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鏗鏘，聲音節奏分明、響亮。《山海經》有云：「鏗鏘其鳴，聲如鐘磬。」說一位神明有天籟之聲，像鐘磬般洪亮。《鏗鏘集》創始人倫紹銘過往曾說：「單講真話不夠，還要做到震人心弦，鏗鏘有聲，波幅綿長，遇到阻擋立即有反應，有迴響，《鏗鏘集》就是這個意思。」
《鏗鏘集》自 1978 年開播，至今第 43 年，每星期一集，從無間斷。直到 2021 年，短短半年內，這個香港電視史上最長壽的紀錄片節目，人面全非。專題上篇，先嘗試透過重組不同年代《鏗鏘》人的記憶，回顧節目昔日的面貌。
今年三月，某星期一早上，香港電台大樓錄音室內，原定當晚播出的最新一集《鏗鏘集》正準備錄製旁白。
港台網頁上，當時仍未被拉下的節目內容預告顯示，該集《鏗鏘集》名為《青春的一場修煉》，受訪者包括校方封殺的中文大學當選學生會內閣「朔夜」。網頁簡介，節目內容是探討反修例運動後，多家大學學生會「斷莊」，及學生會角色及定位的問題。
關鳴川是那一集編導，訪問工作早於新任廣播處長李百全上任前已開展。原本，《鏗鏘集》出街，只需節目監製及高級監製審批，無需去到廣播處長。可李百全引入新的編審機制，所有內容，都需經過新增的「編輯委員會」批准。於是，原定節目播出日期的前兩天，關鳴川把片段剪接好後，讓節目監製及高級監製看過，二人首肯，她便把只差旁述的版本上載至伺服器，等編委會的最終決定。
周六和周日兩天，關鳴川沒有收到來自港台高層的任何評語，她當時想，該沒有問題吧 — 事後她形容，這想法太天真。
周一上班，早上 9 時，距離節目播出還有 11 小時。錄音室內，關鳴川的手機響起，是監製李賢哲。他說，助理廣播處長已請示「上面」，這集不能播出，沒有原因。
關鳴川愕然，轉身向配音員致歉，錄音可以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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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年，二千二百夜
關鳴川在 2005 年入職，從助理編導做起，以學徒方式學習拍攝，是後期《鏗鏘集》班底中資歷最深一人，曾因「7.21」調查被捕的蔡玉玲形容，關是舊年代「鏗鏘」留下來的「嫡血」。
在關鳴川看來，《鏗鏘集》的班底一直很穩定，常年為一個監製，下有 8 至 9 名編導，編導與攝製隊合作，每 8 星期製作一集，年年月月如輪轉。有些同事一做就十幾年，直到退休，正是團隊裏每個人長年累月的付出，形塑了《鏗鏘集》的風格。
相比市面上同類型新聞專題節目，《鏗鏘集》在選題、呈現手法上，總總有陣「鏗鏘除」 — 角度富人文關懷，內容要紮實，旁述要經清晰交代新聞脈絡，沒有花巧。好聽可以說是嚴肅，不好聽或有點古板。
關鳴川笑，自己也有某程度上的「鏗鏘包袱」。她記得，從無綫轉職港台的李賢哲，他初接任監製一職時，主張節目須有噱頭、要包裝，第一步先要吸引觀眾；沒有觀眾，節目內容多紮實也是空談，為她這些鏗鏘舊人帶來不少衝擊。
「唔係話舊做法唔好，不過就係一路 build 咗咁多年，又無人質疑過有咩問題，就一路繼續 run 落去。」開播逾四十年，社會萬變，但鏗鏘不論是團隊、工作日程，甚至那股「鏗鏘味」，「咁多年都好似風雨不改。」
不過今年 3 月，李百全上場，事情儼如骨牌倒下，「如常」已然打破。據了解，除了有關大學學生會一集，還有至少兩集《鏗鏘集》被抽起，內容分別探討網媒生存空間、及政府「完善選舉制度」。另有一集採訪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羅就，製作已完成，但管理層以需徵詢法律意見為由暫擱播出，該集如何處理至今未有定案。
