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追梦的人，如今在哪里？
一九二零年代早期，四度访问上海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魔都》一书中夸张地写道：“在街上行走的，男的你就当做是盗贼，女的就当做是娼妇吧。”这种话今天可不能乱说，是严重辱华。
在辛亥革命之后五年来到中国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每天都写报道寄回日本发表。他吃着油条，看着《新青年》，行走在上海这座比东京更繁华的城市的大街小巷。他发现，沪上文人大都有“叫局”（招妓）的风习。在雅叙园的局票上，“角落里还印有‘勿忘国耻’的字样，以鼓动反日的气焰”——这就是中国特色：招妓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招妓。他在街头看到有人买卖孩童，对方告诉他：“小点的三块钱，大些的五块钱，想要更大一点的孩子，那家的姑娘十五岁，五十块带走。”他拜会了曾留学东京大学的激进知识分子李人杰（李汉俊），聊到对时政的看法。李说，“现代之中国无民意，无民意则革命不生”。四年后，中共一大在李人杰家中秘密召开，因引起巡捕房注意，又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与会者之一就是日后将改变上海和中国的“英雄”毛泽东。李人杰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桂系将领捕杀，没有看到中共建政后，为了提防革命而扼杀一切民意。最资本主义的上海，却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这一矛盾的双重身份，至今仍然在困扰着上海。
将近一百年后，美国国家广播电台的记者史明智在上海居住数年，对已然翻天覆地的上海作了系列报道。《长乐路：上海一条马路上的中国梦》是他第一本着作，用白描手法勾勒被官方的“大梦”遮蔽的若干上海小市民（很多是外地移工）的“小梦”。他并不认同习近平的“中国梦”，认为“将人们的梦想（人类最私密最个人的财产之一），拿来实现国家与党的目标，听起来跟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指令没有什么两样”。他也发现,“真正打从心底相信共产党的人寥寥可数。这个政府从掌权就一次次地证明自己并不值得信任，对其抱有信心简直太傻”。他更发现，在长乐路上，很多平凡人有自己的梦想，并努力追寻其梦想，他乐观地期待由此出现中国美好的愿景。
史明智笔下，有来自山东乡村、经过多年打拼在长乐路上开了一家花店的赵女士，虽然她没有办法让两个儿子在上海读书并参加高考，但她让他们成了半个上海人；还有来自湖南衡阳的青年小陈，他靠做意大利手风琴公司的中国代理而致富，在长乐路上开了一家洋气的三明治店，虽然这家店没有赚到什么钱，但他希望这店成为梦想的起点；还有担任美国最老牌广告公司智威汤逊上海分公司企划总监的陈亨利——这名在上海长大、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青年，相信中国年轻人正在以西方的方式追求个人主义，更相信中国的文化根源与遗产能让中国“所向无敌”；还有一个由高阶主管和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组成的重机车队，他们在工作之余驾驶着各自的坐骑到西藏和新疆旅行，由此找到一种自由情怀和生命激情。这一面的上海与中国，生机勃勃，活力四射，良善美好，有一种美国“镀金时代”的气息。然而，在史明智写下他们的故事不到十年之后，在暴力封城的上海，他们还安好吗？他们的梦想还能持续下去吗？
那些梦想被掠夺的人，不会停止抗争
史明智用更多篇幅描述那些梦想被掠夺的人。追求梦想、正在实现梦想和已然实现梦想的人，毕竟是少数；在上海和中国，梦想被掠夺的人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极少“在沉默中爆发”，而通常“在沉默中灭亡”。史明智赶上了上海经济成长的爆发期，每天都有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每天又都有人的尊严被践踏、人的生命被毁灭。正如郁达夫当年在《伤感的行旅》一书中所感叹的那样：“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
