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1到1984年，是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交涉時期。這時期中國不斷地通過高層會見香港訪客，明確透露1997年收回香港。到1982年9月，戴卓爾夫人訪北京會見鄧小平，中國的意向更清楚。這階段有大批新政治團體產生，包括香港觀察社、太平山學會、匯點，以及我有參與而且目標明確的香港前景研究社。除了匯點表示支持在港人民主治港下回歸中國之外，大部分政治團體都傾向如何實質上延續英國管治。
一些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從反殖、民主的抽象概念出發，也主張中國在主權下實行港人民主治港。他們曾經致信中國總理趙紫陽，獲趙紫陽回信，說民主治港理所當然。於是入世未深、不明白所謂「民主」實在是專權政治都會運用的好名詞，比如「人民民主專政」，比如中共高官說「社會主義民主是最廣泛的民主」。
但絕大多數市民從這麼多年的新聞報導，特別是自身在大陸的親人的經驗，對中共收回主權仍然恐慌。1983年9月24日出現美元兌港元跌至9.6，港股跌至這一年最低點，超市食糧幾被搶購一空。這一天被稱之為「黑色星期六」。約十天後，財政司彭勵治(John Bremridge)宣佈港元與美元掛勾，自10月17日起指導性匯率1美元兌7.8港元。這個聯繫匯率一直實行到現在。
在英治時期，港英在穩定香港方面確實作出有效決策，但英國在對1997年後香港人權的保護就甚有爭議。在幾乎一面倒的香港民意反對下，仍然同意將一個有民主宗主國保護的幾百萬香港人交到共產政權手上，尤其是對其中三百萬英籍港人關上移居英國的大門，在道義和責任上的確說不過去。
當時主導此事的是英國外相賀維（Geoffrey Howe）、英國外次雷斯 (Richard Luce)、港督尤德（Edward Youde），有人就把這三個人的姓氏用諧音讀為：How You Lose 再加HongKong （你如何失去香港）。
最多政界人士的主張是「主權換治權」，這主張很可能是英國授意的。1983年6月，中共派出省部級大員許家屯來港任新華社社長，為中國收回香港對各界作統戰，他可以直接同中共最高層通話。在他後來寫的《許家屯回憶錄》提到，到任不久就受到匯豐主席宴請，出席的有當時親英的四料議員（即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區議會議員）譚惠珠，她講話最多，看來有備而發，她講到香港人對中國不信任，香港人移民、移資。她建議中國政府採用「香港公司」辦法，當香港的「董事長」，聘用英國當「總經理」。她很露骨地說：「這樣的辦法，英國可以接受。」
香港又有人提出在太平洋買一個島，香港人大批移往，在那裡重建香港的繁榮。有人提出延長過渡期，等中國和香港的發展較接近時才轉移主權，前景社提出香港回歸後仍然留在英聯邦，及後又提出分階段移交管治權。
顯然所有建議都沒有一個被中共接受。1984年4月英國外相賀維抵港舉行記招，正式宣佈九七後放棄香港管治權 。那一天，一位一向溫文爾雅的港府高官給我電話，氣急敗壞地告訴我這個消息。在我們心目中，這意味著英國捨棄數百萬香港人。
我在整個香港前途問題的交涉、談判和市民反應中，保持高度關注與報導。有一些事實我認為應作出澄清。第一，麥理浩意會到中共要收回香港而他沒有告訴香港人，固然可能是事實，但中英交涉的第一天開始，中國就堅決否定香港人參與香港前途談判的角色，不允許當時香港的新聞處長曹廣榮隨港督尤德去北京，連尤德代表香港的角色也否定，只同意他是英方成員之一；英國認為要「三腳凳」（中方、英方、香港代表）才坐得穩，中國斷然否定「三腳凳」。在之後的每一個要港人廣泛參與的步驟，包括全民就聯合聲明投票，包括後來《基本法》起草，包括八八直選等擴大香港民主成份的安排，中方都強烈反對。因此，中共反對香港民主、港人自主，是從1949年建政時就開始的，這政策只在談判陷僵局時作過字面上的讓步，實際上是絕不容許香港人對自己的權利有任何角色，直至發展到今天香港的政治狀況。
第二，當時絕大多數香港人只是期望維持現狀，抗共意識清楚而普遍，只有少數大專學生和政治團體匯點主張九七後實行港人民主治港，雖有「民主回歸」的含義，但直到1997年，我沒有聽過「民主回歸」的說法，更不用說是當時的香港人支持「民主回歸」了。
第三，香港絕大多數人在抗共意識下，是無奈地接受中英聯合聲明的。前景社在聯合聲明發表後，就覺得香港前景已經無望了，即時解散前景社，多數成員移居國外。沒有團體也沒有人組織遊行抗爭。正如倪匡2019年對我說，如果那時有百萬人上街反對「回歸」，英國也不會這麼輕易放棄香港。（97）
圖，香港前景研究社主席勞思光。
——李怡脸书
文章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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