《立場》早前從消息渠道得悉，李百全上任後，《鏗鏘集》被要求不能再做有關政治的題目，只能報道民生議題，並否決了《鏗鏘集》今年就六四及 7.21 事件作報道的提案，節目監製李賢哲隨即辭職。
至 6 月，《鏗鏘集》全組人被管理層勒令停工，節目被外判至其他部門製作。其後，包括關鳴川在內 3 名編導先後選擇離職。
鏗鏘的年輪：由戲劇到紀錄片
第一代監製倫紹銘曾在《鏗鏘一千》訪問中憶述，《鏗鏘集》前身為一個名為《並無虛言》的節目，已初嘗以紀錄片形式，如節目名稱以「求真」宗旨，呈現不同社會議題。例如 1977 年其中講秀茂坪山泥傾瀉一集，就運用救援片段、官員及受影響居民訪問片段，輔以旁述及動畫，拍成共兩節約 20 分鐘、類近《鏗鏘集》制式的節目，以探討山泥傾瀉成因及日後改善方法。
但製作團隊不久後發現，這種紀錄片對當時香港觀眾而言，似乎不對口味，開播收視下挫，倫紹銘在同一訪問中說，市民下班拖著疲憊身軀回家，寧願看《歡樂今宵》而非什麼紀錄片。
檢討節目形式後，倫紹銘決定節目繼續以探討個別題材為目的，形式可不局限於紀錄片，但拍攝上堅持畫面不能造作或弄虛作假。節目改名《鏗鏘集》，意指內容不僅求真實，還要鏗鏘有聲。
1981 年，《鏗鏘集》開播三年，黃婉兒入職，她一直做到 2003 年退休，是從最早期開始見證節目變化與成型的元老級編導之一。
黃婉兒憶述，初入職的年代，鏗鏘分成四小組，每組包括一名導演、一名助導，及一名資料蒐集員。每小組輪流用 4 星期製作一集鏗鏘，頭兩年黃擔任資料蒐集員，通常和監製商討題目後，她就會在港台或政府新聞處資料室花上幾天，找齊背景資料、可採訪的人選，整理成厚厚一疊報告，監製之後把專案分配給導演進行採訪拍攝。助導則不論大小工作，甚至斟茶遞水，都要協助導演打點。
開播頭幾年的《鏗鏘集》，在主題及拍攝手法上均與近年不盡相同，試過用戲劇、歌舞形式呈現主題，例如第一集《金飯碗》，即以戲劇方式，探討任公務員的好處與難處。
「初頭啲題材好好笑㗎，咩《山明水秀話香江》啊，會去到風景優美的地方，唱歌跳舞啊、念詩啊。《老婆與老鼠》（1979 年），講滅鼠的，係比較輕鬆、少少搞笑。」
那是彩色電視才剛在香港普及的七十年代，黃婉兒記得，當年一隊人出去拍攝或訪問，導演、助導，加上攝影師、收音師、燈光師，還有攝影師助理，負責擔抬的助手… 「好擾嚷㗎，」她笑。
1982 年 4、5 月，後來有「鏗鏘之母」之稱、當時還只是編導的蕭景路，正在拍攝其經典得獎作品《廟街行》，黃婉兒任她的助導。當時蕭景路找來演員扮演魚蛋佬「放蛇」，想測試有無人會來「收規」，黃婉兒要負責準備咖哩魚蛋道具，豈料還未架好攝影機偷拍，食物香氣已引來市民排隊購買，假戲變真做。近四十年後回想，仍然惹笑。
不過在黃婉兒印象中，《廟街行》已是最後一集用演員拍攝的《鏗鏘集》，因年輕編導中漸有意見，認為有演員、預設場景的拍攝，算不上「真實」，甚至有造假之虞。「大家慢慢覺得，你係一套紀錄片，就唔應該係搵人扮，除非你講明，我哋係 reconstruct 返個 scene 出來。」
經歷頭幾年摸索期後，《鏗鏘集》的「求真」原則 — 不僅在議題及內容上，而是進一步講求鏡頭下每個片段均為真實發生 — 逐漸成型。鏗鏘集拍攝的題材，亦逐漸轉向拍攝更多社會性議題。
以前港台電視部公共事務組的辦公室，《鏗鏘集》團隊曾在牆上貼著厚厚一疊原稿紙，用來逐行寫上編導們構思要做的題目。一張紙寫滿、就貼一張新的在上面，自 90 年代初一直累積起來。最近節目組出事後，這份原稿紙被潘達培帶走了。他說，這是《鏗鏘集》的年輪。
