能被普大录取。不知不觉中，在余先生的推动下，我便沿着他在美国求学的足迹走了下去，而普林斯顿也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余先生于我之非师亦师，是指余先生不是我的导师，我也没上过他的课；但余先生一直是我的精神导师，在价值观上，我很自然地追随着余先生。我在美国的学习、研究和工作基本上都遵从他的精神指教，他也不时会给我一些鼓励。后来“中国学社”的成员星散各地，“学社”便停止了在普大的活动。但我还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不断得到余先生的支持，也经常向他请益。
念书期间，我与东亚系没有学业关系，我的研究方向是中苏两国的转型，主要精力都放在俄国研究方面。按学校的要求，必须修完俄文系一到三年级的俄文课程才能取得从事俄国方面研究的资格。念书的头几年里，除了每天在俄文系上俄文课，博士项目的不少专业课程都是苏联政治、经济、社会等。有时中午到东亚系的会议室参加午间讲座，也是听来访的俄国学者们谈他们的感受。博士资格考试后，我多次到俄国调查私有化的具体情况，还与苏联的民意调查初创者的机构合作，在莫斯科地区的48家工厂做了长问卷调查。每次从俄国回来，余先生都会饶有兴致地问我对俄国转型的实感。他不了解苏联和俄国的具体情况，但对共产党制度的深刻认识让他总能准确地看出俄国即将面临的问题。我辈从中国出来的人自然对中共体制有一些了解，而余先生则是以他的直觉便能悟到中国和俄国的共同问题，这源自他的睿智和眼光独到之处。
三、“中国文化没有了，那不是我的故国”
在我看来，余先生对中共的认识是他从青年时代形成的价值观当中，相当自然地形成的。他离开大陆的时候还是青年，在香港的自由环境中形成了对民主自由的认同。而他性格中有一个最为可贵的特点，那就是对自己认同的价值观执着而坚定，从不随风摇摆，绝不趋炎附势。这样的特点，与他后来研究中国古代士人(读书人)似乎有很大的关系。
余先生在香港大学时代的老朋友陈方正先生最近写道，“英时兄是个很朴实，但绝不简单的人，有点像陶靖节（笔者注：指陶渊明），外表平易淡泊，骨子里却有侠气乃至凌厉锋芒。他曾经说，自己有传统中国人气质，那是抗日战争中在安徽潜山老家的农村成长所塑造。换而言之，他讲道义，重情谊，是非曲直分明的性格，就是由此养成。此后他投入钱穆先生门下，受传统学术熏陶，这性格自然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余先生是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大家，但他不是象牙塔学者，而是心中有很强的对中国的关心。他关心中国的命运，但绝不认同中共。记得在余先生家里听他讲过多次，1978年他作为美国第一个汉学界访问团的成员访问中国，所见所闻除了增强他对共产党统治的厌恶，几乎没有别的。他多次讲过，从那次访问中国之后，他再也不回去了；而且特别强调，共产党统治大陆一天，他绝不踏上那块土地。后来，余先生在回忆那唯一的一次中国之旅的文字中这样写道：“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只有厉害关系，只有计算，到处是政治挂帅。所以我不觉得，那是回到中国。我回来之后，有几个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从那以后，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故国了。”
余先生有一句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我先后在不同场合，或是私下聚会聊天，或是带访问他的客人见他，这句话听他讲过几十次。我对这句话不仅完全认同，而且深为感动。余先生来自中国，身为华裔，大半生与许多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有兴趣的美国学者交往。他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非常热爱，但他个人价值观当中抵制中共的理念又那么坚定。曾经有人请余先生剖解其著作的魅力所在，他的回答很简单直白，“因为我说了人们不敢说的话；我不说神话，也不说鬼话，我只说最普通的人话。”
他能如此坚持做自己认定的“我”，得到了很多同行的尊敬。2006年，余先生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时形容余先生是“在中国和美国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
四、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搭建言论平台
余先生完全不理会中共对他的各种统战活动，但对敢于批评中共的中国知识分子，他都很客气，不论长幼，以礼相待，而且鼓励提携后进。这是一种情怀，也体现了某种责任。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余先生的风骨只能心向往之；而身在美国的我们，是完全可以追随余先生的脚步，身体力行的。
1990年，余先生帮助在美国的华人学者成立了一个非盈利机构，目的是推动对中国实况的研究。我起草了这个机构的章程。但成立之后，该机构的活动仅限于北美，出版物也只在北美同人中小范围流传。1997年，我接任了这个机构的出版物《当代中国研究》之主编，这个出版项目也是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我考虑，与其让这个北美同人刊物保持原状，不如让它深入中国，成为中国敢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这恰恰是余先生非常赞同的方向，要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年青学人形成独立思考的氛围，有一个为他们服务的言论平台是必不可少的。
当时余先生事情繁多，便特地请比他年轻的马里兰大学法学院丘宏达教授接替他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为这个杂志提供支持。丘先生非常认真地为把这个杂志推向中国做了很多事，在他和余先生的关怀和支持下，这个杂志从此一步一步地深入了中国。
《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以前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无联系，国内读者也看不到。从1998年起，我在国内发展了多位编委，通过他们的帮助，与国内数百位思想界活跃人士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我将杂志的美国国内发行逐步改为通过香港到中国国内邮寄，国内的有效发行量因而逐步上升，1千多所大学图书馆及数百位读者按时收阅，许多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均收藏此刊物并上架开放阅览。此外，国内还有大批读者从杂志的网站上下载往年各期杂志的内容，另有2千人长期订阅其电子版。
从1997年到2009年，《当代中国研究》逐步变成了海外出版的中文学术性刊物中的佼佼者，其高水准在国内和海外得到公认。随着《当代中国研究》在国内的影响日益扩大，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也逐步增加对此项目的资助。2009年，该杂志的国内影响进一步扩大，国内发行量上升到2200余份，收存该杂志的大学图书馆达1490所。《当代中国研究》共开设4个网站，据网站服务器统计，仅2009年5月到7月，《当代中国研究》所刊文章的阅读人次为29.2万人。这些网上读者来自世界上90多个国家，其中71%来自中国国内。
我每次遇到余先生，他都会告诉我，杂志办得非常好；我也随时向他报告杂志的成就，余先生深感欣慰。其实，我只不过是沿着余先生的足迹，把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搭建言论平台作为己任，努力做应该做的事。但这个项目的成功也引起了中共国安部的恼怒，结果破坏了这个项目。2009年秋，这个国内知识分子的平台消失了。
晚年，余先生在家中已很少接待来客，我也不想打扰余先生。但不时，余太太会送余先生去理发馆理发，我和余先生的理发师是同一人，有时候我和余先生约定的理发时间相近便在理发馆相遇，聊上一阵。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一个傍晚，我和余先生又在理发馆相遇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余先生。如今，我还是觉得余先生会在天上看着我，我想告诉他，在精神层面，我努力试着做你的学生，你一直都是知道的。余先生和我们告别了，但他的精神留在我们当中。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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