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活动人士的要求一点也不复杂:他们想分享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担忧,尤其是北京冬奥会的官方商品有可能使用了强迫劳动这一点,他们想听听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采取了什么措施避免这种情况。
几个月来,他们敦促奥委会官员与他们对话。国际奥委会一开始表示反对,后来终于同意见面,但会面只是一次“积极倾听活动”,不分享任何信息。还要求谈话必须保密。
最终,国际奥委会在上月底彻底取消了与维权组织“结束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的见面。
国际奥委会人权事务负责人马加利·马尔托维茨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在国际奥委会将继续加强其在劳工权利方面工作的同时,我们很遗憾地得出结论,由于在谈话范围、程序和保密性等方式上的分歧,贵组织与国际奥委会目前无法进行对话。”
在中国为北京下月举办冬奥会做准备工作期间,外界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担忧尤其突出。世界各国领导人和活动人士关注的焦点一直是中国当局在新疆地区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少数民族的镇压,以及有关维吾尔人受到强迫劳动的指控。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宣布对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国际奥委会一直在转移外界对中国潜在的人权问题施加更大压力的呼声。中国对奥运会来说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也是在财务和组织方面的重要合作伙伴。当曾三次参加奥运会的彭帅在指责中国一名高级领导人强迫她与其发生性行为后从公众生活中消失,国际奥委会与彭帅进行了一次视频通话,并在全球表示担忧的情况下说她似乎安全无恙。每当有人质疑中国在新疆、香港和西藏压制公民自由时,奥委会官员们总是辩称奥运会与政治无关。
但《纽约时报》看到的国际奥委会与反强迫劳动联盟之间的通信显示,即使在与奥运会运作直接相关的问题上,国际奥委会也不愿同北京的批评者接触。
企业也许无法保证其产品生产没有使用强迫劳动,尤其是考虑到中国限制外来者前往新疆地区。但国际奥委会似乎连进行这种尝试都不愿意,该联盟的成员说,其他人权组织也表示过同样的担忧。
“在对强迫劳动做尽职调查上,他们要么没什么可说或可展示的,要么就是不愿意调查,因为他们不愿意向北京亮剑,”美国国务院前官员本内特·弗里曼说,是他代表该联盟向国际奥委会发送了电子邮件。
他说,结果是,“在这个时候,国际奥委会确实不可能排除奥运品牌商品有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内容。”
国际奥委会已与其他人权活动人士见面,讨论中共在香港、西藏和新疆的镇压行动。但这些活动人士在会后指责国际奥委会对他们的担忧不屑一顾。人权观察组织的全球倡导总监胡丹(Minky Worden)说,国际奥委会也曾在今年1月与该组织的代表见面,但拒绝了他们提出让其提供有关尽职调查程序信息的要求。
胡丹说,事实证明,国际奥委会更愿意参与其他地方的人权问题。2014年,在活动人士的压力下,国际奥委会曾督促俄罗斯政府调查建造索契冬奥会场馆的工人被拖欠工资的指控。去年,国际奥委员会曾向日本官员提出对东京奥运会前建筑工人工作条件的担忧。
但胡丹说,“奥委会对中国有一种不同的方法。”
国际奥委会为其处理中国人权问题的方式进行过辩护,称体育是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工具。国际奥委会在回复记者提问的电子邮件中表示愿意与批评人士进行接触,并为其采购做法进行了辩护,指出国际奥委会会与供应商进行接触,有时还对采购过程进行审计。
国际奥委会说,由中国政府官员领导的北京冬奥会组织委员会将在1月中旬发布一份关于负责任采购的报告。
“我们的政策是,国际奥委会听取所有与奥运会直接相关的担忧,”该声明说。但是,“虽然过去曾有人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产品采购表示过一般性的担忧,但从未有人(包括上述联盟)就任何具体案例或情况与国际奥委会进行过接触。”
去年,记者在中国政府为外国记者组织的新疆访问中,在一家工厂看到工人在包装棉纱。对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服装业。 MARK SCHIEFELBEIN/ASSOCIATED PRESS
至于该联盟试图与国际奥委会见面但未成功的问题,国际奥委会说,该组织向活动人士提出了“建设性接触”条件,但已遭到拒绝。
中国政府一直否认任何有关新疆强迫劳动的指控,批评北京人权记录的公司已遭到民族主义的中国消费者的强烈反对。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上月向中国消费者道歉,因为该公司宣布将避免来自新疆的产品和劳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愤怒。
对维吾尔人遭到强迫劳动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服装业,因为新疆提供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棉花或纱线。时报、《华尔街日报》、Axios以及其他媒体的调查已经找到中国强制拘禁维吾尔人的做法与主要的时装零售商的供应链有联系的证据,这种做法已将多达100万人关进拘禁营、被迫参加劳动项目。
国际奥委会也与使用新疆棉花的公司有密切联系。奥运会的官方运动服供应商是中国运动服装巨头安踏,安踏已明确承诺使用新疆棉。国际奥委会在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声明中表示,最近对安踏提供的运动服进行了第三方审计,“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问题。
外界要求企业与此类虐待行为解绑的压力越来越大。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两党议案,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在新疆生产的商品,除非企业能证明这些商品的生产没有使用强迫劳动。
据弗里曼说,在国际奥委会与“结束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之间安排非正式对话的努力始于去年5月,该联盟于去年成立,由300多个组织组成。国际奥委会终于在去年秋天邀请该联盟对会面发出正式请求,该联盟于去年10月8日发出请求。
奥委会官员最初提供了一份书面答复。奥委会人权事务负责人马尔托维茨在去年10月29日发给弗里曼的电子邮件回复中说,国际奥委会的采购政策禁止强迫劳动。但她没有说明国际奥委会如何执行该禁令,只是说奥委会“不时”“与我们的供应商接触”——也就是说,与这些公司本身接触——“要求提供合规证据”。
马尔托维茨补充说,第三方核查是国际奥委会在“未来几个月”“将关注”的事情。
批评人士说,与企业甚至国际足联等其他全球体育组织相比,国际奥委会在采用人权框架方面进展缓慢。国际奥委会已经通过了对主办城市维护国际人权标准的新规定,但这一规定要到2024年后才生效。
马尔托维茨发出电子邮件的三天后,该联盟再次要求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对话。马尔托维茨最终在12月9日表示国际奥委会同意见面,但提出了一些条件。
双方的电子邮件往来显示,该对话将是一次性的。在对话发生前、发生中和发生后,都将对内容保密。而且,国际奥委会只听取意见。
“为明确起见,国际奥委会在见面期间将不与联盟共享信息(除已经共享的信息外),”马尔托维茨写道。
维吾尔人权利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该联盟的成员之一,该组织的项目与倡议主管茱莫泰(Zumretay Arkin)说,她觉得这些条件很可笑。
“这只是告诉你,他们不想做出任何改变的承诺,”茱莫泰说。
12月14日,弗里曼重申了双向对话的呼吁,并要求国际奥委会允许联盟代表在对话发生后对这次见面发表公开看法。一周后,国际奥委会中断了有关讨论。
茱莫泰说,她对国际奥委会是否愿意与该联盟见面一直持怀疑态度。她说,她参加过国际奥委会与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活动人士举行的前几次单独见面,那几次见面没有保密要求。活动人士曾在见面后利用与国际奥委会对话的机会进一步公开批评中国。
“我的一种感觉是,他们不想再冒犯北京,”茱莫泰提到国际奥委会时说。
王月眉(Vivian Wang)是《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此前曾为城市版报道纽约州政治。她在芝加哥长大,毕业于耶鲁大学。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vwang3。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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