潘達培 1988 年從大學畢業後，在當時的《鏗鏘集》監製張國良邀請下，從紀錄片公司過檔港台，除去中間兩年出國進修，他在《鏗鏘集》工作了 22 年。
採訪的咖啡室裡，潘達培從發黃的原稿紙上認出自己的字跡。紙上的題目林林總總，有的寫上該集名稱、有的寫著採訪對象、也有含糊其辭，只有「調查」二字；有責任感的，會寫上負責編導的名字，有時則連名字都沒有，但潘達培說，單憑字跡，他就知道是誰寫上去的。
潘達培形容，對觀眾而言，《鏗鏘集》就猶如一扇窗，尤其是在資訊不如今日流通的八、九十年代，「點樣令到觀眾，除咗係啲標題之外、可以深入啲去了解一啲新聞事件、新聞後面既嘢... 或者透過人物的際遇、故事，透現到後面的歷史脈絡、政策影響。」
「《鏗鏘集》由 1978 年，去到 2021 年的 6 月 30 號、李賢哲離職當日，佢哋都係謹守緊呢個崗位。」
退休前任公共事務組總監的蔡貞停，比潘達培早幾年入鏗鏘。蔡貞停指，八十年代，香港社會逐漸富裕，不同社會問題如邊緣少年、公立醫院資源短缺、「黃賭毒」等漸受一般市民關注，後來社會更出現代議政制、主權移交等政治議題。《鏗鏘集》深入探討社會議題，這樣的節目定位越見鮮明。而尋訪當事人現身說法、長時間跟拍受訪者，甚至偷拍等採訪方式，漸成鏗鏘為呈現議題真實一面的常用手法。
「當時報紙都唔會講呢啲，所以當時開玩笑，《壹周刊》出現，我哋就做少好多呢啲故仔啦。」
蔡貞停說，當年《鏗鏘集》作為市面少有的紀錄片節目，很多時節目播出後，總造成社會話題。亦因節目影響力大，在她印象中，《鏗鏘集》即使在張敏儀任廣播處長、作風相對開放的年代，已成港台高層每次開編輯會議，最受關注的節目之一。《鏗鏘集》逢星期日播出，星期四高層開編輯會議之前，《鏗鏘集》往往已收到不少來自讀者、其他報章，甚至是政府部門的意見，「就會一齊在 editorial meeting 上面討論。」
她記得，更甚的是，九十年代初的助理廣播處長雲影畦，其他公共事務節目都不過問，唯獨每集《鏗鏘集》，她都會從辦公室過來，與《鏗鏘集》監製一起看過，才准節目播出街。
* * *
「節目最重要，係 to inform」
選題上，《鏗鏘集》亦講求要呈現一般新聞節目無法達致的深度。
至八十年代末，《鏗鏘集》製作模式，已由最初編導、助導及資料蒐集員三人一組，逐漸演變成由編導一人全盤負責節目製作，部分資料蒐集員及助導升任編導，不同編導各有自己擅長拍攝的題材。而製作一集《鏗鏘集》的工作週期，亦由初期 4 星期，延長至 8 星期。
關鳴川大學畢業後曾在某電視台 24 小時新聞台工作一年多，第二份便是在《鏗鏘集》的工作。她記得初加入當助導時，第一單採訪工作，是協助編導鄺翠娟跟進教育學院削資事件。製作的首個多星期，她每天的工作，是跟著導演與不同人「傾計」 — 「傾計」非正式開機拍攝，而是在正式採訪前，先與各相關人士見面，以深入了解有關題目，再敲定最終受訪者人選、新聞角度等。
「我印象好深係，我同個 producer 同咗好多人傾計，真係好 — 多 — 」關鳴川笑，「我真係好唔習慣，但我見到 producer 傾得好投入喎…」
「後尾我會明白，點解要傾咁多，有時係幫到你 counter-check 某人講嘅嘢，我係咪應該信晒呢？... 傾得越多，你就越知道其實件事係點樣發生。」
《鏗鏘集》多年來拍攝主題繁多，不論是富人情味的故事、人物專訪，理順大政治議題脈絡，或為弱勢小眾發聲，《鏗鏘集》團隊總有方法向大眾呈現。
後來加入的編導，為一向著重人文關懷的《鏗鏘集》，帶來調查報導的新方向。