史明智讲述了麦琪里遭到强迫拆迁的故事，尽管居民坚持抗争多年，仍抵挡不住政府的怪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屈指可数，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圈地卖钱。二零零五年一月九日，三名暴力拆迁的流氓在麦琪里四处放火，驱赶拒绝搬迁的住户。在这里居住一辈子的七十多岁的朱水康和李杏芝夫妇在屋子里被烧成两具焦尸，朱水康是曾经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老兵。他们是为捍卫私有财产而被烧死，跟追求言论自由和台湾独立而自焚的郑南榕、跟因抗议中共暴政在布达拉宫前自焚身亡的藏族歌手才旺罗布（以及其他数百名自焚的藏人）同样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未来上海成为东亚自由港或自由邦的那一天，未来上海重新恢复工部局式的自由秩序与治理的那一天，应当竖立起朱水康和李杏芝的塑像。
史明智多年追踪“钉子户”陈里长和谢国珍夫妇，坚持数年之后，他们的房子仍然被推倒，家中的一切不翼而飞。他们去徐汇区政府抗议说：“一九三零年代的日本人都没有抢走我的房子，四零年代的国民党也没有，它甚至撑过了文化大革命。但现在一群法外之徒就这样抢走了它。”他们在抗议信中写道：“只要拥有权力，你们就能践踏体制，侮辱人民，也能侵犯人民的人权。我们实在太天真，相信报纸与电视的报导，误信政府对人民所做的承诺。你们可以夺走人民的土地，但终究失去我们的信任，而信任才是国家的基石。”陈里长当着史明智的面泣不成声：“我们失去了尊严，失去了安全感。什么都没了。政府嘴巴里说着中国梦，但到底是谁的梦？”
史明智还写了将上访当做生命支柱的六十一岁的奚国珍女士的故事。强迫拆迁发生时，她被拆迁人员架走，手指被折断，丈夫被困在家中，家中很快起火。官方随后宣称其丈夫自焚身亡，而她相信，丈夫是被打死后纵火湮灭罪证。她屡屡到北京上访，被捕、被关押在黑监狱、遭殴打成为家常便饭，身体很快垮掉了。她的儿子伟祺经历了这场灾难后，拼命学习，考上美国康奈尔大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正是中国的房地产与资金流。他的父亲为此而死，母亲一辈子都在为此如西西弗般奋斗，他经过研究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对私产的尊重与否将会决定其成败：“一旦政府懂得尊重私人财产的概念，也就有机会培养一群不必担心自身安危的权贵。一段时间后，这群人会变得相对理性，也会学会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而彼此妥协。”
史明智采访伟祺时，伟祺在香港的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他的母亲因为上访的“前科”和档案中的“污点”不被允许出境，无法到香港探望儿子。伟祺到香港工作，很大原因是希望离母亲近些，坐两个小时的飞机就能回上海探望母亲。他对中国未来变好充满期待，他假设统治者跟他一样拥有理性，即便是冷酷的利己理性。然而，习近平政权毫无理性，不到几年时间就摧毁了英国统治一百多年才在香港建立起来的自由与法治。不知如今伟祺是否已离开香港、回到美国？
一场新的国进民退、化私为公的运动正在中国大力展开。最具风向标意义的一个案件是：二零二一年七月，河北民企大午集团创办人孙大午被判刑十八年。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五日，其资产遭拍卖，估值逾五十亿人民币的资产以底价六亿多成交。孙大午的儿子孙福硕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中写道：“我无法解释大午案被政治化、敏感化、妖魔化的魔幻现实。”全体集资人发表声明，对集团被低价拍卖“深感震惊、痛心和担忧”，指司法机关强制拍卖，不仅对企业和员工极不负责，也损害集资参与人的利益。然而，这些抗议如犬吠火车，习近平置若罔闻，在中国保护私有产权只是一句空话。
当宗教信仰沦为装神弄鬼，就如同传销组织
