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想要重塑全球秩序，以推进其自身利益，体现自身价值观？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野心。她最近出版新书《中国秩序下的世界》（World According to China），对此进行了详细剖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1月17日）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发表讲话时呼吁各国加强抗击新冠疫情合作，共同战胜疫情。他说，“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他还表示，中国将再向非洲国家和东盟国家无偿提供疫苗。
易明的新书也以中国的抗疫外交和在全球抗疫上所做的承诺作为切入点。但是她认为，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个新兴大国肩负起应对人道危机的责任的故事，而是“预示着中国的野心和日益增强的全球影响力对现有国际体系以及75年来支撑这个体系的制度、价值观和规范构成潜在挑战的警告。”
中国秩序下的世界
她说，习近平的愿景不只是改革全球体系，而是重塑现有的自由国际秩序。她说，习近平想要的秩序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心，实现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力量，确保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与中国的保持一致，中国经济既免受外部挑战又在全球化经济中保持大国地位，将中国的价值观、规范和标准纳入国际法和国际机构。
一些观点认为，中国试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全球野心在习近平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易明认为，习近平对于推动实现这个野心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他不仅推动发展实现野心的能力，而且是首位明确表达出这样一种愿景的中国领导人。”
她说，中国没有向外输出共产主义，但是输出中国的威权模式和治理手段。与控制国内言论和信息一样，中国也是试图限制国际上对中国议题的自由讨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直接输出“中国模式”，培训一些国家官员如何审查网络和控制公民社会。中国还利用中国的市场和经济实力与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促使和胁迫其他国家遵从中国的利益。
中国能否重塑世界？
易名说，习近平在实现重塑国际秩序的目标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中国通过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巩固了对香港的控制，通过围海造岛和军事化强化对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成功谈判达成覆盖亚太地区、没有美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关系协定》(RCEP)，通过“一带一路”增加了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军事和安全影响，利用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在人权议题、互联网治理和5G标准制定上发挥更多影响力。
但与此同时，她指出，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以及胁迫性外交，正越来越多地限制中国很多倡议的可信度和吸引力，国际间也对中国的做法产生反弹。她举例说，“一带一路”项目由于缺乏透明和债务等问题在许多国家引发民众抗议，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开拓全球市场上面临更多限制，北京的 “战狼外交”以及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加强了美国与亚太盟友之间的关系，也促使欧洲更加深入参与亚洲事务。
不过易明说，面对这些反弹，中国几乎没有改变其行为。她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的核心战略优先事项是模维护共产党统治和社会稳定以及实现主权野心，而且“相比过去的领导人，他在追求一个目标时，对可能引发的不稳定有更大的容忍度。”她说，习近平有自己的一套优先事项，“讨好国际社会在他的优先事项中处于非常低的位置。”
易明日前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习近平能否实现他的野心取决于很多因素，一方面包括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情况，以及其他高层领导人和中国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世界能否抵御中国的胁迫，以及民主国家能否提供有说服力的未来世界愿景。
价值观竞争
美国应如何应对？易明认为，首先是如何看待中国挑战的问题。她认为，中国构成的根本挑战是价值观和制度层面的，简单地用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去看待带有误导性。她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这种框架让北京有机会将外界对北京的批评都归咎于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并会助长北京所谓的“东升西降”叙事及其过度自信。
她在书中说，强调价值观之间的竞争，将能迫使北京阐明它愿意在哪些方面维护现有规范以及在哪些方面寻求改变，并更可能使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以促进那些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
易明指出，为了确保“中国秩序下的世界仍是尚未实现的野心”，美国首先也需要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确保自身的治理体系体现美国自己所说的价值观，然后应在传统的盟友和伙伴体系之外构建更广泛的联盟。
易明目前暂时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职位上离职，在美国商务部担任高级顾问。以下是易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内容节选。采访以及书中内容仅代表她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政府或美国商务部，也不代表美国之音。
记者：中国秩序下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易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承认，习近平有关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愿景，不只是对全球体系进行边缘改革。他确实是有重塑未来世界的愿景。我想可以从五个不同的维度来看。