蔡玉玲 2007 年入職港台，至 2012 年底轉組《鏗鏘集》。時值網媒興起，拍攝影像專題已非電視台專利，蔡玉玲說，《鏗鏘集》 8 星期的製作週期，一方面容許他們更深入探索議題，但同時必須思考應以何種角度切入，才能令節目在播出時不至舊調重彈。
「你成日都會覺得自己走在件事的後面，到節目播出時，其他人已經講過晒，」蔡玉玲說，入職時資深導演教她，要發掘與別不同的角度，但知易行難。蔡玉玲自己的解決方法，是做一些冷門、其他媒體不會做的題目，而其中一種，是她擅長的調查報道。
以往電視台、甚至是《鏗鏘集》也少做調查報道。蔡玉玲記得，自己入職鏗鏘後做的第一個報道題目為《民企風暴》，關於 2012 年後越來越多內地民企在港集資上市而出現的亂象。
「個題目係硬到不得了，都唔知點解一個𡃁妹夠膽一入去就做隻咁嘅故仔，」蔡玉玲笑，「那時好少香港媒體會報... 我就即刻諗，《鏗鏘集》觀眾會感興趣㗎喎。」
但著手做下來，蔡玉玲發現，鮮有記者在電視節目裡講調查報道，事出有因。一來紮實的調查報道耗時耗資源，幾星期往往不夠由零開始。二來，調查報道很多時依賴數據、文件資料，即行內會稱為「無畫面」的素材，以電視節目形式呈現難度甚高。
「你講財經已經冇畫面啦，畀剪接師話我成日影住個熒幕… 我已經用咗好多方法影㗎啦，例如用投影機放大咁影...」
後來她在鏗鏘做了更多調查報道，如梳理前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行賄案、為她贏得紐約電視節優異獎的《何志平的名單》，還有調查 7.21 元朗無差別襲擊事件、後來把她送上法庭的《7·21 誰主真相》。
蔡玉玲說，《鏗鏘集》正是有這樣的空間，讓編導去實驗不同方法、去跟進一些具新聞價值，但少人報道、耗時耗資、嚴肅、甚至略嫌沉悶的題目。
「你如果想做呢啲題目，上司一定係鼓勵你：喂，去試啦。唔緊要，做咗先啦 ... 唔會話有咩唔做得，好自由空間，通常都係指引你，畀好多 support 你。《鏗鏘集》完全有人手上、時間上的優勢。」
能夠讓深度報導成為可能的，是編採人員對港台特殊角色的認知——根據《香港電台約章》，港台是香港的「公共廣播機構」。潘達培說，公共廣播機構，應該負責為市民大眾發聲，在不受政治及商業因素牽制下，以公共利益出發，提供有質素的節目。
潘入職《鏗鏘集》時，正值八十年代，殖民地政府開始推行代議政制，政黨政治、主權移交、 移民潮、國際局勢等採訪題目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社會討論漸趨開放與多元。應社會變化，香港電台逐漸推出如《城市論壇》、《議事論事》等時事節目。而潘達培第一次與港台結緣，正是讀書時替《城市論壇》在維多利亞公園擔任工作人員。
潘達培說，《鏗鏘集》及其前身《並無虛言》，正是此一社會氣氛下，嘗試回應後殖民地時期政治需要所出現的電視節目。「（當時）香港社會好多嘢變緊，會 open 咗啲 political 的範疇，令到市民可以參與⋯⋯《城市論壇》就係一個 open platform，好似海德公園，畀人去發表意見，好似一個氣閥咁畀民眾去 voice up 不滿、voice out concern。」
前廣播處長朱培慶曾在 1990 年一個名為「九十年代公營電視的角色」研討會上論及，港台接受商業贊助漸多，有社會聲音憂慮港台接受贊助，等同容許商業壓力干預製作方針。朱培慶亦在會上承認，為免影響編採獨立，港台在接收贊助上必定要非常謹慎。
朱培慶又提到，公營電視的宗旨，是要向廣大市民提供高質素、多元化的節目，而收視率不應是衡量港台有否履行責任的唯一指標。
「公營電視的工作指標，是提供高質素的節目，多元化的選擇，以及把這些好節目帶給最大數量的家庭。不過，質素與選擇，往往不能單以收視率來評估...
