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日星期四

余杰:大学如何变成屠宰场?--汪春劼《文革风暴中的九位大学校长》

知识分子是以传播思想文化为职业的,但一九四九年后,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完全消失了。这些权利的消失,使知识分子只能依赖体制生存,而一旦被体制排斥,他们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失去以上两种自由,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很多知识分子受迫害后的绝望也是由此而生的。-- 谢泳

狼奶只能养出狼孩

在文革的灾难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并非党政机关(老干部)而是文化教育界,其中尤其以大学为重灾区。本来,作为西方近代文明重要标志的大学从清末开始被引入中国、取代传统的书院,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迅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引擎。中国的大学如北大、清华、燕京、南开、复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在短短三、四十年时间之内,学术和教学水准就几乎赶上了西方一流名校,实现了与世界接轨

然而,中共建政以来,整肃大学成为其重要施政方向。毛时代政治运动不断,大学不是一方净土,不能置身事外。大学遭遇厄运之顶峰就是文革,从校长到教授被打倒、羞辱、毒打、监禁,多年停止招生、停止教学、校园荒芜、图书和仪器一扫而空。文革初起时,在任的大学校长有四百三十四位,没有一个人幸免于难。学者汪春劼在《文革风暴中的九位大学校长》一书中,讲述了其中九位大学校长的文革遭遇,包括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无锡轻工学院院长陈德钧等人。其中,江隆基悬梁自尽,李达与彭康被迫害至死,马思聪流亡美国,其他五位校长历尽劫波东山再起——却没有一个人留下对文革及整个中共极权体制的深切反思和批判。文革后升任教育部长和党组书记的蒋南翔仅仅承认自己缺乏民主作风,却对一九五七年反对他本人而被划为右派的个别人不肯予以改正,他成了改革的阻力和极左力量在教育界的代表,被胡耀邦下令予以免职。蒋南翔离开时安插了心腹何东昌继任教育部长——后者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因对学生强硬而臭名昭著。

文革伊始,起来造反的大都是在大学权力体系中处于末端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他们仿佛一夜之间变得面目狰狞、穷凶极恶,一点不比黑帮打手心慈手软。北大校长陆平被极左派学生用绳子捆着双手,吊起来审问。有时,他们让陆平站上一把椅子,用绳子把陆平的手吊在屋顶,然后开始问话。如果陆平承认強加的罪名,就让他站在椅子上;如果不承认,就冷不丁一脚踢翻椅子,把他悬吊在空中。陆平苦不堪言,审讯结束后只能爬回被监禁的囚牢。直到晚年,他的双肩、双肘常常脱臼,给他带来极大痛苦。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被左派学生戴上十多斤重的铁笼子,上边又套上卫生间的手纸篓,脸上涂满黑墨汁。他的鞋子掉了,袜子也没有了,手表被打落了,没有一个人敢帮他一把。西安交大校长彭康被造反派用细铁丝网挂上黑板游街,铁丝渗进肉里。年近七十的彭康说了一句,我不行了,就再也没有发出声音。造反派没人理会,将其拖到学校东门,才发现他已没有呼吸,死了。在通常情况下,人类对待即将被屠宰的猪都不会如此残忍。

为什么学生如此残暴地对待校长?文革前的教育与文革有什么内在关联?文革为何能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爆发并得以成势?为什么学生丧失理性和独立思考能力,成为文革的生力军?这些问题,幸存下来的校长们没有一个人敢于直面并给出回答。多年之后,很多在文革中折磨过校长和教授的学生承认,他们是喝狼奶长大的,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没有爱、同情、怜悯、宽容这些普世价值,只有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样的共产社会的生存法则。喝狼奶长大的人,自然没有人性,只有狼性,狼要吃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本书写的九名大学校长,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培养的革命干部,而非民国知识分子、党外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陆平、蒋南翔等人出身老北大、老清华,但早已是职业学生”——不是以学生为职业,而是用学生身份掩饰其共产党活动家的真面目。陆平、蒋南翔因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而在共产党内崛起,受刘少奇、彭真重用,但这一派系归属注定了让他们成为文革祭品。

陆平、蒋南翔等人的履历从反面凸显了北大和清华老传统的失败:北大的民主和科学的五四传统、蔡元培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收并蓄,以及清华作为用美国以庚子赔款建立、完全仿照美国模式的自由主义风气,并未在其学生心中扎根。另外两种现代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年青一代学生更有吸引力。

