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后，我们需要为新世界制定新规则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被描述为后冷战时代的结束。这并不十分准确。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我们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持续了大约十年。

1990年代是“历史终结”的时代，当时华盛顿认为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引领世界进入更加民主、更自由市场化和更基于规则的秩序。在9·11事件之后，这些优先事项逐渐消失，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没有任何国际问题比打击激进伊斯兰主义更重要。十年后，也就是本·拉登在2011年被击毙后，奥巴马实际上等于宣布反恐战争结束了，称现在应该“专注于国内的国家建设”。

过去这十年的活力，可以体现在两任总统对两次危机——都涉及乌克兰——所做出的反应之中，非常能够说明问题。

首先是奥巴马对俄罗斯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不温不火的反应，之后他拒绝向基辅提供至关重要的军事援助，理由是乌克兰的未来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而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第二件事是特朗普在2019年试图对泽连斯基进行敲诈，他试图阻止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以换取拜登家族的丑闻。

换言之，奥巴马看着乌克兰，问：“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特朗普看着乌克兰，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于这两位总统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都不是阻止俄罗斯再次入侵，更不是鼓励乌克兰的民主发展。

与此同时，普京看着乌克兰，并且得出结论：“这一切都对我有好处。”

俄罗斯总统入侵乌克兰可能有各种动机。但如果认为他没有受到诱惑，那就太愚蠢了——因为我们似乎对乌克兰的命运漠不关心；因为历任美国总统都愿意继续与他做交易，即使他入侵邻国、对异议人士下毒、入侵我们的网络、干预我们的选举；因为欧洲的军事实力减弱以及对俄罗斯能源日益依赖；因为一个执意要推翻美国领导的自由秩序的专制轴心正在成形。

所有这一切使普京的乌克兰策略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好的赌注——只是他没有考虑到乌克兰人民的勇气、他们伟大的总统，以及他自己军队的无能。这种勇气让西方有时间重整旗鼓，帮助拯救乌克兰。这也应该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未来十年看待外交事务的方式。我们需要为新世界制定新规则。

新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下面有几个想法：

自由世界的自由贸易。经济民族主义从来都行不通。俄罗斯经济与世界其他地区脱钩已经很痛苦了。而与中国脱钩的唯一长期希望是通过自由国家和盟国之间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这意味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复兴，以及与欧盟和英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帮助那些自助者。如果说过去20年的教训是我们不能为那些自己不愿意争取自由的人争取自由，那么乌克兰的教训是，我们至少可以为那些愿意为自由而战的人提供工具，让他们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一种模式是美国和英国去年与澳大利亚签署的核动力潜艇协议，如果要对中国构成威慑，政府需要加快这一协议的进程。另一种模式是以色列，我们用美国战机武装以色列，这样我们就永远不需要用美国军队来保卫它。

平行的全球机构。中国通过拒绝履行其承诺，从而破坏了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利用国际刑警组织迫害持不同政见者，从而破坏了该组织。拜登政府可能不想退出这些传统机构，但它可以投资以民主作为加入标准的新组织或新生组织，从而降低这些传统组织的重要性。

诚实对待能源问题。未来几十年，世界还需要碳基燃料。我们在北美——包括在美国的联邦土地上——开采更多的石油，比要求沙特阿拉伯增加产量或希望通过解除制裁，从委内瑞拉和伊朗获得更多石油要好得多。不增加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结果不只是改用清洁的替代能源，还意味着要用肮脏的石油国家能源。

认真对待国防问题。在外交政策领域，最愚蠢的争论是关于中国还是俄罗斯谁是更严重的威胁。真正的答案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我们确实有增加国防开支的余地，目前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4%，大约是繁荣的1980年代的一半。一支拥有500艘军舰的海军——也就是增加200艘军舰——应该成为国家的优先任务。

必胜的信念。“这是我对冷战的策略，”里根曾对他的顾问理查德·艾伦说。“我们赢，他们输。”他在1977年说过这句话，这在当时这似乎是一个白日梦。12年后，它却成了事实。让我们以一个不受普京这种人困扰的世界为目标吧。

Bret L. Stephens自2017年4月起担任《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面的专栏作家。他于2013年在《华尔街日报》工作时获普利策评论奖，此前还曾担任《耶路撒冷邮报》主编。欢迎在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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