質素與選擇，並非收視率的保證，在這問題上，我們如何取捨呢？這大抵便是公營台與商業運作不同之處吧。」
從某些層面而言，由於無需過分憂慮收視率，部分被視為「票房毒藥」、商業電視台或不會拍攝的題材，在港台反有更闊的空間。
「在一個比較前進的社會，其實真係需要有公共廣播，去提供唔同文化、新聞資訊。所謂 to educate（教育）、to entertain（娛樂）、to inform（提供資訊）。對我而言，其實最重要係 to inform。究竟我們可唔可以 better inform 觀眾，當佢哋去投票、去參與社會，佢哋係咪 in better informed 位置咁去做呢？」
潘達培指，從張敏儀任廣播處長年代開始，甚至回歸後，政府仍尊重港台作為公共廣播的角色，不過他坦言，環觀世界各地經驗，如從前港台般由政府斥資，但在編採上能夠獨立於政治影響的公共廣播機構，實為少有。
「因為你知道呢種架構，一定係政府要忍手先得，如果唔係就無㗎喇，好似今日咁。」
* * *
「這種蠻勁，真的在鏗鏘集才會出現」
2000 年後入職的年輕編導說，入職有資源有空間的《鏗鏘集》，曾是行內做同類型節目的記者不可企及的夢想。2007 年入職港台的蔡玉玲也笑言，當時日盼夜盼的，都是加入鏗鏘。
「那時每年 appraisal（表現評核），部門主管問我想做咩呀，我基本上年年都話我想拍長片咯 — 例如《鏗鏘集》。唔係即刻就有，但每年都會提出。」
關鳴川指，與其他電視台同類紀錄片式節目相比，《鏗鏘集》編導享有的時間、資源，與空間，無疑更為充足，甚至可謂甚具優勢。在她印象中，即使 2000 年後有政府「陰乾」港台之說，但《鏗鏘集》人手和資源也未見被削減。關鳴川相信，這與蕭景路在港台德高望重有關。
「以前蕭景路會覺得，（鏗鏘集）係要咁拍既，係需要呢個時間、需要咁多隊 crew （攝製隊）先拍到這樣的成品。佢一路都守住呢條線：咩都可以 cut，但鏗鏘啲嘢唔 cut 得。」
關鳴川笑，故也有人覺得《鏗鏘集》特別霸道。
「其實（鏗鏘團隊）都好知道自己係好 privileged。講真，媒體入面有一個叫 documentary （紀錄片）的部門係好奢侈，因為佢花太多資源，最尾都係一個禮拜出一集，22 分鐘。Documentary 對於管理層來講，呢個投資係一啲都唔划算。」
潘達培入職初期，《鏗鏘集》還是以菲林拍攝，他記得，菲林沖洗成本高昂，偏偏《鏗鏘集》為求在影像上力臻真實、完美，拍攝回來的菲林，剪掉的多、用得著的少，亦常因此與上頭行政部門起衝突。
「有啲同事手法會比較 manipulative 啲 — 所謂擺拍，叫受訪者行來行去。有啲就會行一種比較自然的（拍攝）方法，但咁樣個 cutting ratio 就會好誇，」
「有時可能係 1 比 50、1 比 30，好多菲林拍完之後係唔使沖，揼得。」
在不介入現場、求真的前提下，為求捕捉到心目中畫面，編導往往需要花時在現場觀察、等待，關鳴川形容，此既是《鏗鏘集》的空間，亦是傳承下來的工作文化使然。
她憶述，自己任助導期間，正協助導演拍攝一個關於最低工資的專題，導演說知道在油麻地果欄公廁附近，時會有個老人經過，推著一車堆得比人還高的發泡膠箱去回收，導演說，想拍攝這個畫面，放在節目裡。
「佢覺得個畫面好正！一定要拍到！Okay，雖然有資源，但我們都無可能 book 隊 crew，去成晚等一個未必會出現的人嘛。」
結果導演和關鳴川二人，唯有自己拿著攝影機，深夜在油麻地公廁外等，還真被他們拍到心目中的老人出現。
而相比文字，影像有其獨有的力量，把事發當刻最真實情形、情緒等記錄。關鳴川印象很深刻，自己曾採訪一個持雙程證母親個案，成功跟著受訪者返內地續證，鏡頭拍下乘通宵車回鄉、赴公安局的奔波過程。箇中無助、疲乏，無需言詮，畫面已盡見。
