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理解俄国和中国自残自毁的文化逻辑（下）

由海权帝国建构的现代世界所推动的全球秩序，并非是能用公平和道义来辩护的秩序，但对陆权帝国主导的政治秩序而言，海权帝国的挑战具有极大颠覆性。这是因为，海权帝国向其他文明展示了一种「主权在民」的理念之可欲与可能的愿景，这就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俄国和中国自残和自毁的文化逻辑，乃至理解人类可能自毁的逻辑，都十分关键。

海权帝国对陆权帝国的挑战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文化共同体身份认同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价值认同的挑战。统治者当然要强调前者来维护秩序和既得利益，而反叛者则必然从「洋人」带来的「自由」理念中获得极大启示和激励。但无论是当权派还是造反派，都很难摆脱陆权帝国政治文化的束缚，因为这种政治文化不仅是一种符号，也不仅是传承的故事，而是前辈从历史灾变中得以幸存选择的生存策略。无论在哪个社会层面，改变这种生存策略的风险都是极大的，但「自由」的诱惑又难以抗拒，因为这种人类共有的文化本能深植于远古祖先的生存策略留下的共有基因。

没有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是否会走上一条更好的路径？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我倾向于认为，联省自治那段历史以及后来一些省份和地区的自治成就，特别是阎锡山在山西的成就，也包括贵州石门坎的地域文化重建奇迹，可以支持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没有一战和俄国革命，由地方文化精英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基督教文化精英合作推动的社会变革，很可能有利于现代社会自治的资源快速成长，从而不仅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进入良性进程，而且对整个人类都带来巨大的福祉和机会，尽管中国的政治版图有可能会失去东北，且收不回台湾。

不难理解的是，俄国革命给中国急功近利的变革者带来了一种似乎可以两全其美的现代化方案：既能完成主权在民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革命，又不失去大清帝国的庞大疆域，更重要的是，避免中国分裂乃至被瓜分的「乱世」之灾。我相信，这是「走俄国的路」能吸引如此多中国文化精英最深层的原因。历史证明，俄中两个陆权帝国选择建立「红色帝国」的生存策略来回应现代世界和海权文明的挑战，不仅未能完成「主权在民」的变革，反而造成了空前的社会和人道灾难。俄罗斯因冷战失败再度面临解体危机，而毛死后的中国甚至发生过被「开除球籍」的忧虑。

中俄的改革派虽然在经济市场化方面获得了某种成功，但无法改变多元自治的道德和文化资源严重不足的基本格局。结果是，通过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获得的财富急剧膨胀，俄中再现了托克维尔解释法国大革命的逻辑，所不同者，在所谓「转型」过程中获得权力和发了横财的新贵，更缺乏正当性，从而陷入「我将无我」的极度恐惧。我认为，正是权贵和平民对帝国秩序瓦解的恐惧，把普京和习近平这样的人推上了权力的顶峰。两人的共同之处，都是帝国秩序的维护者。两人利用多数人对帝国崩溃的恐惧来攫取和巩固个人权力，却不得不选择自残自毁的治国方略，根本原因，就是陆权帝国以「人命换天命、空间换时间 」的生存策略来延续和扩张的内外环境，已不复存在。

文章来源：RFA