首先是重新绘制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地图，承认中国的主权主张，当然有对香港的，也包括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正如我们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看到的那样，中国在与印度的边界争议，与日本的尖阁诸岛领土争端，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领海争端方面，表现出很多军事上的强硬，基本上是试图重申习近平和中国领导层所认为的中国对这些领土的主权主张。
其次是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力量。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一点上有很多战略，但主要是通过发展那些不包含美国的区域性经济和政治安全组织。我认为，在将美国排出在外这一点上，他做得并不是特别成功，不过这是他战略目标的一个方面。
第三是将中国的价值观、政策偏好和规范根植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最好的例子就是“一带一路”倡议。这最初是一个硬件基础设施项目，但从2013年宣布后的这八年多以来，它已渐渐衍生出了“数字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和“极地丝绸之路”，并带有政治维度。中国还在吉布提建立了首个军事后勤基地。所以，这是一个正在进行当中的不断扩展的项目，以非常实质性的方式在其他国家嵌入或维护中国的利益，传播中国影响力。
第四个维度是中国试图让中国经济免受外部挑战，同时又能在全球化经济中保持全球大国的地位。最后，习近平试图进行他所称的领导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这实际上是为了在国际机构中巩固中国的规范和偏好。无论是关于互联网治理还是人权，甚至是经济发展实践，这都是为了让国际机构与中国的偏好更为一致。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习近平2012年底掌权以来一直在追求的愿景。
记者：您非常强调习近平在推动中国重塑国际秩序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假如习近平没有执政，中国是否也会追求和现在一样的道路呢？
易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美国也引发了很多辩论。一些人认为，中国是崛起大国，崛起大国必然会威胁到主导大国，这只是事物的自然规律。也有其他一些人认为，中国的这种野心可以一直追溯到过去几十年，习近平与任何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什么显著不同。
我认为领导人很重要，而且事实上习近平执政产生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不仅推动发展实现野心的能力，而且他是首位明确表达出这样一种愿景的中国领导人。这个愿景包含国内维度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治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有一支能“打赢战争”的人民解放军，人均GDP翻番，将中国从制造型国家转变为创新型国家——这是中国能够在全球舞台上宣传自身的核心所在。我认为，政策偏好、政策想法可以在任何时候存在，但关键在于领导人决定怎么做，他或她做出什么选择。我认为习近平做出了一系列他所特有的选择。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的一个有趣的论点是，我们不应将中国挑战放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这样的框架中来看，您认为这样是有误导性的，并且服务于中国的利益。您为什么这样认为？
易明：当简单地用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这种双边情况来描述时，首先这让北京能把所有事情都归结为是美国在试图遏制中国。所以无论中国做什么，不管是它的胁迫性战狼外交，还是它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或者是它对香港民主的扼杀，不管它采取什么政策，或者它在南中国海进行什么活动，中国都简单地将由此产生的国际反弹归咎于美国，说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害怕中国崛起，因为美国试图遏制中国。这其中所忽略的事实是，例如是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调查，而它现在正因此遭到（中国）抵制。忽略的事实是，全球民调显示，对习近平的信任和希望中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全球民意创历史新低。因此，如果将中国挑战置于这种双边背景中来看待，中国便有机会说，除美国外，没有其他人介意我们做什么。这根本不是事实。
另一方面，这种分析框架有利于中国，伤害美国，因为一切会被描述为，中国所得就是美国所失，中国上升就必然相对意味着美国有所失。……这也导致了“东升西降”这种叙事，认为西方正在衰落，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认为，这种分析框架有害，因为它误导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误导了他们有关国际社会对中国行为担忧的性质。它有害，是因为我认为这种叙事助长了中国政府的过度自信，削弱了美国政府的自信，这种自信的降低对美国可能有些时候是有利的，有时则并非如此。
记者：您在书中指出，中国构成的根本挑战是对支撑现有基于规则的秩序的那些价值观、规范和制度的挑战。有意思的是，中国也试图定义国际秩序和民主这些概念。您如何看中国的这种尝试？
易明：我和中国的同僚讨论过此事。我们过去经常看到过“中国特色人权”，“中国特色全球化”的说法，什么都加上中国特色。我认为，就民主而言，没有什么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我对我的中国同僚说，你们在威权体制下取得了成功，你们得承认。你们得承认取得的成功和失败，别试图扯上民主。你们不是民主国家，你们没有一个直接响应人民意愿、定期更替领导人的制度。这没有发生。你们的媒体也没有透明度。你们没有法治。你们基本上没有任何支持坚实民主体制的机构。
记者：中国也声称，“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您怎么看中国的这种说法？
易明：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非常令人费解的观点。我的意思是，许多国际机构在二战后建立，中国的抱怨是，中国在这些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但是世界银行或世界贸易组织这些机构，中国是参与其中的。这些组织美国支持，中国也支持。……所以我不确定，中国所说的国际秩序应该不一样是什么意思。