「畫面的力量係最大的，可能仲大過受訪者句對白。」
與其他港台節目不同，《鏗鏘集》有自己專屬、合作多年的攝製隊。關鳴川說，編導與攝製隊經年累月而來的默契，亦是為何《鏗鏘集》多年來在拍攝人物故事上，能做得更真摯的原因。
她舉例，一般他們到受訪者家中拍攝，不少人一對著鏡頭說話，難免會緊張，表現不自然。
「其實最尾，個受訪者覺得最大殺傷力，就係攞住鏡頭嗰條友。」她笑。而《鏗鏘集》的攝影師們與受訪者初次見面，通常會先花時間與對方寒暄，既為了解、也讓對方在正式訪問前熱身。
《鏗鏘集》的金漆招牌，正是在這種對採訪拍攝的堅持，及在資源充裕的物理條件下，結合而打磨亮麗的。
「佢哋好相信拍紀錄片係要時間，好多嘢就係肯唔肯花時間，去等一啲嘢出現... 有啲未必會出現，佢哋都願意等，都會想嘗試。」
關鳴川說，為求拍攝到心目畫面而不惜工本的蠻勁，是她從《鏗鏘集》前輩身上學到，做紀錄片的精神所在。「其實佢哋追求嗰樣嘢係好 pure 嘅，而我覺得嗰樣嘢係真係在港台、《鏗鏘集》，先會出現。」
當世界變，我們用鏡頭記錄下來
2018 年，《鏗鏘集》開播四十年，團隊製作「鏗鏘四十」特輯，把不同年代的《鏗鏘集》剪輯成有長有短的影片，在電視、網上，以至舉辦放映會播放，既是回顧節目，亦同是回顧節目鏡頭下香港社會變遷。
有份籌備「鏗鏘四十」的關鳴川，當時在剪片房看了好多舊集數，感觸良多。「我有一個從來未有的感受，係原來有時《鏗鏘》拍出嚟呢，唔係畀你當刻睇，而係畀你十年、二十年之後睇。」
由民生議題如最低工資、公立醫院逼爆，到大政治的歷史節點，如八九六四、主權移交、移民潮等，「我哋係慢慢累積，每一集每一集，可能做完一集，當刻唔覺得咩威力，但原來用一個歷史咁去睇，你就會睇到個意義。」
潘達培形容，紀錄片之於社會，就如一輯家庭照相簿。
與其他傳媒機構一樣，《鏗鏘集》每逢「大時大節」 — 如六四、七一，總少不了要做週年特輯，不為行禮如儀，也非刻意傳承什麼，「我們係好想知道，有無變化，有無演變，那是一個 continuous 的 process。」
「我們拍紀錄片，其實就係企在攝影機後面，睇住個世界變。」
蔡玉玲記得，2014 六四二十五周年，《鏗鏘集》計劃做兩集特輯，一集主題關於中國內地，一集聚焦講香港。蔡玉玲負責關於內地一集，本計劃重訪二十週年時鏗鏘採訪過的維權人士。但五年過去，內地政治環境進一步緊縮，多人失去自由無法受訪。蔡玉玲當時去拜訪天安門母親發言人尤維潔，更一度遭公安扣查 9 小時，警告她必須放棄採訪計劃。
「2014 年前後，內地公民社會都有好大變化，有好多 2009 年仲做到、講到嘢嘅人，去到 2014 年已經成個處境唔同晒。」
儘管採訪諸事不順，還得想辦法把它拍完，蔡玉玲說，自己最終用了個「取巧」方法，把該次無法接觸的受訪者、他們在二十週年受訪的片段一併剪到節目裡去，採訪工作失敗本身，正勾勒出社會 5 年後的面貌。
「可能係比較少見嘅（做法），但我覺得係講到個故仔，（這些）是真實發生嘅事。嗰下我覺得個 bonding 係喺度，鏗鏘作為一種歷史嘅傳承或者紀錄。」
「哪怕啲人唔能夠講真話，本身都係一個真實狀態。」
過去兩年，香港政治環境劇變。港台、《鏗鏘集》被大幅整治，有反修例紀錄片備受抨擊，政府倡修訂電檢條例訂明「危害國安」影片不得上映。紀錄片珍貴之處，在於真誠、如實記錄當刻。《鏗鏘其鳴》下篇，將回顧香港電台自初始作為政府部門，《鏗鏘集》舊人多年來如何在夾縫間周旋、履行記錄責任，又如何在風雲變色的今天，走向終章。
撰文｜梁凱澄
採訪｜楊子琪、梁凱澄
攝影｜劉子康
文章来源：立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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