陆平、蒋南翔等人在其学生时代从未醉心于学术,没有认真读几本书、听几堂课,而是投身于革命事业。他们不具备民国时代大学校长如胡适、梅贻琦、蒋梦麟等人的学养和人格,却拥有共产党干部非同寻常的组织、动员和宣传能力。他们当上校长之后,迅速把大学改造成党希望的新样式。蒋南翔年仅三十八岁就执掌清华,把老清华的理工结合、通才教育、教授治校、自由主义等传统全都抛弃,而以苏联高等工业学校为模型,强调高度的专业化和应用性,力求把学生打造成一个个又红又专(用蒋南翔的话来说就是听话、出活” )的红色工程师。他以为自己为清华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争取经费、扩大招生、拓展校园等方面确实如此;但实际上,他的办学方针斩断了清华的优秀传统,使清华成为生产技术官僚的流水线,培养不出学术大师来,一直贻害至今。

这批党培养和信赖的新人成为大学校长,每个人在其统御的大学中都是说一不二的独裁暴君和小毛泽东。在文革前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他们大都积极配合中央政策,凶狠残暴地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学生、教师和干部。在一九五八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被当做反党典型的北大副校长、副书记邹鲁风在压力下投水自尽,陆平听到副手的噩耗后不是悲伤,而是愤怒,用手猛拍桌子,骂道:妈的,叛徒,拿纸笔过来,开除党籍!他立即起草了开除邹鲁风党籍的决议,此后不准家人为其立碑。批判老校长马寅初,陆平亲自部署,下令北大校刊接二连三发文章攻击谩骂,从马寅初那里夺走校长之职,自己书记校长一肩挑。在清华的反右运动中,蒋南翔将与他教育理念不同的钱伟长打成大右派和清华最大的负能量,此后钱伟长不能教课,其子女也受牵连。钱家儿子钱元凯成绩优异,但身兼高教部长的蒋南翔亲笔批示大右派钱伟长之子,不予录取,这就是要把钱家赶尽杀绝。身为中共一大十三名代表之一和毛泽东的老朋友,李达虽中途脱党,但在一九四八年收到毛的亲笔字条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兄速来加入经营,从此飞黄腾达。李达学问有限,却因为忠实阐释毛泽东思想,当上了武汉大学校长和中科院学部委员。在反右运动中,李达积极布置,无情斗争,武大共划右派四百三十人,占全校师生总数的百分之十;其中教授二十一人,占教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此比例位居全国大学第一。

大学校长们每个人都是聪明人,历经过多次党内斗争,早有一套生存之术。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早在上海大学求学时就加入共产党,当时的支部书记是康生。延安时代,匡亚明任康生的政治秘书,常常与毛泽东接触。匡亚明为人直率,得罪了康生,被发配到党校。中共建政后,他主动弃政从教,以为教育界较为安稳,结果仍遭灭顶之灾。

中共的政治运动的荒谬性在于,上一次政治运动的加害者,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沦为受害者,人们兼有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他们或如履薄冰,或春风得意,偏偏没有想到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正如《红楼梦》之好了歌所唱: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所有人都是台前木偶,唯一永远伟大光荣正确、永远操纵着傀儡身后那根线的是毛泽东。

自杀是解脱,还是另一种反抗?

本书中写到的九名大学校长,唯一不堪受辱而自杀者是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此前,江隆基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因反右不力,被发配到偏远的西北。然而,天下之大,却摆不下他的一张办公桌。他刚刚让十四岁的女儿带话给妻子要想开,要保重身体,自己却走上了绝路。

在关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的一章中,作者特别提及在文革开始的两个星期内,该学校就有五人自杀,在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为什么上海音乐学院文革期间自杀率能领先全国,没有人做过研究,但这确实是值得反思的一个现象。其中,五十六岁的钢琴系教授李翠贞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化好妆,在家中开煤气自杀。此前,她曾遭到红卫兵的侮辱和殴打。她原来在香港工作,是在贺绿汀的反复邀请下才重返母校任教,结果七年后被迫走上绝路。或许,文学艺术家天性敏感自尊,不能忍受羞辱,不能接受好死不如赖活活着主义,故而选择向死而生,傅雷、老舍、陈梦家等人都是如此。

自杀算不上另一种反抗,就好像今天中国年轻人的躺平也不是一种反抗;自杀最多是解脱,是苦难的终结,是捍卫身体和精神的完整性。下自杀的决心,并不比坚持活着容易。那个时代,自杀者本人一了百了,但自杀者的亲人不得不承担起诸多后果:自杀者是自绝于党和人民,自杀者的亲属也就被归入反革命家属贱民行列。