我想唯一清楚的地方是，我们看到中国说想要看到美国联盟体系的解散。这种体系不是广泛存在于全球规范和制度之内的，而是美国及其盟友所独有的。对此我认为，这更像是中国想要试图建立自己的一种半同盟体系，就像我们看到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和伊朗等国开展军事演习和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接触那样。我感觉中国开始了自己的联盟。
不过坦率地说，中国的行动过去十年来反而是加强了美国的同盟体系。我的意思是，其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破坏稳定的行动，对台湾的威胁和对香港民主的打压，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国际社会的担忧，这促使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之间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联盟体系，一个新的防务协定。而且突然之间，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都对亚洲的安全问题更加感兴趣，北约领导人还指出北约有必要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关切的议题进行讨论。所以说，中国自己挑起了这一切。
记者：您在书中列举了中国如何使用外交政策手段来实现其目标，但感觉中国的做法中存在不少矛盾的地方。比如说，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医疗防护设备，这是有利于中国形象的，但同时，中国的“战狼”外交官们又点起了战火。您如何解读中国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
易明：不得不说，这仍然也是我对中国外交政策行为感到费解的其中一个方面。正如我在书中所说，对中国来说本应是一场有关新冠病毒的外交胜利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外交失败。在中国国内，人们认为中国控制新冠病毒的方式是最佳的，这帮助提升了中国领导人的形象。但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情况则不是如此。为什么？中国在其境内遏制了病毒的传播，这是值得称赞的，但中国在向外国提供个人防护设备时，却又对感谢不足的国家威胁断供，还有发起对澳大利亚的抵制，然后在世界其他国家还被疫情所困之际，中国又发起了那些军事上咄咄逼人的行动。
我似乎只能这样解释：对于习近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来说，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对可能以任何方式批评中国的外国人进行回击，得到国内支持，而不是试图吸引外国人。所以即便习近平说他希望中国提升软实力，树立一个可爱、可信、可敬的对外形象，就像他去年夏天他对他的外交官所说的那样，但他实际上并不愿意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实现这一点。我感觉，他自己认为的所说和所做之间存在脱节，也就是那些听起来不错的话——比如中国是大家的朋友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与中国实际做的存在着脱节。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人们观其行，不只是听其言。我认为这是中国领导层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种脱节？
易明：我认为，不同的意见要到达中国领导层变得困难了。我知道一些领域的中国政策分析人士和学者越来越担心，他们撰写一些与上层方向不一致的研究和论文，可能会受到职业或其他方面的某种惩罚。我想，存在这种对表达不同观点的害怕和忧虑。这意味着最高领导层获得的不同意见和观点的维度可能比应有的要窄。我认为这是部分解释。
还有部分原因可能是习近平本人的性格和野心使然。我觉得，他对风险的容忍度很高，相比中国过去的领导人，他在追求一个目标时，对可能引发的不稳定有更大的容忍度。他有自己的一套优先事项，讨好国际社会在他的优先事项中处于非常低的位置。
记者：我们谈了很多中国想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这对世界其他地方意味着什么？美国和其他国家应如果应对？
易明：我认为，目前美国的战略本质上是要让我们自身更加具有竞争力。我们现在感觉自己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落后，所以把重点放在建设自身的韧性上面，并且加强与盟友的合作。我认为，正如许多文章所说，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而且人们相信中国对美国的接触方式不感兴趣，认为习近平将中国推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所以现在在强调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比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这其中不仅涉及安全议题，现在还包括技术议题，疫苗合作，所以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倡议。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也是和欧洲人在一系列新的议题上展开合作。美国还提出了一项新的被称为“印太经济框架”的构想，以期在一系列议题上更广泛地参与亚洲的经济活动。还有新的多边主义努力，在特朗普时代后，美国再次表示愿意支持国际机构，领导这些机构，在财政上支持这些机构。美国回归到了更为传统的外交政策，以确保中国不会真正成功地改写国际机构的规范和价值观。当然，也有对中国的反制，力图确保中国无法在南中国海取得更多进展，无法在东亚取代美国，无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其那种压迫性的政治手段传播到其他国家。所以我想，现在在展开很多努力，来抵制通常所说的中国的恶意活动或行为，有这一系列的行动。
我最后想说，人们也相信，美国仍然需要与中国合作。我们仍然希望与中国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我们看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虽然不是非常密切的伙伴关系，但有不错的一致性。我认为在能源问题上一直有些合作。所以我希望美国和中国仍有合作的空间。我确实认为在这些全球挑战领域保持并继续加强合作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两国不能尽己所能应对这些挑战，世界将无法应对挑战。所以我希望，这段关系的背后仍然能有那种努力和能量。
文章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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