习近平的“中国梦”并不能安顿中国人的灵魂，一场“中国灵魂争夺战”正在开打。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曾发布一份以此为主题的报告，研究中共宗教控制政策的演变，及公民对这些政策的反应。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库克指出：“共产党严格的控制，使得得到国家认可的官方宗教机构无法满足中国社会对宗教的需要。结果是，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宗教黑市，迫使很多信仰者在法外从事信仰活动，将政权视为不讲理、不公正、不合法的政权。他们既包括道教徒，也包括基督教新教徒，以及藏人佛教徒。”他认为，在中国灵魂的长期争夺战中，最终失败的会是拒绝改革的共产党。
普利策奖得主、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张彦有一本名为《中国的灵魂：后毛泽东时代的宗教复兴》的着作，书中写到在北京举办茶会和香会敬神的群众、在乡间为人举办丧仪看墓的风水先生、学习气功与国学的知识份子，以及成都基督教归正教会秋雨之福的牧师王怡及会众。在其笔下，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真正的信徒，相信其宗教信仰能让自己变得更好，让他们与某种更高的观念与存在连结，乃至帮助更多人、改善衰败的公共生活。若没有宗教信仰，中国将变得非常可怕，北京大学伦理学者何怀宏坦陈：“野蛮残忍层层堆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张彦提出这样的观察：“繁荣的新时代中，却隐藏一股愤怒与暴力的暗流，人们在网际网路上更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张彦写出中国宗教生活复兴中的阳光，却有意无意迴避了阴影——这本书似乎只写出华人宗教信仰中“上半部”的世界，更为隐微、细碎却盘根错节的“下半部”仍躲藏在阴影之中。
史明智的《长乐路》不是以上海市民的宗教信仰生活为主题，却在部分章节中涉及这一面向。他是高度理性的无神论者，不认同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等西方主流宗教，对中国的佛教等传统宗教更缺乏兴趣。但他发现，中国正深陷一场道德危机，政府无力提供出路，民众遂自发寻求能“安心”的精神资源。在他描写上海人的宗教生活时，偏重负面与荒谬的部分（或许他刚好观察到这一面）。
傅大婶带史明智去一家非官方的灵恩派教会聚会，他跟教友们一起排队吃饭，仿佛身处一个大家庭，“大家的表现都很文明，没有人推挤、吐口水或插队”，但他不喜欢五名身穿黑色迷你裙的女子在台上带领唱的新潮歌曲，也颇为排斥会众站起来鼓掌、举手、闭眼握拳唱歌的形式，认为这有点像美国南方的灵魂乐。据说当过罪犯、手上戴着劳力士手表的江牧师的讲道，更让他反感：“江牧师这套布道内容显然已经说过数十次，甚至可能有数百次，已经把笑话的用词与节奏修饰得非常完美。……他的发言有一种特别的节奏，一应一答的韵律，更教人无法抗拒。对于像傅大婶或者其他年龄够大的人，这也会让他们联想到一九六零年代的政治集会，上千名红卫兵齐声大喊‘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各种口号。这类重复性的字句会触发一种催眠效果。”傅大婶除了上教会，也热衷于参加传销活动，还带着史明智去传销组织面谈，企图将他发展成下线却没有成功。其实，背离真理的教会跟传销组织又有什么差别呢？
史明智还拜访了在长乐路巷弄内的“国学新知”研究中心。其创办人徐渊介绍说，中心创办仅两年，就有超过五万名年轻人参加过他们举办的活动。他希望让年轻人重新认识孔儒思想，尤其是孝亲观念。史明智注意到，其推广海报的标题是“中国梦，我的梦”，这六个字显示儒学或国学是中共当局有意倡导的。徐渊与他的前辈、张彦曾在书中写到过的、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南怀瑾一样，对儒学服务于权力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藉机发大财。