一个民众自杀成风的社会,不是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党若干党魁也兼有自杀者家属之身份。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入狱多年后自杀身亡,给毛泽东的最后一件礼物就是继反革命家属之后的自杀者家属身份。邓小平险些拥有同一个身份:他的儿子邓朴方在文革时是北大学生,不堪造反派的批斗,跳楼自杀,没有死去,却留下终生残疾。拥抱文革的习近平,似乎早已忘记他的姐姐习和平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他也是自杀者家属的身份。海外《名星》杂志曾报导,研究习近平崛起的澳大利亚记者高安西透露了一个残酷的细节,这是自杀,几位亲近的同事告诉我,不堪十年来的残酷迫害,习和平在浴室上吊自杀。习近平多年前在一次访谈中承认,他大姐去世时,他正在梁家河挖防空洞,接到信以后,那个时候哭了

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谢泳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一文中分析说,中共建政之后,政治运动超越日常生活,使得这个社会当中充满阶级对立而极少人情。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身心都极其脆弱。人际关系普遍恶化,使正常的家庭、亲戚、朋友,甚至长幼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个人道德和人格无法对抗整个社会的无道德化,每个人都有孤立无援之感。谢泳特别指出,由于取消了教会,使一切与教会有关的博爱观念都淡化了,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充满对未来的恐惧,人人都自顾不暇,社会普遍失去了人类应有的同情。即便是死者,也不会逃脱继续被攻击、被凌辱的命运,作家巴金感叹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喊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

香港大学校长的蜕变,是香港沉沦的缩影

汪春劼书中所写的大都是名校校长,只有最后一篇写无锡轻工学院院长陈德钧。因为他本人任职于由无锡轻工学院改名的江南大学,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搜集了相当多有关资料。不过,也正是如此,整个版图才更加全面——即便一所小型的地方性学院,其政治斗争之剧烈,跟北大、清华等最高学府毫无二致。

中共知道,把大学变成党校,大学才不至于成为异端思想的发源地。六四屠杀之后,中共对大学的控制一步步强化。如今的大学校长,比汪春劼书中所写的校长更等而下之,他们多半是不学无术的党棍和腐败分子。比如,北大校长林建华是一个跟习近平一样,一分钟之内念三个白字的半文盲;中国传媒大学的八名校长、副校长因腐败被连锅端;北方工业大学副校长沈志莉因沉迷美容、生活腐化被免职并接受调查;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在与校长争权夺利失败后,投河自杀……。如果把今天大学和大学校长的诸多丑闻写成一本书,必定是一部新时代斯文扫地的《儒林外史》。

中共对香港的管制和清洗,从近年来香港几所大学校长的更替上也可看得一清二楚。台湾学者陈弱水在《香港变局下的大学校长》一文中指出,在香港排名第一的香港大学换上新校长张翔,即为不祥之兆。张翔是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机械系讲座教授,原来毕业于南京大学,是近几十年香港首位出身中国的大学校长。他虽身为美国公民(或美国永久居民),但他效忠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共政权。陈弱水评论说,张翔在二零一七年空降港大,让他心中大感不妙:在这个时点,香港大学校长的遴选一定已经有政治考虑,更何况负责遴选的李国章正是高教界的政治首领(陈文敏副校长任命否决即由他主导),中国出身者在此时被选为校长,绝不是偶然的。以张翔的背景,几乎不可能期待他会有任何类似维权或民运人士同情民主的心态。对于此人获任,一般反应也不好,他既没有行政经验,也看不出对香港有任何了解,这样的任命很不合常理。张翔在反修例运动兴起后的表现,和很多人预料的一样,完全站在中共和港府一方,学生的对立面,是十足的统治者。他还引进两位中国清华大学教授担任副校长,解聘占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廷,表态支持国安法,参加建制派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将来香港的大学史如果有赤化一章,当以张翔为第一人。这种伪装的国际化人才多半是中共地下党,其危害性极大。

陈弱水进而做出三点总结:第一,校长们大多属于统治菁英的类型,对他们而言,社会的架构是否自由民主,人民是否幸福,似乎并不重要。他们有信心在任何体制出人头地,现在香港的体制赋予他们权力,他们回报以协力和顺从。第二,大部分看不出有教育家的风格,好像不愿意了解学生,对他们缺乏感觉甚至有敌意。这里也看出香港佣兵制的缺点。校长当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外来者,他们对香港社会缺乏了解,香港生变,个人也没什么利害关系在其中。第三,有少数校长希望能帮助学生,希望香港以合理的方式维持和平稳定,但统治机器的巨轮很快就辗压过来。

当香港进入中共劣质殖民时代,学术独立、自由的大学在新殖民者眼中就完全是多余的机构,中共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斩首香港的大学,第一步就是换上如臂使指的、奴才般的大学校长。这不单单是香港的大学校长们的悲剧,更是香港社会的悲剧。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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