开三明治店的小陈带史明智去了一间位于远郊的寺庙。主持是一位低调的藏传佛教和尚，信徒或其家人大都患了中西都医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前来求助。师父与信徒的对话，宛如医生诊断病人，他提出的诊治方案是非常规的：或买鳖放生，或去普陀山拜观音，或停止服药。师父自信地对一位希望解决女儿自闭症问题的母亲声称，“叫那些北京的医生去检查自己的脑袋，听起来有毛病的是他们。”史明智用颇为戏剧化的笔法描写信徒与大师交流过程，此种宗教无疑已经沦为杂耍骗术。
从“上海人在德令哈”到“上海人在纽约”
本书中最动人的一个故事，是史明智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包半个多世纪之前的私人书信。写信的人是一九五七年被捕的上海小资本家王铭，三十五岁的王铭被送到一千六百公里外的青海德令哈劳改农场，一直到毛泽东死才获释。在那个信件被严密检查的时代，长达二十年间的家人通信，通常以抄录毛语录开头，文字平淡、冷漠而内敛，却不乏微言大义。一开始，是王铭的妹妹给他回信，他的妻子必须假装与丈夫断绝关系才能带着孩子在上海挣扎着活下来。十年之后，王铭才收到妻子的信，他恳求邮寄去孩子的张片，以及以前的照片，特别是“我还在家里的大合照”，“每次只要沮丧，我就会反复仔细阅读你的来信和照片，这对我的健康有益”。这真是让人欲哭无泪、于无声处听惊雷。
在这里，我看到了德令哈这个地名。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地名，是在北大校园诗人海子的抒情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中：“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那时，我是一个浪漫的文学青年，对德令哈充满美好的想像。后来，我在人权活动家吴宏达的自传中再次看到这个地名，吴宏达也被关押在附近，其自传中充满生吞活剥一头冬天冻僵的蛇之类的细节。再以后，我才知道德令哈来源于蒙古语中的“阿里腾德令哈”，汉语译为“金色的世界”——中共极权政府将蒙古人的“金色的世界”打造成纳粹集中营东方版的劳改营，作为蒙古人的我，岂能不怒发冲冠、仰天长叹？
王铭获释回上海的时候已经五十七岁，他的平反申请被驳回。家人对他不无怨恨，他后来孤独地死在老人院，妻子和孩子都没有出席他的葬礼。他和吴宏达的命运，是整整一代上海人的缩影。比他们更悲惨的人早已丧生在德令哈和夹边沟等很多有名无名的劳改营，连墓地都没有。那些最热爱资本主义、最热爱自由和独立的上海人都被消灭了。后半生在美国首都建立以“劳改”为名的博物馆的吴宏达，二零一六年在洪都拉斯度假时意外地溺水身亡，象征着劳改营倖存者那一代遁入历史深处。
而王铭子女的故事还在继续。王铭的第五个女儿多年前移居美国，二十年后的二零零八年，王铭的小儿子王学颂和王铭的妻子刘舒元通过亲属移民到了纽约，“上海人在德令哈”的悲惨故事终于转变为“上海人在纽约”的带有喜剧色彩的故事。法拉盛的街道赶不上上海那么巍峨宏伟，但在这里，王氏一家至少可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史明智在法拉盛图书馆见到正在努力学英文、考取技师资格的王学颂。史明智影印了所有的信件要给他，他却拒绝收下，并表示没有家人愿意保存和阅读这些资料，下一代更对那段历史没有什么兴趣。中国人本来以历史为信仰，如今却以遗忘作为生存的前提。这位被父亲连累大半辈子的上海人，将所有的遗憾和痛苦都留在上海，鼓足干劲在美国展开其人生下半场。如今，当他看到上海封城的种种惨剧时，或许会庆幸自己在中国国力臻于顶峰、上海经济发展最快之时断然离开，上海那个不能保护私有财产的地方不是他的家，美国才是他的家。
史明智对上海的期望、对中国的期望一一落空了。上海未能像领头羊那样将中国带向更富裕、自由与幸福，恰恰相反，极权主义的幽灵再度将上海卷入一个可怕的黑洞，就像一九四九年那次一样。史明智在书中写到的形形色色的上海人，不知道谁能在这场浩劫中物质与精神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本书出版之后，他们身上继续发生的故事，一定更是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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